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者 投敌者 8.1分

“投敌”是一种历史性和解

俞耕耘
2018-05-11 14:05:27

(刊于《外国文艺》2018年第2期)

文/俞耕耘

西格弗里德·伦茨,在战后德国文坛中享有盛名。即使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奖得主相比,也毫不失色。1968年,长篇小说《德语课》的出版,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它被公认为德国战后文学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中有苍鹰》、《灯塔船》、《失物招领处》等系列作品的译介,也让我们对伦茨的创作风貌有了更完整认知。然而,就是这位大作家,也遭遇过退稿拒绝。直到2016年,作家诞辰90周年之际,他写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投敌者》才出版面世。

伦茨自然没料想,早年锁进抽屉里的书稿,竟时隔六十多年出版。因为,当时就连他的妻子和出版人也不知道存在这颗“遗珠”。很可能,26岁的伦茨在遭遇退稿时感受到些许挫败,不愿再提起这部作品。然而,这部作家生前唯一没出版的长篇作品,却是探索他早年创作的一个“密钥”。因为,伦茨在这部小说里投影了自己当年服役、脱逃的经历。主人公逃离德军,向对方投诚的“觉醒”,也是作家的现实抉择。只不过,伦茨在“错的年代”写了一部对的作品――预见了民族和解,检视着战争创伤。但刚刚战败的政治氛围,却接受不了小说题材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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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外国文艺》2018年第2期)

文/俞耕耘

西格弗里德·伦茨,在战后德国文坛中享有盛名。即使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奖得主相比,也毫不失色。1968年,长篇小说《德语课》的出版,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它被公认为德国战后文学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中有苍鹰》、《灯塔船》、《失物招领处》等系列作品的译介,也让我们对伦茨的创作风貌有了更完整认知。然而,就是这位大作家,也遭遇过退稿拒绝。直到2016年,作家诞辰90周年之际,他写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投敌者》才出版面世。

伦茨自然没料想,早年锁进抽屉里的书稿,竟时隔六十多年出版。因为,当时就连他的妻子和出版人也不知道存在这颗“遗珠”。很可能,26岁的伦茨在遭遇退稿时感受到些许挫败,不愿再提起这部作品。然而,这部作家生前唯一没出版的长篇作品,却是探索他早年创作的一个“密钥”。因为,伦茨在这部小说里投影了自己当年服役、脱逃的经历。主人公逃离德军,向对方投诚的“觉醒”,也是作家的现实抉择。只不过,伦茨在“错的年代”写了一部对的作品――预见了民族和解,检视着战争创伤。但刚刚战败的政治氛围,却接受不了小说题材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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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敌者》的主题即使放在当今看,依旧颇为敏感。可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技艺,很可能会把这个伦理价值交错的故事,处理成相对主义的“一团乱麻”。“投敌者”实际指的是主人公投向“正义的一方”(苏联红军),因为这完全出于德国士兵的书写视角。挑战从视角就已开始。小说的接受常有惯性,那就是对叙事一方比较亲近,对主人公易产生同情,但主人公普罗斯卡却是德国士兵。当你看惯二战题材将德军作为“控诉对象”的敌军时,这种转换会让你初感不适。

小说故事是一个套嵌的封闭结构,以普罗斯卡给姐姐寄信为始,以“无法投递”被退信为终。在信中,普罗斯卡讲述了枪杀姐夫的真相,试图忏悔,获得姐姐的宽恕。信件带出主人公的战争经历,故事场景徐徐展开。普罗斯卡搭乘给养的小火车返回前线,途中火车被波兰游击队埋设的地雷所炸。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被一支警卫巡逻小分队收编。小分队孤立无援,最终被波兰游击队围困俘获。原先的战友沃尔夫冈自愿投向红军,并顺利策反了普罗斯卡。挽救自己,也是拯救他人,投向红军后,普罗斯卡也从未把枪对准过昔日的战友。他的愿望仅是不再杀戮,战争结束而已。

一个简单的线性故事为何能引人深思?这关键在于伦茨展现了一种错位的生存,回环的宿命。这种命运的不幸在于,他沦为没有身份认同的错乱者,在任何处境下都找不到应有位置。“投敌者”的本质是一种经典的母题:那就是蝙蝠非鸟非兽的寓言,这和双面间谍并没太多不同。战后的普罗斯卡依旧充满困惑。在苏占区,虽然没了战争,却始终笼罩着“清洗”的恐怖阴云。没人能确定你是否会被无端抹去,今天的同事也许明天就已消逝。普罗斯卡再次逃离,越过边境,移居到西德。命运就是一个圈,直到这时,你才明白原来有两次“投敌”。回归原点,这到底算是投往“何方”?

伦茨有意说明,普罗斯卡对政治的无感和漠然,他的“投向”只取决于人道主义的生存。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大隐寓:那些政治风云,战争胜负,民族仇恨充满变易,随时可能烟消云散。能靠得住的,唯有那点关于人性情感的永恒记忆。这正是一种人道的现实主义追求,普罗斯卡可以和敌方的波兰姑娘汪达一见倾心。作家写出了战时的“爱情发生学”,这绝非简单的恋情,而是掺杂了同情、怜惜、忧愁和孤独。它是人类情感对战争敌我的超越。

在他笔下,调情唯美如牧歌,那种情欲浮动就像抒情诗幽转空灵。“助理员(普罗斯卡)经不住她恳求的眼神,她的头发,她颀长的光腿,还有她具有诱惑力的胸部侧影”。“她吸了口气,胸脯向上鼓起。她神秘兮兮地看着他,而他则突然觉得,他能够潜入她蓝绿色的眼睛,好像那是一个池子”。恋情始于肉体的迷恋,正直的普罗斯卡也会“撩起裙边”,沉浸在共度夜晚的性幻想中。

然而,你又没有感到任何不洁的情色感。换言之,作家写出了情欲的真与纯。“他们都不说话了,互相看了一眼,听着行驶的火车有节奏的声音: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他忽然觉得,某些话语――表示极度忧伤的话,表示安宁的渴望和流逝了的爱情幸福的话――和这节奏有某些共同的意味。咚嗒嗒,咚嗒嗒,这声音就像‘羽绒被’,或者像‘他曾经’,或者像‘喜欢我’,或者又如同‘你相信吧’抑或‘吻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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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茨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伟大再现,却放弃了宏大的史诗情结,摆脱了充满优越感的道德训诫。这是一种很高级的现实,它总在揭示战争在个体心性中的具体投影,挖掘群体的心理类型和行为认知。小说里至少出现了三类形象,巧妙隐喻着战时德国人的出路选择。

第一类是像下士一样的“效忠”者。面对斯坦尼的奄奄一息,好友茨维索斯拼命抬回挽救,却抵不过下士的几句训斥。“要说你有多笨就多笨。你们费了牛劲拉回了一块没有用的肉!你们这么笨,本该挨处分。我今天心肠好,你们就高兴吧。你们要是在路上遭到袭击,看你们怎么办!你们还来不及把他放到地上,他们就把你们打得稀巴烂,当咖啡筛用了。”当斯坦尼被就地掩埋,普鲁斯卡用手绢蒙住他的残损面孔时,下士竟然还在质问手绢是否属于公有财产。

作家活脱勾勒出一个为纳粹机器殚精竭虑,刻板谨严的军队“小公务员”形象。在战争里人性、情感被“搁置”在旁。冷酷的实质其实是理性算计:凡事都只考虑是否划算,是否要搭进更多资源成本。“你们去挖个坑。斯坦尼死了。取下他的军人证、身份证铭牌、钱夹子和戒指。小心,别把这些东西一起埋了”。在下士看来,意气用事的私情是愚蠢的。战争不需要同情、伤心和思考,它只要求机器一样高效执行的冷漠之心。正是这种搁置道德判断的“效忠”,绝对服从的机械执行,促成了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无数像下士一样失去反思能力的官僚士兵,被纳粹机器卷入“杀人流水线”当中。

其次,是如大学生沃尔夫冈一样的觉醒者。可以说,他直接启发了主人公普罗斯卡的“投敌”行为。所谓的觉醒就是独立使用理性,从质疑反思到决裂反抗的心灵演变。最终它要直面抉择的两难:你是选择做一个为恶的效忠者,还是一个正义的背叛者?为此,小说甚至花费篇幅设计了二人关于战争的一场“真理大讨论”。“他们把这玩意儿(义务)注射到我们的皮肤里了。他们用这种东西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不能独立自主。他们想方设法,用一支精致的义务血清针剂麻醉我们。倘若有人在我们这里吹奏起祖国之笛,马上就会有一百个听众喉咙发干发红,要求喝一杯国家意识烧酒”。

沃尔夫冈用连续的反诘(德国是什么,德国是谁)戳穿了纳粹主义的障眼法:“如果我们――我们本身就是德国――为德国,即为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岂不是荒谬绝伦”。在某种程度上,沃尔夫冈代表了伦茨的智识和人道立场,当认识到追随的事业“不仅错误,而且还卑鄙、阴险、危险、凶残”,就必须要“对着它狠狠踢上一脚。”小说识破了所谓的两难抉择,其实建立在将纳粹与“祖国”恶意捆绑、强行等同的虚构之上。换言之,当主人公把二者分离看待,成为一个觉醒者,就会自然祛除“背叛”的负罪感,果决做出遵从自由意志的选择。

然而,更多德国人都会随波浮沉,他们被时代裹挟,但愿长醉不复醒。因为清醒是痛苦的,记忆是无用的。小说开篇出现的老药剂师――阿多梅特,就代表了自我麻痹的逃避者。《投敌者》其实并非典型的战争小说,因为它绕开了前线正面战役的血腥激斗。你用一个“反战”标签也涵盖不了作品的繁复思想。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德国特有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小说检视了战争创伤遗留的各种后遗症。阿多梅特自己给自己注射麻醉剂,为的就是抛弃回忆,实现选择性失忆。他象征了战后德国人的精神现实,对过往杀戮既有负罪,又无力面对,唯有选择遗忘推掉历史包袱。

他向主人公传授了自我麻痹的解脱之道:“回忆分文不值。它们沉得像糖袋。谁要是老拖着这些糖袋东跑西颠,总有一天得累垮。我不喜欢回忆。每一天都不同,没有什么会不断重复。”阿多梅特就是伦茨的“反面”,因为小说原本就是回忆抵抗遗忘的利器,普罗斯卡只有在记忆中才能忏悔。在古罗马,哲人们通过“记事簿”的自我书写,奠定了忏悔机制与反思哲学的关联。普罗斯卡给姐姐的信件,也是想靠书写记忆,获取新生。作家的残忍在于开了一个玩笑:当普罗斯卡寄出给姐姐的忏悔信(自白书)时,却遭遇了无法投递。“收件人不知迁往何处”既是原因,同样也象征一种拒绝。从效果上看,无从接受的忏悔与抛弃回忆的遗忘相差无几,但主人公却勇敢尝试了自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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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伦茨天然自带了“历史的同情”,这是一种令人钦慕的姿态。你绝不会看到冷眼旁观的不疼不痒,事后诸葛的陈词滥调。他对战争本质的体察,到处透着切骨深刻,疼痛的真实。这集中体现为小说描述的“战争症候”。

在伦茨看来,战争就像一场“异化”人心的慢性传染病,“看他们的神色,仿佛他们得了一种共同的、看不见的,却并不因此而减轻痛苦的疾病,一种不可言表、无法定义的疾病,这病让他们越长越大,大得超越了自己”。这种病症状是“进入虚无状态的乡愁”,不再生存于此的渴求,厌倦烦闷的沉重。只有死亡时镇定自若的高傲可以救助。作家一语戳中了战时德国的病入膏肓:到处弥漫的虚无主义、向死而生的烦忧焦虑、失去内在价值后的自毁倾向。小说也意欲说明:德国人越发感到自己被一场没有动力的战争“胁迫”,还莫名其妙地下不了战车。

如果没有战争的异化扭曲,人自有高贵的尊严价值。“他们直起腰,那感觉简直像国王。要是人从负载着命运枷锁的肩上昂起他的头,他就会像他原本所想的那个样子:正直、无畏、友善,行进时像一棵树那样挺立,思考时像清水那样纯净。”然而,纳粹机器却强行捕获了“本不搭调”的各色人群,让战争露出了蹩脚笨拙的滑稽,不遗余力的虚弱。保尔·扎哈里亚斯是位画家兼漆匠,搭个晃晃悠悠的桥就算是他的“杰作”。埃勒布罗克的“前身”则是个杂耍演员,邋里邋遢,却不忘在名片上标注“德国吞火演员联合会会长”头衔。甚至,他在闲暇时以“驯鸡”为乐,聊以解闷。

伦茨的笔触就像漫画勾勒的线条,你不可思议,这种“调笑的忧伤”怎么能把喜感和残忍掺和在一起。他在小说气氛中随性设置“岔口”,裹挟“开小差式的”黑色幽默。比如普鲁斯卡仍有兴致研究汉子的裤裆,心想:“这家伙没有屁股。真想知道,他怎么系住裤子。没有屁股的人身材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这种人不能信任。”他时刻都在描述“残酷的日常”,所谓“人性”不过是消耗品,“同情”则是战争里最大的奢侈。最好的应对只剩下调侃,因为罪恶、残酷的背后往往都藏有荒谬偶然的“戏剧感”。

“战争从来都是古怪的,”“没有人知道,活着是幸运还是不幸。有人好战,却挨不着子弹;有些人不想战,身上却被子弹打开了花。战争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伦茨也许意识到,想要理解这种戏剧性,需要一种“超视”的姿态。小说中俯拾即是的环境描写,大量采用的拟人通感,就深有用意。它绝不仅是为了形象生动,烘托氛围那么简单,而是体现了“泛神”的自然凝视,超越人类的悲悯目光。

在自然面前,人类争斗不过是盲目无意义的空洞存在。“荒野用它天真无邪而又感性的脸看着这几个男人,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不会把他们称作喘气的、呻吟的、几乎快绝望的生命;因为从远处看,他们就像古老的雕版画上城市集市广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那种人,那些在集市广场上快乐的、毫无目的、一身轻松地飘来晃去的人。”这里的“远处”,直指小说审视历史的“焦距”和“比例”,当你采用大自然提供的遥远目光来看,人类不仅无足轻重,而且悲喜莫辨,他们不过是行动的符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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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位25岁的年轻作家就能写出令人震颤萦怀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示出传统叙事大师的不凡手笔。他的小说突破了德语文学一贯给人滞重玄想的印象:既非黑塞的象征托寓,也非托马斯·曼的精神独白,更不是穆齐尔的哲学抽象。相反,他的小说并不依赖现代派的各种炫技,而是以压倒性的“写实”取胜。

只不过,作家的现实主义从不凝滞。现实主义并非亦步亦趋的再现,那种日常堆砌的“生活流”,不过打着写实的幌子,污了现实主义之名。伦茨托出了现实主义里的“现代感”和“戏剧性”。普罗斯卡打死了恋人的弟弟,姐姐的丈夫,正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复现。作家在用巧合说明,现实就是没有因果的意想不到。

《投敌者》给你的感觉就像分镜头式的剧本,是一幕幕场景的速写切换,人物群像的“连写(写意)带工(工笔)”。对白透着美国式的短句,明快跳跃,充满节奏的加速度。景物描写无不饱含性灵,慰藉暗合人物的心绪处境。更重要的是,作家用童话般的静谧叙事,间离了战争气氛。“小河沟是大河的孩子。大鱼需要大房子,大人物需要好多仆人。你来到这个世界,想知道人们如何生活,你只需躺到水边,等着。”这种娴静气穿插激战边角,让小说如同绵中针,在松弛中紧致异常。

伦茨把“诗性智慧”融入到“哲学反思”中,做到了海德格尔式的“诗思合一”。《投敌者》的力度离不开作家对哲学的谙熟,对悲剧的理解。他暗合了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分析,悲剧就是多种伦理价值合理性的对冲与和解。《投敌者》也预示了民族的历史性和解,它让各方仇恨和不幸通通“万火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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