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九三年 评价人数不足

可能,现实,不可能——读《九三年》

濬明
2018-05-12 15:53:37

第一次读《九三年》是在大学期间,如今,关于此书的记忆已被时间之河冲刷得几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最近在备课时,正好涉及人文关怀和终极的善等内容,于是沉眠在记忆里的《九三年》渐渐觉醒,不过却像梦魇一般无法真正醒来,只好找来重读,以脱梦魇之苦。

《九三年》并不难读,故事也并不复杂,雨果不过是想通过1793年旺代的战争来反映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现实以及他对这场革命的思考——是否“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朗特纳克、西穆尔丹、戈万是雨果设定的演员:朗特纳克是保皇派的老贵族,残忍而冷静;西穆尔丹是支持革命的教士,有教士的单纯与崇高,也有革命者的固执和盲目自信;戈万是支持革命的青年指挥官,也是一个对未来有着温暖思考的贵族,坚定而不乏温情。故事便在这三者之间展开,当然还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三个无辜的孩童,他们是纯洁的天使,却左右了这三个主角的生死。

(一)关于革命

对于革命,我们并不陌生,却又极其陌生。说实话,我们对革命的认知,并没有比阿Q高明多少,依然是既“神往”又“深恶而痛绝之”。革命的狂风暴雨既令人着迷,又带给人深深的恐惧,着迷于梦幻鼓荡的激情,恐惧于残酷分明的杀戮。

不管是公社的口号“绝不宽恕”,还是王公们的口号“毫不留情”,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革命理性之上。一切革命行为似乎都在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分清敌我,以便更好地展开形式各样的斗争。故而,在真正的革命者看来,革命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也不存在模糊、复杂、相对的成分,革命的真正属性应该是纯洁、简单、绝对、坚定。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或许不是,因为“革命有两面山坡,一面是上坡,一面是下坡,每面山坡上都依次排列着所有的季节,从冰雪到鲜花。山坡上的每一段都产生与其气候相适应的人,从生活在阳光下的人到生活在霹雳下的人。”革命并不是只有减法,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运算方法。

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时,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革命现实。巴黎像一口冒着革命浪漫激情的大锅,锅中的一切却始终在翻腾,有捍卫理想者,有沽名钓誉者,有趁火打劫、浑水摸鱼者,也有阴险歹毒、偷窃暗杀者……既存在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激情,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近乎放荡的激情,革命既激发了人的崇高,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的世俗欲望。雨果仿佛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客观地展现着他一步步的解剖所得——革命是一个复杂的人体构造,光滑的表皮下是极其丰富的肌肉、骨骼、脏腑、血管、神经……试图绝对化革命的人是冷酷的,他们面对病人的解决方式是一刀砍下头颅,看似简单,然而砍头流的血往往渗透到地下,不时就会以幽灵的幻影从大地的裂隙中飘荡而出,鲁迅先生对革命的思考即在于此。

就艺术而言,革命,尤其是在革灭精致的贵族(不管是世袭贵族,还是知识精英)时,高贵与典雅被摧毁之后,往往代之以朴素、简单而缺乏深度的审美趣味:

“人们在被毁的隐修院里跳舞,祭坛上放着油灯,圆拱的十字形木头上放着四支蜡烛,舞步下面是坟墓。……黎世留街改名为法律街,圣安托万郊区改名为光荣郊区……委员会都安置在大厅附近的楼馆里,立法、农业和商业在平等楼,海运、殖民地、财政、指券、救国在自由楼,国防在统一楼。”。

“艺术在18世纪令人炫目的形式与色彩的盛宴之后,开始禁食,只承认直线。这种进步的结果是丑陋。艺术变成了空骨架,这就是现象,是审慎和节制带来的弊病。艺术风格朴实得近乎干瘪。”

读完了这两段引文,你是否隐约想起了什么?

(二)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

雨果在《九三年》的要表达的就是他对人道主义的思考:有没有一种超越阶级和革命现实之上的价值,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雨果借戈万之口予以肯定:“我主张思想上的自由、心灵上的平等、灵魂上的博爱。不!再不要桎梏了!人生来不是为了戴锁链,而是为了展翅飞翔。人不要再当爬行动物了。”这些人文价值仿佛一座灯塔,照亮了所有的理性蛮荒和麻木放纵的黑暗海面。

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都离不开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人,就是体察、反思人之为人的原因所在,追寻摆脱了原始蛮荒后的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古代,孟子对人性的理解是温暖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抱着对人性善的温暖期待,谈内修,其实他所谓的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并不是要让人成为外在的道德楷模,而是要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态度对待一己和天地万物。小说中的朗特纳克侯爵烧村庄、杀俘虏、毙女人,而最后拯救了三个孩童,只是因为在那一刻动了恻隐之心。而戈万,他的内心冲突复杂而激烈,国家与家族、杀人犯与救人者、革命与保皇,一切都撕裂着他,最后他救朗特纳克,不是动了恻隐之心,而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了他最后的答案,所以当他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崇高而安详,脸上挂着沉思的快乐。

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是现实的,他认为善并非人的本性,而是后天之伪,所以他向外探求化性起伪的途径,于是,法律、道德、规范、习俗等制约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理性存在便应运而生。革命是夹杂所有上述元素的洪流,戈万对此有明确的认知:“因为这是风暴。风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株橡树被雷劈倒,但有多少森林得到净化!文明染上了黑热病,但在大风中得到治愈。也许风暴应该有所选择?但是它负责如此大规模的清扫工作,能够温文尔雅吗?疫气如此可怕,狂风怒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戈万来说,最根本的不是当下的风暴,而是“我有指南针,风暴于我又有什么关系”的坚定与从容。这让我想起了《天国王朝》里耶路撒冷王对巴里安说的一段话:

“人的命运全都由不得自己,君令或不可违,父命或不可逆,但人仍可自主行动,那样人才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记住:即使处于王权之下、霸者之前,人不可不问一己良知,当你面对上帝,你不可推说迫于无奈,不可推说当时是权宜之计。推卸不得。”

所以,终极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绝非廉价的怜悯、同情,而是在更广阔的心灵深处引发的山峦巨变,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人始终在与自己斗争,人与内在自我的斗争一次次地将人拉回到生命的原始处境中。我们如同西西弗一样推着巨石前行,理性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但生命精神一次次将巨石吹落,试图让我们回到一种宽厚、神秘、纯洁而又带着野蛮、毁灭色彩的生命本体中。那些心灵渐渐僵硬的人,他们在推石上山的路上从未停歇,最后精疲力竭,倒在巨石下,身体变成了阻挡巨石滚落的轮挡,他们的存在不是在验证纯粹理性的可畏,就是在验证世俗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美杜莎之眼的威力。巨石的滚落以及其中夹杂着的生存悖论决定了人的一生并非廉价的乐观主义,而必须有正视生命冲突的悲观态度,只是此处的悲观不是要堕入消极厌世或醉迷尘俗,而是在撕裂理性规范与人文关怀的荆棘丛中用带血的双脚坚定地走出一条路,路的尽头在哪且不去管,带血的荆棘之路就是所有的意义。朗特纳克、西穆尔丹、戈万都被雨果扔进一种困境之中,只有戈万真正在心灵的疾风骤雨中前行,最后他带着希望、阳光和安详离开,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人的胜利,真正的胜利——超越革命和阶级的胜利。“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其实,西穆尔丹和戈万的两句对话——“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别使可能性变为不可能性”含蕴了太多丰富的意义,值得仔细咂摸。

最后来说一下译本。我并不是专业的翻译家,但在我看来,翻译总是涉及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语言,二是文化,三是沟通。语言作为思想或情感的表达工具本身就是有局限的,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帝惧怕人类联合起来构筑通天塔,所以让人们说彼此不解的语言,造成了互相理解的障碍。(当然,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不见得就没有障碍,这种障碍往往不在具象化的语言中,而在心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至少从语言层面,翻译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译者仿佛一个媒婆,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纵横捭阖,试图勾牵起彼此的好感,来实现进一步的交流与沟通。然而,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无形却无处不在,影响着说这种语言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作家和译者,这个庞然大物是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习惯、表达方式、审美风尚、语言使用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每一种文化都有如腐殖质一般的深厚积淀,从中生发出的一切都带着温热的气息。然而,翻译本身不是目的,沟通、对话、理解才是。每一种文化、语言都是独特的,但是这并意味着人类是四分五裂、陌生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不同文化虽然进行着不同的思考,但在生死、人性、道德、良知等许多原生性的人类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这种超越性或许就是柏拉图构筑的理想国,或许就是庄周梦蝶的逍遥游境界。这一点对于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就《九三年》的译本来说,推荐阅读桂裕芳先生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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