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贯穿中国历史整体的内亚性

马洲洋
2018-05-12 看过

于“内亚性”之讨论,因晚期帝国时期文献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文献资料丰富而行之较易,而因中古时期文献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匮乏而行之较难。此二时期之史料性质又有巨大差别:晚期帝国时期今存大量一手档案及文书,可信度颇高;中古中国之史料除少量金石材料及出土文献外,多仍需依赖正史,而正史之成立又多经编纂、修订、流传,与原初史料之样貌已相去甚远。因此,中古史研究中就“内亚性”立说之难度,显然因史家囿于史料之限制而客观存在,而史家之考索,即便遍至其极,亦有相当困难,这显然需要注意。

然而,这一客观困难所带来的立论之稀少往往自然将人导入一假象,即“内亚性”、“内亚视角”之名词只适用于“新清史”,只可行于“新清史”,从而内亚与清朝,满洲与满族,都成为自成一体的,独立于中国传统史观和历史叙述之外的“他者”。由是本书之最大价值或在于以极大的勇气和极细的考证将中古史的内亚叙述搬上舞台,从而试图消解上述之假象,将中国历史的中的内亚传统上推,进而呼吁学者构建连续、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内亚叙述。这一呼吁和构想本身的价值应当说大大超越了本书中几个细小的对于内亚传统的考证。

众所周知,考证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当是“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周全,方可操觚”。本书中的几个考索在现有的举证上显然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尤其是对耶律阿保机之死做出的内亚游牧传统之解释,实在显得有些天马行空。然而,现有的反驳和批评,似乎也不能完全推翻罗先生的立论,尤其是对于举毡传统的考证。一种声音认为,举毡即位的仪式只是零散见于不同性质、不同语境的史料,可能只是历史在不同时空的偶合现象,并不能说明一以贯之的内亚传统。事实上,正确的看法或许应该恰好相反:正因这种独特的,并且与权力合法性密切相连的仪式能够穿越不同时间和空间而达到某种稳定性,它才正好能说明断裂中的连贯和变化中的不变,才应该触动我们的敏感神经并挖掘其价值。况且,作者还很好地解释了那种不稳定性的触发点,如黑毡演化成白毡与伊斯兰教的影响有关。

内亚性的体现,未必都是我们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能够理解的现象。以丝巾勒住大汗的颈部使其在半昏迷状态下说出统治时间的做法在不熟悉游牧传统的中国士人看来或许可说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原始宗教中以身体状态的转化来获得神谕的现象并不少见,因而即便耶律阿保机并不真是自愿死于自己的承诺,这一关于内亚民族即位仪式中的萨满行为的假说恐怕也难以简单证伪。汉地的历史记录者常常由于无法亲眼观察游牧民族的仪式(常常发生于宫廷之内或宗亲之间),或因难以理解相关仪式而要么略去不表,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正面比附于华夏传统,要么负面贬抑为邪魔外道。元末明初对于元庭内部一系列藏传密教仪轨的妖魔化描写和评述就是最后一点的极佳佐证。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若想要厘清任一断代中的内亚传统,就不仅需要对基本史料超常地熟悉,还务需对围绕内亚传统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文本背景和语境有极佳的敏感度,从而能够做到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在本书中,作者还通过西方的二手文献材料间接利用了某些波斯文文献和西方传教士的记录,对于充实史料证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的内亚传统,除了可以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本身出发外,还可以从更加外围的观察者眼中寻找线索。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将自己的语言工具扩展至拉丁文、波斯文、俄文等等。这其中所下的功夫自然是泛泛之学所不可比拟,但其所产生的学术突破也显然是泛泛之作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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