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存在的可能性 与 法-秩序

狡猾的兔子
2018-05-11 11:43:10

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一文当中将现代世界中的陆权和海权还原为人类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可能性,并试图以“空间革命”(“精神”的自我发展)这一概念在哲学意义上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本质,理解陆权和海权之间相对关系的变化(海权的兴起)。施密特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根据全新的历史图景(全新的人的存在标准和尺度——可能性),揭示现代世界的大地法(旧法,旧秩序)的瓦解,以及某种新法(新秩序)的到来。

施密特一上来先为我们揭示出人性与传统的四元素之间的联系——自然哲学当中的这四种元素,在哲学意义上,构成了人类无法摆脱的活生生的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一般而言,人们会认为,人是一种陆地动物(“土”),人的存在及其本质都是“属地的”。但是,施密特认为,“水”(海洋)也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不仅是在生物学或人类学意义上,更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陆地或海洋,决定了人的全部存在,决定了人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different ways of looking)(“空间意识”;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如此陌生而难以理喻)。因而,总体上来讲,上述两种元素内在的精神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中与陆地和海洋相关联的种种形式(尤其是陆权和海权)的哲学本原和发展动力。但是,在施密特看来,这些形式的历史发展并非两种元素机械的作用的结果,人有“去他想去的地方的自由”,“拥有历史地获取其存在和意识的力量”,也即可以能动地对于作为其历史存在的总体形式的某种元素做出决断,由此重新调整和组织自己。——这也就是施密特后面提出的“空间革命”的本质所在。

施密特以自然哲学中“元素”的概念作为理解世界历史的哲学基础,将世界历史重述为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斗争史(利维坦VS波希墨特);并以这一历史视角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希腊VS波斯——斯巴达VS雅典——罗马VS迦太基——汪达尔人、撒拉逊人、维京人、诺曼人VS罗马——阿拉伯人VS迦太基——拜占庭帝国VS伊斯兰——威尼斯的海上霸权……根据对威尼斯“与海结亲”这一仪式的分析,施密特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威尼斯并非一个海洋性的存在,而只是一个利用有利的港口位置和航海的文明(本质上仍是一个陆地性文明);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和海战方式上也能看出这一点。相比于威尼斯,英国和荷兰才是真正将其自身的全部历史性生存方式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文明。

但是,在施密特看来,仅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两个文明选择海洋这一生存元素的原因。因而他必须要回到更本原的历史事实当中,寻找海洋性存在的起源,并重新梳理海洋元素与人类存在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施密特认为,正是捕鲸者和鲸鱼之间的搏斗(双方在生物学意义上都不是鱼,却在海洋这一元素中运动着),将人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海洋性存在当中,将人引向海洋。而后,造船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得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成为可能,同时新型战船的诞生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荷兰的转型正是由捕鲸和造船这两个事业开启的。)继而,形形色色的海上漫游者——海盗和冒险家——加入到捕鲸者和航海家的队伍中来,一起构成了转向海洋性生存的先头部队。16、17世纪时,海盗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作为积极的战斗者,参加了英国(新教势力)和西班牙(天主教势力)之间所进行的伟大的世界性对抗”。因此,在施密特看来,对于英国来说,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开启了从陆地到海洋的根本转型过程:“从牧羊人变成了海上漫游者和海盗”。

如此看来,尽管“英国人的航海业绩来得相当晚近和迟缓”,但是由于英国前所未有地将自己的存在真正地从陆地转向了海洋,英国人最终还是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夺取了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世界霸权。在施密特看来,不同于任何早先历史上的海权个案,英国的这一转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的革命——英国抓住机会,赢得了“空间革命”的胜利。所谓“空间革命”,就是人的空间意识(看待世界的方式a way of looking)甚至空间概念本身的变革。这种空间意识受制于不同的——历史性的或民族性的或职业性的(本质上就是历史性的)——生活方式,因而“每当历史的力量由于某种新的突破而进入到人类总体意识的范围里……历史存在的各个空间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形成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维度、新经济、新秩序……这种拓展是如此深刻和迅猛,以至于它不仅改变了某些尺度和标准以及人的眼界,而且也改变了空间概念本身”——所谓“空间革命”。

而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就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革命”——西欧、中欧各民族,乃至全部人类的整体意识(观念),都在根本上因这一革命而改变了。但是,所有这些观念的变革或者说空间革命本身,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因为“前哥伦布时代”的地理发现(比如维京人发现美洲)并没有引发空间革命(甚至没有引发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因此毋宁说,与此相反,“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某种深层变革的表现方式。在这几百年当中,欧洲人几乎在其创造性精神的所有领域都达成了新的空间概念:“所有的生活领域,所有的存在方式……都参与了这个新的空间概念的塑造。”作为这一“空间革命”的结果,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摧毁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其自身的面貌改造了整个世界。

进一步地,在施密特看来,16、17世纪的“空间革命”还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施密特认为,“任何一种基本秩序都是一种空间秩序”,其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而上述“空间革命”革命性地将空间概念从陆地扩展到陆地和海洋,同时,新的空间概念的本质就在于陆地与海洋的区分(这一区分,在现实中,通过陆战和海战的对立显露出来;而在哲学上,则通过“土”和“水”的相互分离体现出来);因而,新的空间界限就应当表现为某种陆地和海洋的分配。在现实中,这一新的空间秩序体现为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也即“大地法”)秩序,其本质建立在陆地与海洋的区分上——陆地和海洋的分配(国际法秩序的两个方面)。

就陆地而言,大地法的根本秩序在于,对于新世界的瓜分(这一秩序的合法性本质上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非基督教-“非文明”的区分之上);因而虽然基督教—欧洲诸民族之间存在血腥的战争,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存在着一个基督教—欧洲共同体和秩序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施密特同样认为这一秩序当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即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通过国际法秩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斗争——在陆地与海洋相区分的空间概念的背景下,进一步体现为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

而就海洋方面来说,在国际法秩序下,理论上海洋属于所有的国家,但实际上只属于英国——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一种绝对霸权的达成,也能归入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或者毋宁说是加尔文宗和耶稣会之间的斗争。在施密特看来,加尔文主义蕴含着一种精英的自我意识的极致的自信(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时刻充满信心,相信自身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根本意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海洋能量在欧洲的爆发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从陆地转向了海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英国海上霸权的获得(或者毋宁说,新教因素和上述海盗因素在历史上达成了联盟,实现了两位一体)。

英国全面的、无可争议的海权时代贯穿了整个19世纪。自由的海洋和自由的国际市场在自由这个观念中汇合了,这一观念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利维坦”支配着人的精神和心灵。因而这个时期,对英国模式的崇拜和模仿也达到了顶峰,人们试图解释甚至全然接受这种模式的明智以及合理性。但是,施密特提醒我们,这些做法都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的海上霸权(及其自由主义模式)的历史性,所有这些观念(尤其是自由)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但它们无疑是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当人们试图在其中寻找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时,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19世纪利维坦对于世界精神的那种支配,也终将变成过去时。

于是,施密特就开始着力为我们揭示出一个(不同于19世纪的)全新的世界图景。施密特认为,在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无限荣光之下,同样存在着隐秘的阴影:工业革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机器把“海的儿女”变成了机器的奴仆,利维坦也因此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英国海上霸权的本质(海洋性存在)遭受致命打击。不仅如此,在施密特看来,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发展)更是开启了新一阶段的“空间革命”,揭示出一个崭新的空间秩序。一方面,第三个维度——空——诞生了;另一方面,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将海洋转变成一种崭新的空间(变得和陆地一样),取消了海洋和陆地的区分。这两方面的变化共同取消了海上霸权的基础,因而也取消了大地法(基督教—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基础。旧法已经瓦解,新的空间秩序(以及人类存在的新的标准和尺度)呼唤着一种新法的诞生。

但是,施密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新的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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