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 文凭社会 评价人数不足

译后记

小油飞
2018-05-11 11:00:48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学术概念。当今社会大概人人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学历,我们似乎很快就对学历贬值和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不过,将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仍然是社会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早在1979年,兰道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初版中清晰地阐述了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这本基于美国历史写就的著作,对照近四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完全不显过时和错位,可见出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

关于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工业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市场对此做出了反馈。这种基于功能主义传统的技术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需要驳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实的数据反驳了以下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柯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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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学术概念。当今社会大概人人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学历,我们似乎很快就对学历贬值和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不过,将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仍然是社会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早在1979年,兰道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初版中清晰地阐述了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这本基于美国历史写就的著作,对照近四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完全不显过时和错位,可见出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

关于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工业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市场对此做出了反馈。这种基于功能主义传统的技术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需要驳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实的数据反驳了以下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柯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存在“教育过剩”;虽然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

回忆起大学生活,许多人也许对此深有同感。如果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十分有限,许多毕业生的专业更是与最后的工作毫不相关;哪怕专业对口,也经常需要经过额外的培训才能上岗。对大部分工作来说,要想胜任它们根本不需要在大学里呆四年之久,更不必提攻读硕士和博士了。事实上,校园时光中很大一部分被社团活动、打工和恋爱占据,而这些与学习并不直接相关的活动已经被建构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习成绩与未来的事业成就关联度也很低,往往只是在申请更高的学位时才有意义。文凭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它除了能够反映持有者在学校里度过了特定时间之外,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的能力。

说到这里,本书背后的理论主线也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教育社会学里长久以来的核心问题: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教育扩张究竟减弱还是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自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社会学者始终在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教育扩张能够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打破阶层壁垒、促进社会平等;再生产理论学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复制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仅加剧而且正当化了社会不平等。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调查研究为两方都提供了实证证据。本书中,柯林斯则跳脱出了两者视角,在探讨结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逐渐替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同时制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岗位。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教育实际上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呢?这并不是柯林斯的本意。毕竟,工作技能只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丰富和稳定的人类社会离不开看似无用的娱乐、艺术、文化和道德,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可以是大学的终极目的。柯林斯揭开的只是教育的一层虚伪的功能主义面纱;他让我们认识到,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柯林斯认为,“文凭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比较诚实的立场,它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利。不过,柯林斯自己倾向于一个更为激进和相反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文凭废除主义,例如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当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阶级壁垒的工具,废除学历要求才能为真正的平等铺平道路。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生,我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自我挣扎。在第六章中,柯林斯以医学、法学和工程学为例指出,人们敬仰和信任的专业地位并不一定是基于专业技能建立的,而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为什么在美国,法学院和医学院必须先获得本科学位才能进入,而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为什么工程师在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的培养路径和地位截然不同?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柯林斯揭示了专业地位的成功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仪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论述、难以标准化的评价系统、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不难发现,这些要素对大部分人文和社会学科同样适用:社会学家自身的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建构起来的呢?

柯林斯能够正视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建构、阶级冲突和权力关系,揭示一个保护着社会学者自身学术地位与物质基础的错觉,这需要强大的自我反思意识与勇气。而对读者来说,本书也许可以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在教育领域的一次应用;它所带来的启示也不仅仅限于对文凭的祛魅和对文凭通胀的解释。也许很多读者并不会同意柯林斯最后提出的文凭废除主义方案,但相信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一窥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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