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永远的流民——读马洛伊.山多尔《一个市民的自白》

水瓶座外星人
2018-05-11 22:33:19

有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写作的年代全无瓜葛,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类作家,要读懂他们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年代。马洛伊.山多尔属于后者。他出生于1900年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族谱中出过许多名声显赫的学者、官员、律师,从小受到贵族式的精英教育。1918年,山多尔正式成年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山多尔因身体孱弱未上战场,随后在德国、法国、英国求学、旅行、居住,并从事新闻写作。1928年,山多尔回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居住,但其童年时代的家乡考绍和班库已在匈牙利战败后划入他国领土。1939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1948年,在前苏联的文化管制下,山多尔因其左派作家身份流亡欧洲和美国,从此再未回到祖国。《一个市民的自白》成书于1934~1935年,山多尔在布达佩斯居住时期,也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

翻译者余泽民先生在后记中写道,书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认知的那个“市民”。看完书后,我也这么认为。“市民”一词并不准确,但是如果让我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名词来代替,我却说不上来。书里的这个“我”更像是一个代表逝去的希腊精神的欧洲人,在山多尔的那个年代,许多知识份子都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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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写作的年代全无瓜葛,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类作家,要读懂他们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年代。马洛伊.山多尔属于后者。他出生于1900年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族谱中出过许多名声显赫的学者、官员、律师,从小受到贵族式的精英教育。1918年,山多尔正式成年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山多尔因身体孱弱未上战场,随后在德国、法国、英国求学、旅行、居住,并从事新闻写作。1928年,山多尔回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居住,但其童年时代的家乡考绍和班库已在匈牙利战败后划入他国领土。1939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1948年,在前苏联的文化管制下,山多尔因其左派作家身份流亡欧洲和美国,从此再未回到祖国。《一个市民的自白》成书于1934~1935年,山多尔在布达佩斯居住时期,也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

翻译者余泽民先生在后记中写道,书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认知的那个“市民”。看完书后,我也这么认为。“市民”一词并不准确,但是如果让我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名词来代替,我却说不上来。书里的这个“我”更像是一个代表逝去的希腊精神的欧洲人,在山多尔的那个年代,许多知识份子都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比如斯蒂芬·茨维格和托马斯·曼。

书中“我”在谈到自己对写作萌生兴趣的时候,写到了班库的教堂:“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童年时的家乡——班库的教堂,对于成年后的山多尔,是一个维系着整个欧洲的平衡的象征物,象征着在一战后逐渐消逝的希腊精神——崇尚理性、智慧、美德。一战后欧洲旧秩序坍塌,山多尔再也无法回到童年的家园,整个欧洲也失去了这座维系往昔平衡的教堂。

对旧秩序,山多尔不乏批判,比如他对奥匈帝国阶层固化、宗教神职人员的腐朽、精英教育的僵化、上层对底层的压榨等,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作为贵族家庭的末代后裔,山多尔认为自己始终“走在亡人中间”,受到家族血缘中流淌数代的“个性”的影响。山多尔在自己的家族中是个年轻的叛逆者,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就辍学,从事“不够体面”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欧洲漂泊十年居无定所,他过着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属于旧秩序中的一员。

在欧洲的十年经历,是书中难得一见光明的段落。“我”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和异乡人的目光,审视着一战后的欧洲各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民族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段落中处处展现出理性和智慧的光彩。

“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

“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在怯懦硅行的欧洲人前头。”

“(英国人)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就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

“我”把巴黎当成了第二个家,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山多尔于28岁时深感自身肩负着“精神的命运”,就是必须用匈牙利语写作,于是回到了布达佩斯居住。“我”在书中谈及许多关于写作的问题,有些观点至今仍是十分激进的,比如:作家不必真正地生活而只需“在场”,成为思想与文字的载体。

战后的布达佩斯并不是山多尔真正的故乡。“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化。”“我”在欧洲旅行时是个异乡人,回到家乡,受到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熏陶的“我”仍然是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的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段来自本书的结尾处,大约是笼罩在一战阴影下的欧洲人真实生活的写照。人人都知道会有第二次战争,但不知道何时会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关键下,精神生活的追求最先坍塌,欧洲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追求“理性、智慧、美德”的欧洲。

“在社会鼎革变迁之际,不同价值观混合并行之时,有人能抓住主流意见与权力价值,而得以顺利升迁,荣华富贵也纷至沓来;而对于那些坚守旧日道德与价值观的人而言,所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的痛苦,和精神源流消逝的无奈。”(陈寅恪)马洛伊.山多尔将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和无奈,写成了这本书——《一个市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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