Privilege Privilege 8.4分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名校菁英?

馬蓋先
2018-05-13 13: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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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首發於土逗公社《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名校菁英?》,便於書友查看,特貼於此) 菁英未必名牌加身,但是侃侃而谈对他们来说似乎轻而易举,他们也好像能够轻易地与任何人建立任何话题。所以,要做一名合格的菁英,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这是大众对于菁英的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印象之一,那么,菁英的生活真的那么容易吗?基于美国私立菁英高中St. Paul田野调查,Shamus Rahman Khan(2010)在《Privilege》一书解释道,看起来如鱼得水的菁英生活其实是被社会对主流菁英的期待所建构出来的,在被培养成为符合大众对名校中的“合格菁英”的过程中,学生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自我改造的过程。据此,本文藉由Khan对美国菁英日常实作的分析,呈现菁英的塑成过程。新菁英群体的崛起——当代美国精英崛起的社会背景Khan分析了美国菁英的转变过程,这包括三类,古代菁英(ancient elite)、旧精英(old elite)与新菁英(new elite)。古代菁英是欧洲长期垄断政经特权的贵族家庭,这类菁英的特权身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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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首發於土逗公社《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名校菁英?》,便於書友查看,特貼於此) 菁英未必名牌加身,但是侃侃而谈对他们来说似乎轻而易举,他们也好像能够轻易地与任何人建立任何话题。所以,要做一名合格的菁英,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这是大众对于菁英的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印象之一,那么,菁英的生活真的那么容易吗?基于美国私立菁英高中St. Paul田野调查,Shamus Rahman Khan(2010)在《Privilege》一书解释道,看起来如鱼得水的菁英生活其实是被社会对主流菁英的期待所建构出来的,在被培养成为符合大众对名校中的“合格菁英”的过程中,学生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自我改造的过程。据此,本文藉由Khan对美国菁英日常实作的分析,呈现菁英的塑成过程。新菁英群体的崛起——当代美国精英崛起的社会背景Khan分析了美国菁英的转变过程,这包括三类,古代菁英(ancient elite)、旧精英(old elite)与新菁英(new elite)。古代菁英是欧洲长期垄断政经特权的贵族家庭,这类菁英的特权身份来自于先天的家族血缘;旧菁英是指那些靠着自己财富累积而跃升为资产阶级的人。随着旧社会制度逐步瓦解,为了维持自己的菁英特权,旧菁英阶级在空间、社会网络、教育等诸多面向均树立专属于他们的阶级特色,以区分其他阶级、保有自己的特权。旧制度逐步瓦解的过程中,旧菁英面临时代的挑战,因此,他们试图建立地理、文化上的社会屏障。具体来说,旧菁英搬离市中心,与普通大众产生空间、地理上的距离,他们远离工厂与一般群众,也建立自己的军械库防御群众的抗议;同时,旧菁英也成立美术馆、博物馆、剧院等高等文艺场所,试图在文化上与群众产生区隔直至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熏陶下,社会重新定义了美国菁英,这一新式定义强调凭借个人天赋与努力以实现个人阶层流动。在这样的历史转型中,自由、开放成为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旧菁英固有的阶级隔离行为受到挑战,新菁英随之出现。新菁英强调,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社会流动,而社会分层的原则也必须基于个人功绩,而非传统的血缘、性别或种族,如此,“菁英统治(meritocracy)”应运而生,即只要足够努力、发挥才能,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菁英。圣保罗寄宿学校(St. Paul):《Privilege》里的菁英高中圣保罗寄宿学校(St. Paul)始创于美国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它以培养时代菁英为使命,而其培养的菁英模样也从旧菁英转变为当代的新菁英。如上所述,在面临社会巨变之前, 旧菁英曾经以创建高等文艺场所,试图在文化上与群众产生区隔,其中,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正是文化隔离的重要手段之一,寄宿学校用以维持家族的团结,成为精英社群内部互相联系的关键方式. 历经民权运动的沉淀, 新菁英逐渐崛起,而圣保罗寄宿学校也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 开始以培养新式菁英为目标.新菁英的特色不在于展现其独特的阶级秀异(distinction),而在于展现一种能够融入各种文化的“自在(ease)”,而菁英学校的作用,就是在培养其学生身体化(embodiment)这种自在的能力。Shamus Rahman Khan正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入读圣保罗寄宿学校。Khan的父亲出生于巴基斯坦,是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母亲出生于爱尔兰,是一名护士。为了让Khan获得优质的教育,父母举家搬迁至纽约的波士顿郊区,在他14岁时,他进入圣保罗高中就读。从圣保罗高中毕业之后,Khan顺利地进入著名的文理学院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尔后于威斯康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他以老师的身份重回母校圣保罗高中进行田野调查。“自在”地做精英基于《Privilege》一书对当代美国菁英的剖析,本文的核心是讨论菁英的“自在”是如何在生活日常中被形塑出来。首先,菁英们的“自在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菁英能快速地适应任何情境,即在任何环境之下与他人的互动都能(或者至少可以表现得)如鱼得水。以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菁英们不得表现出“社恐”,即便真的“社恐”,至少在与同倸、老师们面对面的互动中也不能显得自己有多“社恐”,相反,要透过与在场的人迅速地建立对话连结并且照顾众人为己任。这种“自在”的菁英文化明显与古代上层阶级的贵族文化相差甚远,后者以体现自己与其他阶层的显著差异作为自己身为上流阶层的标志,而当代菁英则以(至少是表面上)与绝大多数人建立连结的本领为傲,即便这样的连结有时候可能并不深刻。那么,为何“自在”成为做菁英的一种方式呢?换句话说,这种努力与他人建立连结的“自在”感背后体现了当代社会对名校菁英什么样的文化期待呢?Khan指出,“文化杂食”(omnivorousness)是当代菁英的特色,操持“文化杂食”惯习的人能够随意且自由地跨越任何社会边界(p151),身为“世界主义者”,他们可以消费高或低的文化,甚至游走在两者之间。文化杂食主义体现在圣保罗寄宿学校的课程设计中,其尤其注重学生课程学习的多元化,比方说,学生学习所有人文学科,并且有机会学习日文、法文、德文、中文等外文,他们也学习戏剧、音乐等。即便以当圣保罗学校的老师为田野之名的Khan初到学校之时也认为,学生无法完全接受如此“百科全书式”的课程内容。然而,之后,Khan发现,庞杂的知识系统设计并不影响圣保罗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这是因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广博的知识领域,学会如何思考、提问,而非记住课程中的细节和内容。譬如,学生不必知道“法国大革命发生于何时?”“希腊共和国的政治形态是什么?”这些巨细靡遗的历史事件;相反,学生被训练去问更加抽象和宏观的问题,如“什么是虚构?”“面对历史事件或悲剧,我们该对谁负责?”等。后者重在培养学生思维的惯习,一种能够与他人、与世界做连结的能力。不过,Khan也发现,课程只是学校培养学生“自在”和“文化杂食”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除此之外,菁英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惯习才是菁英群体的内核,而寄宿生活的日常正是塑造菁英学生特权感的重要场域。譬如,在学校特意举行的师生共同用餐活动中,学生被要求不断锻炼与老师进行轻松愉快且适当的对话。虽然一些上层阶级的学生在家便已经熟知正式用餐的礼仪,但是刚刚进入学校之时,也时常显得无所适从和惴惴不安。不过,这些不安感在无数次的日常训练中逐渐消解,学生们不断实作,也经过师长和高年级学生的调教,都最终找到自己“做菁英”的方式,表现得得体、自然。“自在”的习得——来自乔治、阿伯特、彼得和卡拉的故事以上,我们看到了“自在”作为菁英群体文化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那么,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具体个人,我好奇,“自在”——或者说“做菁英”这件事——真的这么容易吗?Khan指出,自在的习得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生改造计划,无论这些学生在进入名校之前如何崇拜、拥抱、甚至是抗拒菁英文化,在他们进入学校之后都被教会如何“自在”,并最终将自在内化为个人惯习,且延续到日后的求学与工作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自在”的习得过程也充满了不同阶级的差异,这是说,身处不同阶级位置的个人在学习菁英文化中分别展现不同程度的适应力。以下是乔治、阿伯特、彼得和卡拉的故事,我摘取这几位的生活经验用以体现富裕阶层(wealthy)、工人阶级(working poor)、和非白人(non-white)学生在进入明星学校之后学习“怡然自得地做菁英”的旅程。阿伯特与彼得:那些自诩为贵族的傲气,请丢掉吧!那可不是当代菁英开学第一天,来自具有高名望和社经地位家族的阿伯特便因其“贵族做派”被毫不留情地教训了一番。阿伯特出生于传统菁英家庭,他的亲朋好友或者长辈均是常春藤名校背景,刚进圣保罗学校,由于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都曾毕业于这间学校,阿伯特将学校描述为自己理应就学的地方,并生动地描述自己与这间学校的“缘分”。而阿伯特这种认为家族历史对其进入圣保罗学校起了至关重要的想法很快遭到同倸以及老师们的反感。例如,同学彼得便这样评价阿伯特:“要不是家族背景,这家伙不可能来到圣保罗的!”在彼得看来,他透过努力学习和拼搏才拿到圣保罗的入场券,因此他极为不齿于阿伯特这种依靠家庭连带的做派。类似的,老师们也公开怨怼阿伯特这类不断宣扬家庭背景以左证自己阶级位置的行为。在圣保罗学校中,上到老师、下到学生,大家都崇尚的是一股“努力拼搏”的精神。在他们眼中,能够进入圣保罗名校、甚至早学校里面表现良好、之后顺利进入好大学、找到顶尖工作这一系列人生轨迹都归功于学生自己的努力。彼得对阿伯特的反驳正体现了当代主流菁英的想法,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个人拼搏,如果你处于弱势地位,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努力提高成绩、不够努力适应新环境、不够努力融入群体。因此,阿伯特这种还幻想着重复贵族家庭的文化遗产并巩固上层阶级地位的想法正是圣保罗高中致力于培养的“自在感”的失败案例。在圣保罗学校的几年中,阿伯特过得并不痛快,但是他的确试着抛弃对家族名望、金钱、地位的依赖,逐渐成为当代菁英的样子。然而,如果说原本就含着“金汤勺”出生的阿伯特在放弃贵族身份带来的特权后还能依靠圣保罗菁英学校为其未来铺路,那么其他阶层,诸如工人阶级学生们,又如何对待圣保罗学校的菁英培养模式呢?下面是乔治和卡拉的故事,从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现阶层流动的路上,其他社会身份如何交织并行,中下阶层的学生如何将“自在”身体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乔治:拥抱明星学校与精英文化,穷苦小孩的阶级流动叙事志在培养新式菁英的圣保罗寄宿学校,提供大量奖学金补助来自较差社经地位的穷苦学生。在这样情况下,不少工人阶级小孩得以进入菁英学校。菁英学校为穷苦小孩展示了他们之前完全难以想象的世界,他们则将学校这个小世界当作提前进入社会的预演。乔治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父母便告知乔治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与许多圣保罗名校里的工人阶级学生一样,在学校的日常成为他们学习世界规则的重要场所,这些是他们在家里无法获得的经验。乔治这样表述对融入(get in)圣保罗学校的感受:“进来学校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但如今,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了!”乔治口中“世界运转的规则”,即是他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学习到的互动方式,而与老师们的互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圣保罗学校的几年中,乔治学习如何表现得礼貌,尤其是在正式吃饭期间,如何与老师们保持尊敬的对话。Khan也指出,学生们要学会“察言观色”,摸清楚老师们喜欢多大程度的亲密感,这是说,有的老师更喜欢与学生保持正式、严肃的师生关系,而其他老师则期待更加亲密、自然的师生互动。于是,因应快速适应并调整自己的互动方式的 “自在”准则,体察老师们对于互动的偏好则是每一个名校菁英无可回避的功课。Khan作为寄宿学校的老师,观察着乔治与他互动的转变:从一开始战战兢兢,到后来的互开玩笑但仍然保持得体以免跨越师生界限。一次,探查到一些学生对学校的菁英教育采取不屑的态度,并将之称为“胡扯”时,Khan曾询问乔治他关于学校教育的看法。然而,Khan发现,乔治并没有理解这一问题。相反,当谈及菁英教育时,乔治一直强调自己进入学校之后如何获得新的知识和处事的道理,他甚至将Khan这样的高等知识分子视作学习的榜样。因此,Khan认为,像乔治这类学生为圣保罗学校教育模式的坚定信仰者。卡拉:“我知道自己正在被‘改造’成我不喜欢的样子,可我知道,那就是‘菁英的样子’”以上将菁英教育描绘为“胡扯”的学生,即本节要介绍的卡拉。在一次与Khan的对谈中,卡拉表达了自己对圣保罗菁英教育的失望。作为学校一等一的优秀学生,卡拉的功课一直都名列前茅,但她明确地与Khan说道,“我不过是在做老师们希望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卡拉质疑圣保罗的合理性,她拒绝承认圣保罗学校本身是社会秩序的原本面貌,相反,她认为学校的菁英教育只是凸显其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场域而已。的确,卡拉洞穿日常教学背后的“隐藏课程”。这是一种学生无法仅仅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学生进入社会所不可不可回避的人情世故、互动惯习、阶层秩序。那么,同样是一般阶级家庭出身的乔治和卡拉,为何对“融入”圣保罗学校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前者努力拥抱圣保罗学校的教育模式并将其奉为“圣经”,而后者却嗤之以鼻、冷漠对待?Khan指出,种族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宣称实则与自William Julius Wilson以来对种族问题的观点正好相反Wilson(1978)认为贫穷黑人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而中产及以上阶级的黑人则得以实现平等的希冀,这一区别说明在不平等的议题上,种族的力量正在减缓,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的影响力。然而,Khan则透过鲜少受到关注的菁英学生说明,种族仍然影响着阶级区隔。首先,社会存在这样一种“公共偏见”,即非白人学生是大众文化的合理传者,专攻于一种文化则恰恰无法满足“文化杂食”的要求。在大众心目中,非白人学生听流行音乐、跳流行舞蹈,这些符合“文化杂食者”期望达到的“亲民”效果的文化形式同时给非白人学生贴上了标签;其次,肤色也是不言自明的种族标签,在任何一次互动中,黑皮肤都在时刻提醒着非白人学生的种族身份,尽管社会努力让阶级区隔(看起来)消失,但种族差异却难以被轻易消除。据此,Khan进一步分析道,非白人学生和贫穷学生在面对彻头彻尾的菁英化改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差异——非白人学生如卡拉般自豪于自己原本的种族文化,而贫穷学生诸如乔治且急于抛弃原本阶级位置而尽情拥抱菁英教育——实则源于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对种族议题的关注和对阶级议题的忽视。这是说,第一,过去几十年来,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这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非白人对本文化的自信,而阶级却经常被种族议题、性别议题所掩盖,让人不自觉地忽视阶级的作用力;第二, 菁英教育期望培养出来的是“反标签”的、能够与一切文化形式相融合的人才,在这样情况下,在文化层面获得尊重的非白人学生反而因为自己的特色而与菁英逻辑背道而驰,即带有流行文化代表者的非白人学生反而被认为“不够菁英”“自在”——翻转大众对当代菁英的迷思谈及菁英时,人们经常将目光聚焦在菁英身上得天独厚的特权,彷佛他们自然而然占尽一切社会资源。然而,Khan突破我们对菁英的想象,他试图告诉我们,做菁英的过程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是一个如鱼得水的过程,例如卡拉自傲于自己种族文化却不得不试着放弃自身原本独特的思考方式。据此,Khan从以下三个部分翻转社会对菁英的迷思。首先,Khan认为,阶层组织对菁英者而言,不是阻碍,而是向上流动的阶梯(p15)。具体来说,在新菁英出现之前,明显的阶层差异是稳固社会秩序的作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各有自己的天地,互不干涉,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人也难以实现阶级流动;然而,标榜“努力就能成功”的新菁英出现之后,阶层差异反而成为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阶梯(p43),例如菁英学校中的一般阶级学生,在掌握了“社会运行的法则”之后,可以将其运用到未来的职场、升学等,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往上走。其次,Khan认为,当代菁英更强调身体化的资源习得,这是说他们无法像以前的贵族沉浸在具有排除性的小圈子中,相反,菁英们要努力了解这个世界或者至少“显得”自己对多样文化的亲近性(p16),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文化杂食者”,同时他们也要适应合理、正式的就餐礼仪(p78);最后,作者也特别强调,菁英的特权是“经验”出来的,这个说法强调当代菁英需要在特定机构如学校中不断习得被认可的方式,而非如传统贵族那样自然承袭财产与名望,另一方面,这一说法也说明菁英在生活互动中强化阶级区隔,尤显于学生们与学校中的底层——服务人员们的互动中(p62)、以及有色族裔和工人阶级学生的适应不良(p104-113)。譬如,除了老师和学生,圣保罗学校还有一群经常被忽略的阶级,即底层出身的服务人员(清洁工、餐厅服务员等)。日常生活中,与这些人员的每一次谈话、打招呼、甚至只是擦肩而过,都在提醒学生们,学校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秩序——一个由身为知识传授者的老师、学习如何“做菁英”的学生、和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所组成的阶级秩序。Khan发现,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相对自然地与这些底层人员互动,相反,出身较为富裕阶层的学生难以真实地亲近这些服务者,然而,他们却更频繁、刻意地强调自己能够与“处于他们阶层之下的人员”良好互动的能力。不过,无论不同阶层的学生如何与服务人员互动,Khan指出,学会与不同人以恰当的方式交流、互动这件事本身是菁英之所以“成为菁英”的重要技能。那么,当我们看到菁英被改造、培养出来的“真相”之后,我们便得以问答Khan在著作开头所提的大哉问“为何社会看起来越来越开放,而社会不平等却与日俱增?”这是因为,在社会开放的论述下,社会实则正在塑造出一种新的特权,而新精英就是这些特权的得利者,他们具备这样的特质:能够包容一切文化、成为文化杂食者、可以随时并轻易地跨越各种社会与文化边界、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从容自在、并相信努力拼搏可以实现成功。而新菁英的塑造方式,是在日常互动中将以上特质身体化(embodied)为自己即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也能自然展现的生活方式。参考文献Khan, Shamus Rahman. 2010.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Wilson, William Julius.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Society 15(2):56-62.

菁英未必名牌加身,但是侃侃而谈对他们来说似乎轻而易举,他们也好像能够轻易地与任何人建立任何话题。所以,要做一名合格的菁英,看起来似乎很容易?

这是大众对于菁英的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印象之一,那么,菁英的生活真的那么容易吗?基于美国私立菁英高中St. Paul田野调查,Shamus Rahman Khan(2010)在《Privilege》一书解释道,看起来如鱼得水的菁英生活其实是被社会对主流菁英的期待所建构出来的,在被培养成为符合大众对名校中的“合格菁英”的过程中,学生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自我改造的过程。据此,本文藉由Khan对美国菁英日常实作的分析,呈现菁英的塑成过程。

新菁英群体的崛起——当代美国精英崛起的社会背景

Khan分析了美国菁英的转变过程,这包括三类,古代菁英(ancient elite)、旧精英(old elite)与新菁英(new elite)。古代菁英是欧洲长期垄断政经特权的贵族家庭,这类菁英的特权身份来自于先天的家族血缘;旧菁英是指那些靠着自己财富累积而跃升为资产阶级的人。

随着旧社会制度逐步瓦解,为了维持自己的菁英特权,旧菁英阶级在空间、社会网络、教育等诸多面向均树立专属于他们的阶级特色,以区分其他阶级、保有自己的特权。旧制度逐步瓦解的过程中,旧菁英面临时代的挑战,因此,他们试图建立地理、文化上的社会屏障。具体来说,旧菁英搬离市中心,与普通大众产生空间、地理上的距离,他们远离工厂与一般群众,也建立自己的军械库防御群众的抗议;同时,旧菁英也成立美术馆、博物馆、剧院等高等文艺场所,试图在文化上与群众产生区隔

直至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熏陶下,社会重新定义了美国菁英,这一新式定义强调凭借个人天赋与努力以实现个人阶层流动。在这样的历史转型中,自由、开放成为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旧菁英固有的阶级隔离行为受到挑战,新菁英随之出现。新菁英强调,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社会流动,而社会分层的原则也必须基于个人功绩,而非传统的血缘、性别或种族,如此,“菁英统治(meritocracy)”应运而生,即只要足够努力、发挥才能,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菁英。

圣保罗寄宿学校(St. Paul):《Privilege》里的菁英高中

圣保罗寄宿学校(St. Paul)始创于美国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它以培养时代菁英为使命,而其培养的菁英模样也从旧菁英转变为当代的新菁英。

如上所述,在面临社会巨变之前, 旧菁英曾经以创建高等文艺场所,试图在文化上与群众产生区隔,其中,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正是文化隔离的重要手段之一,寄宿学校用以维持家族的团结,成为精英社群内部互相联系的关键方式. 历经民权运动的沉淀, 新菁英逐渐崛起,而圣保罗寄宿学校也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 开始以培养新式菁英为目标.新菁英的特色不在于展现其独特的阶级秀异(distinction),而在于展现一种能够融入各种文化的“自在(ease)”,而菁英学校的作用,就是在培养其学生身体化(embodiment)这种自在的能力。

Shamus Rahman Khan正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入读圣保罗寄宿学校。Khan的父亲出生于巴基斯坦,是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母亲出生于爱尔兰,是一名护士。为了让Khan获得优质的教育,父母举家搬迁至纽约的波士顿郊区,在他14岁时,他进入圣保罗高中就读。从圣保罗高中毕业之后,Khan顺利地进入著名的文理学院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尔后于威斯康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他以老师的身份重回母校圣保罗高中进行田野调查。

“自在”地做精英

基于《Privilege》一书对当代美国菁英的剖析,本文的核心是讨论菁英的“自在”是如何在生活日常中被形塑出来。

首先,菁英们的“自在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菁英能快速地适应任何情境,即在任何环境之下与他人的互动都能(或者至少可以表现得)如鱼得水。以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菁英们不得表现出“社恐”,即便真的“社恐”,至少在与同倸、老师们面对面的互动中也不能显得自己有多“社恐”,相反,要透过与在场的人迅速地建立对话连结并且照顾众人为己任。

这种“自在”的菁英文化明显与古代上层阶级的贵族文化相差甚远,后者以体现自己与其他阶层的显著差异作为自己身为上流阶层的标志,而当代菁英则以(至少是表面上)与绝大多数人建立连结的本领为傲,即便这样的连结有时候可能并不深刻。

那么,为何“自在”成为做菁英的一种方式呢?换句话说,这种努力与他人建立连结的“自在”感背后体现了当代社会对名校菁英什么样的文化期待呢?

Khan指出,“文化杂食”(omnivorousness)是当代菁英的特色,操持“文化杂食”惯习的人能够随意且自由地跨越任何社会边界(p151),身为“世界主义者”,他们可以消费高或低的文化,甚至游走在两者之间。文化杂食主义体现在圣保罗寄宿学校的课程设计中,其尤其注重学生课程学习的多元化,比方说,学生学习所有人文学科,并且有机会学习日文、法文、德文、中文等外文,他们也学习戏剧、音乐等。

即便以当圣保罗学校的老师为田野之名的Khan初到学校之时也认为,学生无法完全接受如此“百科全书式”的课程内容。然而,之后,Khan发现,庞杂的知识系统设计并不影响圣保罗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这是因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广博的知识领域,学会如何思考、提问,而非记住课程中的细节和内容。譬如,学生不必知道“法国大革命发生于何时?”“希腊共和国的政治形态是什么?”这些巨细靡遗的历史事件;相反,学生被训练去问更加抽象和宏观的问题,如“什么是虚构?”“面对历史事件或悲剧,我们该对谁负责?”等。后者重在培养学生思维的惯习,一种能够与他人、与世界做连结的能力。

不过,Khan也发现,课程只是学校培养学生“自在”和“文化杂食”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除此之外,菁英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惯习才是菁英群体的内核,而寄宿生活的日常正是塑造菁英学生特权感的重要场域

譬如,在学校特意举行的师生共同用餐活动中,学生被要求不断锻炼与老师进行轻松愉快且适当的对话。虽然一些上层阶级的学生在家便已经熟知正式用餐的礼仪,但是刚刚进入学校之时,也时常显得无所适从和惴惴不安。不过,这些不安感在无数次的日常训练中逐渐消解,学生们不断实作,也经过师长和高年级学生的调教,都最终找到自己“做菁英”的方式,表现得得体、自然。

“自在”的习得——来自乔治、阿伯特、彼得和卡拉的故事

以上,我们看到了“自在”作为菁英群体文化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那么,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具体个人,我好奇,“自在”——或者说“做菁英”这件事——真的这么容易吗?

Khan指出,自在的习得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生改造计划,无论这些学生在进入名校之前如何崇拜、拥抱、甚至是抗拒菁英文化,在他们进入学校之后都被教会如何“自在”,并最终将自在内化为个人惯习,且延续到日后的求学与工作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自在”的习得过程也充满了不同阶级的差异,这是说,身处不同阶级位置的个人在学习菁英文化中分别展现不同程度的适应力。以下是乔治、阿伯特、彼得和卡拉的故事,我摘取这几位的生活经验用以体现富裕阶层(wealthy)、工人阶级(working poor)、和非白人(non-white)学生在进入明星学校之后学习“怡然自得地做菁英”的旅程。

阿伯特与彼得:

那些自诩为贵族的傲气,请丢掉吧!那可不是当代菁英

开学第一天,来自具有高名望和社经地位家族的阿伯特便因其“贵族做派”被毫不留情地教训了一番。阿伯特出生于传统菁英家庭,他的亲朋好友或者长辈均是常春藤名校背景,刚进圣保罗学校,由于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都曾毕业于这间学校,阿伯特将学校描述为自己理应就学的地方,并生动地描述自己与这间学校的“缘分”。

而阿伯特这种认为家族历史对其进入圣保罗学校起了至关重要的想法很快遭到同倸以及老师们的反感。例如,同学彼得便这样评价阿伯特:“要不是家族背景,这家伙不可能来到圣保罗的!”在彼得看来,他透过努力学习和拼搏才拿到圣保罗的入场券,因此他极为不齿于阿伯特这种依靠家庭连带的做派。类似的,老师们也公开怨怼阿伯特这类不断宣扬家庭背景以左证自己阶级位置的行为。

在圣保罗学校中,上到老师、下到学生,大家都崇尚的是一股“努力拼搏”的精神。在他们眼中,能够进入圣保罗名校、甚至早学校里面表现良好、之后顺利进入好大学、找到顶尖工作这一系列人生轨迹都归功于学生自己的努力。彼得对阿伯特的反驳正体现了当代主流菁英的想法,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个人拼搏,如果你处于弱势地位,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努力提高成绩、不够努力适应新环境、不够努力融入群体。因此,阿伯特这种还幻想着重复贵族家庭的文化遗产并巩固上层阶级地位的想法正是圣保罗高中致力于培养的“自在感”的失败案例。

在圣保罗学校的几年中,阿伯特过得并不痛快,但是他的确试着抛弃对家族名望、金钱、地位的依赖,逐渐成为当代菁英的样子。然而,如果说原本就含着“金汤勺”出生的阿伯特在放弃贵族身份带来的特权后还能依靠圣保罗菁英学校为其未来铺路,那么其他阶层,诸如工人阶级学生们,又如何对待圣保罗学校的菁英培养模式呢?下面是乔治和卡拉的故事,从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现阶层流动的路上,其他社会身份如何交织并行,中下阶层的学生如何将“自在”身体化为一种生活方式。

乔治:

拥抱明星学校与精英文化,穷苦小孩的阶级流动叙事

志在培养新式菁英的圣保罗寄宿学校,提供大量奖学金补助来自较差社经地位的穷苦学生。在这样情况下,不少工人阶级小孩得以进入菁英学校。菁英学校为穷苦小孩展示了他们之前完全难以想象的世界,他们则将学校这个小世界当作提前进入社会的预演。

乔治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父母便告知乔治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与许多圣保罗名校里的工人阶级学生一样,在学校的日常成为他们学习世界规则的重要场所,这些是他们在家里无法获得的经验。乔治这样表述对融入(get in)圣保罗学校的感受:“进来学校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但如今,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了!”

乔治口中“世界运转的规则”,即是他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学习到的互动方式,而与老师们的互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圣保罗学校的几年中,乔治学习如何表现得礼貌,尤其是在正式吃饭期间,如何与老师们保持尊敬的对话。Khan也指出,学生们要学会“察言观色”,摸清楚老师们喜欢多大程度的亲密感,这是说,有的老师更喜欢与学生保持正式、严肃的师生关系,而其他老师则期待更加亲密、自然的师生互动。于是,因应快速适应并调整自己的互动方式的 “自在”准则,体察老师们对于互动的偏好则是每一个名校菁英无可回避的功课

Khan作为寄宿学校的老师,观察着乔治与他互动的转变:从一开始战战兢兢,到后来的互开玩笑但仍然保持得体以免跨越师生界限。一次,探查到一些学生对学校的菁英教育采取不屑的态度,并将之称为“胡扯”时,Khan曾询问乔治他关于学校教育的看法。然而,Khan发现,乔治并没有理解这一问题。相反,当谈及菁英教育时,乔治一直强调自己进入学校之后如何获得新的知识和处事的道理,他甚至将Khan这样的高等知识分子视作学习的榜样。因此,Khan认为,像乔治这类学生为圣保罗学校教育模式的坚定信仰者。

卡拉:

“我知道自己正在被‘改造’成我不喜欢的样子,可我知道,那就是‘菁英的样子’”

以上将菁英教育描绘为“胡扯”的学生,即本节要介绍的卡拉。在一次与Khan的对谈中,卡拉表达了自己对圣保罗菁英教育的失望。作为学校一等一的优秀学生,卡拉的功课一直都名列前茅,但她明确地与Khan说道,“我不过是在做老师们希望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卡拉质疑圣保罗的合理性,她拒绝承认圣保罗学校本身是社会秩序的原本面貌,相反,她认为学校的菁英教育只是凸显其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场域而已。的确,卡拉洞穿日常教学背后的“隐藏课程”。这是一种学生无法仅仅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学生进入社会所不可不可回避的人情世故、互动惯习、阶层秩序。

那么,同样是一般阶级家庭出身的乔治和卡拉,为何对“融入”圣保罗学校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前者努力拥抱圣保罗学校的教育模式并将其奉为“圣经”,而后者却嗤之以鼻、冷漠对待?Khan指出,种族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宣称实则与自William Julius Wilson以来对种族问题的观点正好相反Wilson(1978)认为贫穷黑人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而中产及以上阶级的黑人则得以实现平等的希冀,这一区别说明在不平等的议题上,种族的力量正在减缓,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的影响力。然而,Khan则透过鲜少受到关注的菁英学生说明,种族仍然影响着阶级区隔。

首先,社会存在这样一种“公共偏见”,即非白人学生是大众文化的合理传者,专攻于一种文化则恰恰无法满足“文化杂食”的要求。在大众心目中,非白人学生听流行音乐、跳流行舞蹈,这些符合“文化杂食者”期望达到的“亲民”效果的文化形式同时给非白人学生贴上了标签;其次,肤色也是不言自明的种族标签,在任何一次互动中,黑皮肤都在时刻提醒着非白人学生的种族身份,尽管社会努力让阶级区隔(看起来)消失,但种族差异却难以被轻易消除。

据此,Khan进一步分析道,非白人学生和贫穷学生在面对彻头彻尾的菁英化改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差异——非白人学生如卡拉般自豪于自己原本的种族文化,而贫穷学生诸如乔治且急于抛弃原本阶级位置而尽情拥抱菁英教育——实则源于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对种族议题的关注和对阶级议题的忽视。

这是说,第一,过去几十年来,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这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非白人对本文化的自信,而阶级却经常被种族议题、性别议题所掩盖,让人不自觉地忽视阶级的作用力;第二, 菁英教育期望培养出来的是“反标签”的、能够与一切文化形式相融合的人才,在这样情况下,在文化层面获得尊重的非白人学生反而因为自己的特色而与菁英逻辑背道而驰,即带有流行文化代表者的非白人学生反而被认为“不够菁英”

“自在”——翻转大众对当代菁英的迷思

谈及菁英时,人们经常将目光聚焦在菁英身上得天独厚的特权,彷佛他们自然而然占尽一切社会资源。然而,Khan突破我们对菁英的想象,他试图告诉我们,做菁英的过程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是一个如鱼得水的过程,例如卡拉自傲于自己种族文化却不得不试着放弃自身原本独特的思考方式。据此,Khan从以下三个部分翻转社会对菁英的迷思。

首先,Khan认为,阶层组织对菁英者而言,不是阻碍,而是向上流动的阶梯(p15)。具体来说,在新菁英出现之前,明显的阶层差异是稳固社会秩序的作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各有自己的天地,互不干涉,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人也难以实现阶级流动;然而,标榜“努力就能成功”的新菁英出现之后,阶层差异反而成为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阶梯(p43),例如菁英学校中的一般阶级学生,在掌握了“社会运行的法则”之后,可以将其运用到未来的职场、升学等,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往上走。

其次,Khan认为,当代菁英更强调身体化的资源习得,这是说他们无法像以前的贵族沉浸在具有排除性的小圈子中,相反,菁英们要努力了解这个世界或者至少“显得”自己对多样文化的亲近性(p16),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文化杂食者”,同时他们也要适应合理、正式的就餐礼仪(p78);

最后,作者也特别强调,菁英的特权是“经验”出来的,这个说法强调当代菁英需要在特定机构如学校中不断习得被认可的方式,而非如传统贵族那样自然承袭财产与名望,另一方面,这一说法也说明菁英在生活互动中强化阶级区隔,尤显于学生们与学校中的底层——服务人员们的互动中(p62)、以及有色族裔和工人阶级学生的适应不良(p104-113)。

譬如,除了老师和学生,圣保罗学校还有一群经常被忽略的阶级,即底层出身的服务人员(清洁工、餐厅服务员等)。日常生活中,与这些人员的每一次谈话、打招呼、甚至只是擦肩而过,都在提醒学生们,学校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秩序——一个由身为知识传授者的老师、学习如何“做菁英”的学生、和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所组成的阶级秩序。Khan发现,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相对自然地与这些底层人员互动,相反,出身较为富裕阶层的学生难以真实地亲近这些服务者,然而,他们却更频繁、刻意地强调自己能够与“处于他们阶层之下的人员”良好互动的能力。不过,无论不同阶层的学生如何与服务人员互动,Khan指出,学会与不同人以恰当的方式交流、互动这件事本身是菁英之所以“成为菁英”的重要技能。

那么,当我们看到菁英被改造、培养出来的“真相”之后,我们便得以问答Khan在著作开头所提的大哉问“为何社会看起来越来越开放,而社会不平等却与日俱增?”

这是因为,在社会开放的论述下,社会实则正在塑造出一种新的特权,而新精英就是这些特权的得利者,他们具备这样的特质:能够包容一切文化、成为文化杂食者、可以随时并轻易地跨越各种社会与文化边界、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从容自在、并相信努力拼搏可以实现成功。而新菁英的塑造方式,是在日常互动中将以上特质身体化(embodied)为自己即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也能自然展现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Khan, Shamus Rahman. 2010.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Society 15(2):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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