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战争:陶渊明与他的时代

蚩尤角
2018-05-11 16:24:54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陶渊明与檀道济两人恰巧都在京口,就这样成了同事。

京口在今天的镇江,距离都城建康的路程只有一百多里,若是起早贪黑地赶路,只要一天时间,若是走长江水路,更加轻松,镇军将军刘裕把幕府设在京口,派出部队参加对此前占据建康并篡位的桓玄一党的讨伐。

京口是刘裕此后赖以开展北伐、篡位的北府兵的老巢,也是辛弃疾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所在,并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刘裕展开的数次北伐,正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华正朔进行的诸多军事行动所达到的最高峰。刘裕的小名叫做寄奴,“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仅具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味,也贴合他生于田家、还曾因为交不起社钱被拘捕的贫寒出身。

高门寒士天壤迥途、一般平民难以扭转人生方向的年代,很可能正是刘裕身为贫寒子弟发家却改变命运执掌北府兵的经历,吸引了当时还算年轻的檀道济,矢志用一辈子追随他。不过在这一年,刘裕还只是镇军将军,还远远没有走上人生巅峰,檀道济也只是将军署中的一名普通的参军。参军算得上是可大可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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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陶渊明与檀道济两人恰巧都在京口,就这样成了同事。

京口在今天的镇江,距离都城建康的路程只有一百多里,若是起早贪黑地赶路,只要一天时间,若是走长江水路,更加轻松,镇军将军刘裕把幕府设在京口,派出部队参加对此前占据建康并篡位的桓玄一党的讨伐。

京口是刘裕此后赖以开展北伐、篡位的北府兵的老巢,也是辛弃疾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所在,并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刘裕展开的数次北伐,正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中华正朔进行的诸多军事行动所达到的最高峰。刘裕的小名叫做寄奴,“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仅具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味,也贴合他生于田家、还曾因为交不起社钱被拘捕的贫寒出身。

高门寒士天壤迥途、一般平民难以扭转人生方向的年代,很可能正是刘裕身为贫寒子弟发家却改变命运执掌北府兵的经历,吸引了当时还算年轻的檀道济,矢志用一辈子追随他。不过在这一年,刘裕还只是镇军将军,还远远没有走上人生巅峰,檀道济也只是将军署中的一名普通的参军。参军算得上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职务,就如今天社会团体中的干事一样,或许因为机缘能够参与决策,或许一直只处理各种杂务,类似现代的人所说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虽然这样,流民出身的檀道济对这份工作仍然充满热忱、不敢懈怠,他知道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但是他的同事陶渊明并不这样认为。

这一年,陶渊明大约四十岁出头。他的祖上是在东晋初年为朝廷稳定局势、并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陶渊明大约怀着再现祖辈荣耀的心情,想要投身到中兴朝廷的事业中去,但是现实并不如理想那么丰满,对他而言,刘裕跟其讨伐的桓玄一样是个军阀,而像小吏一样营营役役的参军工作也让他倍感厌烦,他在诗中提到自己“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同时也提到“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作为自幼接受士族文化教育的没落士族,才刚刚踏上行程,他就对本次出仕三心二意。

元兴二年,陶渊明与檀道济两个人当了不到一年的同事,从此分道扬镳。陶渊明此后在仕途上又辗转一年,再一次回到田园,终生不再出仕。檀道济追随刘裕,参与扑灭反对势力、攻灭南燕等众多战役,并在义熙十二年东晋北伐后秦的战争中,成为西路北伐军的两名领军者之一。

数十万步兵分兵四路,从中国东南出发,经历一年的行军与作战,面对后秦、北魏两大蛮族政权,最终会师中国西北的长安。

先后收复洛阳、长安这两座沦落胡尘已久的古都,这让偏安江南的东晋朝廷在自身灭亡之前走到上了政治版图的最高峰。

关于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争,新近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给出迄今为止对于这场战争最为详尽、透彻的战例分析,而这场战争为何以这种形态呈现,本书从骑射到突骑的演变历程入手,剖析战争手段与政权建设的互动关系。

关于骑兵如何影响到中国政治、社会与历史,书中提到,骑兵从骑射到突骑,源自楚汉战争之际。此后汉人的骑兵冲击战术取得对匈奴骑射的优势,而骑兵冲击对骑乘稳定性的需求加大、导致鞍桥增高、用来上马的单面镫因此形成,最终马镫出现。

马镫保障下的骑兵冲击战术,让骑兵取得对步兵的优势的同时,也推动了游牧社会集权化的进程,这也是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胡人得以入主北方农耕社会的原因,在战争目标从劫掠到征服的转变过程中他们也被迫进一步汉化才能稳固自身在汉地的政权。

与此同时,缺少马匹与骑兵的南方,只能依靠舰队与步兵奋起抵抗蛮族的入侵,跟自幼就生长在马背上、只要有利可图就呼啸南下的蛮族不一样,动员舰队与步兵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尽管《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单独用了一章来探讨南朝的财政,这个话题仍然有进一步研究分析的空间。

通过战术、战役与战争对政治产生影响的分析,作者最终指出:“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是如果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简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南方被占据军事优势的北方拖累,导致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一再被打断,始终未能走入近代化。

如果说这个结论是战争技术对中国大历史呈现治乱循环的根源之一,那么对历史正在进行时的南朝,面对北方军事压力下的南朝军人共同体往往因为废立皇帝而引发内战。不同于其他王朝那样由权臣拥戴幼主、方便自己弄权,而是军人团体受到团体生存意识压的驱使,为了追求更有效率的战争模式往往改立皇帝,拥戴皇室中年长并有能力的雄主、取代年少的废帝。

当刘裕去世,刘宋王朝的少帝刘义符继位,第二年即景平二年,受刘裕遗命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与檀道济决定更换皇帝,他们废黜并处死少帝,迎立刘裕的第三子,这就是在南朝诸皇帝中展现雄才大略、而被辛弃疾描写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宋文帝刘义隆。

此时的檀道济已经从先主刘裕帐下的晋朝步兵低级军官,成长为刘宋的镇北将军,并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更获得征南大将军、司空等崇高名望,而陶渊明仍然在故乡耕种吟咏,日复一日为一餐一饮而发愁,当时任职江州刺史的檀道济带上酒食馈赠和入仕邀请去探望年轻时代的同僚,却被陶渊明拒之门外。这一刻,陶渊明的心情或许很复杂,毕竟过去的同僚飞黄腾达,而自己却沦落乡里,也可能因为早年的经历,他苦于出仕,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宁可曳尾于泥涂之中。

最大的可能是,陶渊明眼中的檀道济只是一名武夫,以寒士居高位已然不符合渡江以来的政治传统、而缺乏贵族式从政训练的武夫更容易骄躁而不知进退,陶渊明对此心怀警惕,担心檀道济会招致大祸甚至牵连自己的家族,因而刻意与前同事保持距离。

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

十年后的元嘉十三年(436年),彭城王刘义康担心檀道济谋反,趁皇帝病重矫诏杀死檀道济。“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的关系一直处在动态之中,”不仅是军人共同体主动选择对进行军事行动有利的皇帝,也包括“皇帝(往往是继任的皇帝)能够稳定执掌政权时,又会对势力强大、过于跋扈的军事将领进行诛杀,以维持皇权的独尊。”当天,檀道济、他的十多个儿子以及亲信统统遭受杀害。檀道济在被抓捕之时愤然说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四十三年后,源自北府军事集团的刘宋军事政权瓦解,以萧道成为首的新的军事集团建齐,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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