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读《叫魂》有感

天天天长
2018-05-10 23:42:00

《叫魂》一书为美国汉史研究学者孔飞力的著作,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努力还原了1768年那场迅速席卷全国却又最终尴尬收场的妖术大恐慌。叫魂案这个故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解读都不失精彩:恐慌是如何不受控制地在中华大地间散布开来;叫魂案是如何触动了乾隆皇帝对满人汉化、谋反和常规权力的敏感神经,导致叫魂案在乾隆皇帝的主导下愈演愈烈;而背负办案职责的官僚们是如何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难题:追捕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术士以向皇帝交代。这些故事重叠在历史的同一页上,作者通过对它们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最终指出了叫魂事件中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博弈,但除此之外,作者还给出了更多的有关叫魂案件的启示。

一、叙述:叫魂案的发展始末

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海宁来的工程队前来招标但无功而返,最终由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承揽了这一工程,这件极为普通的事情却为人所利用,引出风波。原来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后者因妒忌前者香火旺盛便散布谣言说海宁石匠在去观音殿的路上施了法,凡路过人皆要遭殃。不想谣言愈传愈烈,演变为石匠盗取人的魂魄来加固工程,后来又演变为和尚、道僧、乞丐等人通过剪人发辫来盗取魂魄。谣言传遍了大江南北,牵扯到的人数越来越多,普通百姓人心惶惶,担心自己的魂魄丢失,官员疲于奔波追缉妖党,居于庙堂之上的乾隆皇帝则被关于妖党谋反的臆想折磨的寝食不安。经过数月的折腾,一干巡抚追逐着妖党的踪迹在各省间来回奔波,除了几条无辜的性命折损于狱中和几顶乌纱帽被摘除之外,案件没有一丝进展,案情和证言变得越来越矛盾,被抓获的妖党争相翻供,原来一切都是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司法上的腐败结合到一起,酿成了一场闹剧。但在叫魂案上投注了过多个人威望的乾隆皇帝无法以叫魂实际并不存在收场,他仍然坚持阴谋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员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党逍遥法外,叫魂案最终以一批官员的罢黜尴尬地告终。

二、探析:叫魂谣言造成民众恐慌的原因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法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是本书开篇第一句话,交代了叫魂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正值盛世的1768年,但是作者却称此时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其实只要对此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稍作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所谓盛世不过是专制时代最后的余辉而已。

谣言的起源地江南区域是当时最为商业化的地区,江南拥有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和繁荣的制造业,这里的人们从事着广泛的生产活动,但是当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完全抵消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再加之通货膨胀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有一部分人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这样的群体逐渐向社会下层移动,沦为了乞丐、道僧和和尚,并且该群体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以至于给普通百姓和官僚们都带来了一种潜在的危机感。

在道僧、和尚数量激增的同时,官方的僧侣登记制度和度牒制度却越加松散,这意味着官方对道僧、和尚这一群体的控制力在逐渐消减,而事实上,的确存在大量的人披着僧人道士的袍服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使得民众和官僚对于这一不受控制的群体的敌意日渐增长,当叫魂的谣言传出时,首先指向的就是这一群体。

中国人向来相信躯体与灵魂的可分离性,个人的魂魄可能被妖术摄走,这样的担忧加上想象力的发挥,制造出了泛泛的恐慌。叫魂谣言中,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者衣物,便可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也就是说即使对方是完全的陌生人,只要被对方获取了自己的毛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灾。于是普通民众对于陌生人充满了警惕,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和不受控制的人,而这些人恰恰也是最容易遭受迫害的人。

三、探析:乾隆皇帝关注叫魂案件的原因

乾隆对于叫魂事件的态度几度变化,耐人寻味,但是总的来说他对叫魂事件的反应是出于对以下三点的忧虑:汉化、谋反和对官僚体制的控制。

(一)汉化

乾隆皇帝作为异族统治者对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他既需要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又要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维持二者的平衡不可谓不棘手。江南,作为汉文化的杰出代表,乾隆对其的感情是复杂的,“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甚至认为江南的腐朽恶习在侵蚀满人的精神。叫魂案是从江南地区蔓延开来,又未经江南官员上报,乾隆是从山东巡抚富尼汉的上奏中获取这一信息,这触发了乾隆对于叫魂案第一根敏感的神经。

(二)谋反

前额削发与蓄辫象征着汉人对满清政府的顺从,叫魂案中的割发带有着令人不安的政治意味。虽然乾隆一开始极力避免谈及割发的政治意味,只是将其作为妖术看待,但是随着叫魂案的发展,乾隆也逐渐确信叫魂案件是谋反的烟幕,妖党的真正目的是策划一场谋反,这触发了乾隆对于叫魂案第二根敏感的神经。

(三)对官僚体制的控制

乾隆对于其所统治的官僚体系始终是不甚满意的,在叫魂案中这种不满意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皇权对官僚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常规控制,控制方式包括:对行政失误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建立御史制度把所有官僚都纳入可被弹劾的范围内,实施三年考绩制度来考察官僚行政能力等等。但是常规控制在给官僚划定行为边界的同时,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君主——的自由,官僚们从繁琐的规章条例总获得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能够以行为未超出边界为由对抗君主的专制要求。除此之外,面对常规控制,官僚们还创造了一套自我保护机制,通过同党、同门、乡谊等各种复杂的人际网络互相庇护,编织出一张官官相护的保护网来对抗君主。当君主发现第一种常规控制失去效用时,他就不得不采用第二种控制方式——专制控制,也就是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官僚机器的运作中去,乾隆为了强化专制控制殚精竭虑,他采用的方法包括:建立机要报告制度、拓宽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建立宫中陛见制度,直接会面官员进行考察、政治任命、通过礼仪行为来强化君主朝臣个人纽带等,乾隆将各类繁重的职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或许可以窥见其乾纲独揽之醉心,但亦能看出专制统治的种种弊端。

在叫魂案中,乾隆认为整个官僚机器对于割发叫魂事件的处置都是有问题的。 叫魂案始发后的两个月内都没有官员向乾隆主动报告过此事,虽然发生在江南各地的叫魂案实际上都得到了官府的妥善处置,这些案件在各级官员看来也没有异常之处,但是乾隆依然怀疑他的官员们是故意向他隐瞒了这些情况。他认为官僚体制已经堕落腐化,在逐渐摆脱他的控制,这触动了他第三根敏感的神经。

四、观察:官僚机制对叫魂案件的处置

以乾隆是否介入叫魂案件中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把官僚机制对叫魂案件的处置分为两个阶段。

(一) 乾隆介入叫魂案件之前

在这一阶段,官府面对因妖术而引发的纠纷时,第一反应就时要将事件从街上转移到官府大堂之上,也就是说要通过司法来解决这一纠纷,司法是官僚机制面对叫魂的主要处理手段。尽管在一些案件中存在着徇私枉法的现象,但这一阶段的司法从总体来看是较为公正的。通过衙门上的审理,吴石匠所受到的诬陷以及蔡捕役的贪赃枉法都被揭穿,在胥口镇和苏州事件中受到诬告的人也都被开释,就连轻信谣言的民众也受到了恰当的警告。问题似乎应该到此为止。

(二) 乾隆介入叫魂案件之后

乾隆介入叫魂案中担任的角色是首席检察官,如前所述,叫魂案触动着乾隆的敏感神经,使得乾隆本人对叫魂案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的意义。他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刻薄训斥,此时的官员们办案的唯一目标就是如何避免龙颜大怒,取悦皇帝压倒了司法公正,司法既已沦为行政的附庸,那么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清律规定,对刑事犯定罪必须以口供为凭据,刑求是清律中并未明确禁止的做法,尽管乾隆本人在介入叫魂案时三令五申不得刑讯逼供以防止获取假信息,但是其本人也没有想到,他对官僚机制施加的压力恰恰制造了大批虚假的口供,这些虚假的信息又将案件不断推进到更荒谬的地步。官僚们一面通过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想要从已捕捉到的罪犯口中获取信息,一面又要应对来自乾隆的一项项指令,他们的行为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当叫魂案最终被发现是一场子虚乌有,他们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被乾隆责罚的结局。

五、核心: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的博弈

在这场全国的清剿运动中暗藏着乾隆与各省巡抚之间的较量,孔飞力称之为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间的博弈。孔飞力认为乾隆利用了叫魂案件巩固了自己的专制权力,他认为乾隆面对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意欲通过叫魂案这样的政治罪来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官僚体制,重申官僚规范,并借由这一契机剔除自己不满意的官员,这是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孔飞力对乾隆行为意图的这一揣度是有理可依的。

中国封建时期的皇权尽管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运用。在乾隆和官僚二者于叫魂案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掌握这样一条线索——乾隆通过强调叫魂案的政治罪属性来重申官场规范,并努力将案件置于一个非常规环境下去处理,而官僚们则努力将案件拉回常规轨道,尽力将来自乾隆的紧急的、非常规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然后在常规轨道上寻求因应之道。双方在常规与非常规的两端相互博弈着,没有谁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乾隆可以对官僚们运用专制权力,施加诸如剥夺宠信、财产、自由、生命等制裁,但是官僚们的抵御方法也并不少,诸如叫魂案件中的江西巡抚吴绍诗忙而不动,躲过了这场灾祸,江苏按察使吴坛通过对苏州教派的迫害来转移乾隆的视线,湖广的高级官员们在乾隆面前统一战线,同时出场审讯,用人数来赌自己的身家性命。

孔飞力认为正是官僚体制的特性阻挡了叫魂案向着更为狂热的方向发展去,他将官僚制度描述为“应急的锚碇”,没有它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

六、思索

尽管现在看来叫魂事件实在荒谬,但是要是将这个错误归结于乾隆的极权统治,那就是对乾隆的苛责了。任何一个人处于乾隆当时面对的困境都会发现所谓的极权,其实远比想象中受到更多的制约。

流动性是对专制政权的重大威胁,专制政权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君权神授、宗法礼仪、小农经济等一类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绝对稳定的;商品、人口和言论一旦大规模地流动起来,它们对皇权和原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康乾盛世之中,整个社会较之往日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流动的状态,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这也是叫魂谣言能够迅速在江南地区迅速传播开来的条件。

民间社会虽然被专制力量所统治,但并不是任其随意宰割。“每个社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叫魂事件中,乾隆始终担心叫魂谣言会引发出民间不可控制的大恐慌,这会威胁到他的政权。对术士们起诉审讯或许可以达到抚平公众恐惧的目的,但也证实了妖术存在,最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不可预见的,毕竟将妖术恐惧从公众的记忆中抹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先前公众歇斯底里动用私刑的表现也证明了乾隆的担忧并不多余。专制力量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于民间社会,否则抛开叫魂事件不说,清代还有许多事件展现出民间力量的爆发,诸如白莲教这样的反清复明势力、马朝柱、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农民起义等。

读《叫魂》一书,会感受到历史其实不曾真正过去,译者曾经说明:“孔飞力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叫魂案距今二百余载,但现代社会仍未完全脱离叫魂案的症结,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也有人性本身的问题。当清剿术士的运动到了白热化阶段,妖术就成为了“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者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权力幻影,普罗大众又有几人能够忍心舍弃呢?叫魂案发展到后期,出现了大量的诬告陷害案件,许多人借机铲除异己,也有许多人陷入到了这场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尽管当时并未形成“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但是叫魂也足以说明在缺失制度性正义,公众不能奢求获得公平对待时,群体力量会带来多么毁灭性的力量。这样的启示直到今天都没有丧失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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