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悟集 迟悟集 评价人数不足

跳跃在字里行间的真性情——李宗奇其人其文

陕师大出版社
2018-05-11 09:05:38

文/李星

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宁叫邻居买个驴,莫叫邻居升个官”,当时不太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多,我才知道这句话的真谛,并无师自通地形成了一条阅人经验:一阔脸就变的人是不可交的小人,两三年变的人是正常人;五年甚至长期不变的是定力深厚的真君子。李宗奇就是一个真君子。印象中他是一个永远谦逊随和的人,一个从来不拿架子——或许永远没有架子的人,一个温润如玉从不使我这样的人感到精神压力的人。在朋友们的笔下,有人说他像一个“老农民”,有人说他忙上忙下、奔前奔后像个办事员,而此刻在我的眼前,他却像一头永远低着头朝前拽的关中牛,包括他宽阔的额头,和善的好像永远向前方看着的一双大眼,两片厚厚的嘴唇,比牛只缺两只弯弯的牴角。惭愧的是,我与李宗奇至今并无深入的交往,所谓的印象,也只是在各种文学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的匆匆一面,简短的类似问候式的话语,再有的也就是一个散文读者对散文作家的观察。其实,我对他的散文的阅读,也只有一两次的两三篇或三五篇,然而就是这很少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顽固的印象: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完备的心灵素质的散文人,而不是一个以文学为自己的形象装饰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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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星

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宁叫邻居买个驴,莫叫邻居升个官”,当时不太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多,我才知道这句话的真谛,并无师自通地形成了一条阅人经验:一阔脸就变的人是不可交的小人,两三年变的人是正常人;五年甚至长期不变的是定力深厚的真君子。李宗奇就是一个真君子。印象中他是一个永远谦逊随和的人,一个从来不拿架子——或许永远没有架子的人,一个温润如玉从不使我这样的人感到精神压力的人。在朋友们的笔下,有人说他像一个“老农民”,有人说他忙上忙下、奔前奔后像个办事员,而此刻在我的眼前,他却像一头永远低着头朝前拽的关中牛,包括他宽阔的额头,和善的好像永远向前方看着的一双大眼,两片厚厚的嘴唇,比牛只缺两只弯弯的牴角。惭愧的是,我与李宗奇至今并无深入的交往,所谓的印象,也只是在各种文学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的匆匆一面,简短的类似问候式的话语,再有的也就是一个散文读者对散文作家的观察。其实,我对他的散文的阅读,也只有一两次的两三篇或三五篇,然而就是这很少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顽固的印象: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完备的心灵素质的散文人,而不是一个以文学为自己的形象装饰的官员。李宗奇让我为他的《迟悟集》作序,使我得以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他主要在转岗之后所写的百多篇长短不一的散文,更深入地了解了他的文和人。

一是永不忘根本的凡人心、平常心,正与我印象中的关中牛形象重合。作家写作中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写作的姿态问题,即你是将自己当做一个掌握了真理、居高临下的教化者呢,还是当做读者的一个平等的朋友。应该说在成名之前可能你对自己的能力是怀疑的,对读者是敬畏的,但在成名、特别是成大名之后,你的感觉、姿态就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多年来我读过名家常常借写作散文吹嘘自己、自我表扬的文章,也读过所谓名家刻意表现自己的深刻,装腔作势的文章。如李宗奇者,为政时出过政绩,为文时,浪得不小的名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是他却始终不忘根本,始终以平凡心做人,以平常心为文。他的笔下写过贾平凹、雷珍民,尊敬着贾平凹、雷珍民们的贡献,但也写过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认识的各色朋友,包括普通农人、亲朋好友。对名家他可以调侃、提醒,揭他们的“老底”,对不名的奋斗者他可以不吝赞扬。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对自己根本的清醒的认识:“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我们都是天地衍生的庄稼,庄稼长得快,长得好,长得强,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承载之德。人人都有父母,人人不是为父便是为母,不要说我们能文能武,能东能西,我们骨子里的潜质是与生俱来的,是父母给的,至于后天的修为那只是我们能量的一种补充。”这让我想到了《周易》上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以载物。”以天地之厚,父母之德为根本的人,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自大的人,都无得意忘形的资本的人。

二是融入血肉,浸入骨髓的善。《德惠书道善行路人》是宗奇写陕西文坛上另一个有名的善人雷珍民的文章中的主题词,他从雷珍民故乡的人文地理、父母血缘、个人修为中提炼出“德”和“善”来表彰他的书法精神之源:“佛教圣地,温情舒缓的梁山是他心中的精神父亲,紧靠洽川,胸怀宽慈的黄河,是他心中永远的精神母亲”,“一是敬畏,二是感恩,二者融合,便是大爱。珍民先生待人处事赋予大爱之心,代之而来的是他的书法有庙堂之气”。这里说的是乡党雷珍民,实际上也包括李宗奇自己,温暖宽慈,大爱大善,蔚然而成宽厚庄严的“庙堂之气”。

记得英国作家毛姆说过,真、善、美之中的真、善都是因人、因地域、民族、因思想观点而异的,只有善和爱是很难被误解的,所以他认为文学中的真与美的实现,靠的是善的清晰而确定的传达。李宗奇的所有文字中深厚宽阔的、无可怀疑的精神和心灵背景就是善和爱。他的文章既充满对父母、妻儿、兄弟、亲人们的伦理亲情之爱,也充满对朋友、同道、祖国、乡土的深厚之情。他笔下所写的与文坛书友的来往、交流、聚会,一改古往今来文人相轻的陋习,让人领会到一种纯真无邪的君子之义、朋友之情,使我往往把这种人与人、文人与文人之间的交往故事,读成理想的人间童话。在《心音》一文中,他将友人宋艳刚《僧人打禅》的摄影意境与书家吴振锋讲的母亲的两件事连缀在一起,传达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一个人的心灵之中的那种可以与宗教境界并立的爱的境界,善的境界。

三是李宗奇的散文写作有一种迥异于时俗的“为己”精神。他在荣获冰心散文奖的感言中说:“我喜欢散文,是透在骨子里的。它是我心中的毛毛虫,时常蠕动着我心中的酸甜苦辣。我写散文是一种业余爱好,恰似放羊的拾地软,既给了羊以自由,又呼应了我的心灵感召……当我情感与文字对话时,心静得如进了庙堂,一切与散文无关的东西荡然无存。”在《昨天的事儿》一文中,他以调侃的口气写了同样意思的打油诗:“诗是什么/我脑子里的一条虫/它孤独久了/就会溜出来说话/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说别人意想不到的话/说自己想说而平素不曾说出的话。”它们与时下各种宏大的写作宣言不同的就是,把散文写作看做心灵的感召,是情感和思想的结晶,是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这让我想起了贾平凹说过的一句曾经惹是非的话:“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受活。”我以为这种把文学写作当做自己的需要的精神是真正的文学精神,是成就文学大家的第一要义。其实,陈忠实也说过他为什么要写《白鹿原》:“过了四十岁,我忽然想到要写一本给自己垫棺材的书。”这种强调文学创作首先是自己需要,心灵情感需要,交流倾诉需要,宣泄需要等等,并不与曹丕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愈的“文以载道”,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相矛盾,反倒更能加强文学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文学上的“为己”精神,正与做人处世中不忘根本的平常心相外里,体现出一种“内圣外王”的中国士文化精神传统。

与以上种种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散文文本从语言、写法到结构的不拘一格,率性随意,不事修饰,真话实说,实话真说的无哗众取宠之意,盗名欺世之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构成他散文艺术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所蕴涵的精神性。这是青年学者王朝阳的两句相反的看似矛盾的判断给我的启示,这就是,一“他不寻求超越性的存在,”二“他所有的记忆都埋藏着精神事件。”

二是雅和俗在宗奇散文中的统一。雅是文化人的思想、知识的流露和语言习惯,俗是大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农民)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宗奇曾经当过官员,但更是一个文化人,所以他是读了很多书,有知识、有思想,有写作和书、画专长的人,所以他的散文中那些与书、画、演艺、文学界交往,鉴赏品评的文字,经常令我感叹,自愧不如。有时他是功力深厚的鉴赏家、美学家,有时他又是一个妙语迭出的文论家、思想家。如“文化是一座金字塔,包罗万象,它囊括了国之魂、家之神、人之根”,“艺术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往来。目标不是永恒,而是抵达的延续”,“孤寂是一个人的骨髓,只不过极少有人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良知告诉人们,喜马拉雅山巅没有一丝喧嚣和尘埃,只有纯粹的灵魂在守候”……人道,文道,艺道,在他的形而下的文字中经常喷薄而出,让我想到所谓哲人、思想者并不是故弄玄虚的满口深刻,而是从常人常事常境中发现了深刻的人。

与雅俗有关,宗奇散文的语言智慧还表现在雅中有俗、化俗入雅、雅俗并陈的混搭式表现方式。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连我这个关中人也难以把握的生僻,何况年轻的或外地的读者了,似乎应该注意。

宗奇先生将自己的书命名为《迟悟集》,可能有转岗之后才明白自由的可贵和生活的真味、人生的真趣的意思,并告诉那些死死恋位的人,及早放弃,脱掉重重甲胄,回归真我。这是宗奇人生的新阶段,生命的新开始。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为他的新生活、新姿态而高兴,同时也认为对于一个少欲而放达的人来说,即使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生阶段,他也能做到不执、不偏、不专(权)。其实,我在生活中就见到过这样的职务人,而宗奇先生也早就是这样一个少欲而放达的人了。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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