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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的维度导向

八日水
2018-05-10 22:15:38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以知识的权力研究为主题,按历史线性发展分章节介绍其内容和各部分观点的优劣面。

知识论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而认识论是对主体认识本性的哲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保证了知识本性,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认识条件、结构、能力、特点和限制等)。

认识论(真之维度)不等于知识论(真善美或神之维度),而是知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在于它将知识根植于作为认识者的主体的基础上。

群体分析学假设人类必须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中,这一事实决定了人类的知识的形态。不同的群体是异质性的。不仅个体不可以还原,群体亦不可以还原,因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之间无法也无需同化和通约(不同于服从性质的集体主义)。流行是偶然的、不断流变的,群体流行会缓慢沉淀、积累,成为惯例、习俗、制度、价值观以及知识等更为稳定的形式。

认知具有权力维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代表知识好或不好,亦不代表是否是真理。群体而不是主体创造知识,群体分析学与主体分析学是对立的。

辩护和批判的立场都是极端、片面的,知识的权力研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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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以知识的权力研究为主题,按历史线性发展分章节介绍其内容和各部分观点的优劣面。

知识论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而认识论是对主体认识本性的哲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保证了知识本性,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认识条件、结构、能力、特点和限制等)。

认识论(真之维度)不等于知识论(真善美或神之维度),而是知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在于它将知识根植于作为认识者的主体的基础上。

群体分析学假设人类必须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中,这一事实决定了人类的知识的形态。不同的群体是异质性的。不仅个体不可以还原,群体亦不可以还原,因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之间无法也无需同化和通约(不同于服从性质的集体主义)。流行是偶然的、不断流变的,群体流行会缓慢沉淀、积累,成为惯例、习俗、制度、价值观以及知识等更为稳定的形式。

认知具有权力维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代表知识好或不好,亦不代表是否是真理。群体而不是主体创造知识,群体分析学与主体分析学是对立的。

辩护和批判的立场都是极端、片面的,知识的权力研究应该走向审度的立场(对问题进行具体、历史、谨慎的深入研究)。这意味着知识的权力研究应该完全走向问题学思路,既由问题出发、围绕问题组织的学问,而不是由理论出发、以体系建构为旨归的学问。

知识权力维度的问题学从纵向上要把握时代的历史特点,从横向上要把握问题的地方性,然后在深入分析各个关节点的基础上得出审慎的结论。

对真理制度进行微观权力分析,是比形上研究更为重要的问题。现代知识的权力研究可以分为4个主要传统: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传统。

马克思有关知识与权力的思想:一是机器批判(科学技术权力批判);二是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等的欺骗性)。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意识形态批判,而知识社会学篡改了意识形态批判。对于工人破坏机器的行动,马克思是同情但不赞成的,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机器哲学可分为效率哲学和批判哲学两条不同的进路。

凡勃仑把阶级对立定位在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凡勃仑认为现代文明是机器文明,现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保持着机器过程赋予它的特征:系统性;标准化;协作性。机器过程让工人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适应工人。现代工人流动性更大、更标准化,可以相互替换,很难有不动产,不得不为了谋生四处迁徙。科研活动‘束缚’劳动者。机器成为塑造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进而成为塑成一般思想习惯的主要力量,人根据技术过程的作用来思考。资本家通过购买控制了科学技术。机器对工人的压抑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兴起的原因。

技治主义运动发端于美国,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专家治国),尤其是政治的科学化(科学管理)。技治主义是当代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等崛起后的意识形态主张,反映了知识阶层软弱、妥协和折中的两面性。技治主义理论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冲击及其应对,以及如何实现技治主义政治。在凡勃仑之后,技治主义变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资本家统治的理论。虽说技治主义一些主张被世界不同制度吸收,但政治操作和工具层面的技术性变化并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技治主义是一种当代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但技治主义的政治理想中在实践中存在转向专制的风险。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瓦解了资本家权力的力量,但在具体社会历史阶段实际上却极大地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

芒福德批判现代技术已经成为巨机器或巨技术,即与生活技术、适用技术和多元技术完全相反的专制技术,其目标是权力与控制,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指出只有回归人性的正确规定、回归生活世界和生活技术,才能克服巨机器(彻底的人文主义立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是认知批判,而是阶级批判。但在曼海姆主张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阶级问题、资本主义问题完全被屏蔽,只剩下无任何阶级社会背景的科学与权力的主题。知识社会学主张历史性(人类如何进行思考和知识如何在政治公共生活发挥作用,而不是人类和知识应该如何的问题)、群体性(以特定社会群里的思想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体或整个社会思想)和外部性(反对局限于内部的纯粹逻辑分析,坚持与外部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分析)的研究视角。之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反对先验论、认识论和规范性的研究方法,代之以经验论、社会学和非规范的研究方法;极力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疏离感、距离感,力图得到所谓中立的结论。SSK既放弃了批判立场,也放弃了意识形态分析,将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变成彻底的学院式‘为研究而研究’。SSK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态度,从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进行深刻的批评。意识形态是一种便壶性的观念或理论,它为社会活动作辩护,宣称既有的群体活动方式即社会基本制度是合理的。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将科学与极权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极权制度遵循科学计算原则,并且唯科学是从。但科技研发机构最终不过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制度是由统治者所支配。大众文化的个性是融入商品逻辑和消费逻辑的个性,不过是服从资产阶级的权力。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社会技术和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合理性。以技术理性为枢纽,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严密的总体性。技术理性让阶级统治成为一种提倡而不是否定,即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均提出某种主流方式,并辅以细致的主流建设方案而非强制铲除或消灭。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体政治策略是把‘福利国家(对内)’和‘战争国家(对外)’有效地结合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文化策划能够为全面俗化的单向度文化(高层精英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社会中的否定性思维被彻底清除了,想象不出一个替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

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隐形意识形态’的观点:技术统治论把社会发展理解为技术问题,要用技术方式来统治或控制社会;技术统治论治国将增加战争和破坏的危险;主张用政治、民族力量控制技术,减少其负面效应,用交往行动、对话协商来反思社会、技术和技术统治论。

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引向现代科学技术,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对人的奴役,这会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转移注意力以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作用。

对福柯来说,研究知识不仅要揭示知识、科学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的演进模式,还要揭示知识同社会制度的关系、同社会中活动着的人的关系,以及知识同社会中的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的关系。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不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且落实到制度层面。福柯试图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那些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环境中(监狱、精神病院、医院、性生活)研究现代人的境遇。所谓‘人性’、‘人道’不过是规训技术制造驯服的现代人的冠冕堂皇的幌子,其背后是权力的争斗以及知识-权力强大的‘场’作用。

福柯反对各种知识之间的权力等级,反对知识分子为民众的代言,亦反对规训技术扩散形成的现代技治主义社会。但是,福柯把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引向了令人绝望的方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虚幻的美学乌托邦)。福柯并不知道反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反抗的主体是什么;只是试图通过知识-权力分析洞悉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真实历史境遇,然后借此寻找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福柯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两者均坚持历史主义结构分析的基本路径。

波茨曼提出了一种媒介与社会二级控制的信息论,分析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危害,批评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提出了以技术无神论应对技治主义的问题。任何关于世界的事实陈述都属于信息的范畴。但媒介并非简单地传播信息,而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或模式来编码信息。媒介信息必定不等于原初信息。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不同的媒介偏好,从而在基础上控制着信息流。信息结构对于社会的基本信息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信息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信息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的组织、制度、认识论、意识结构、智力倾向等会相应变化。并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是由信息结构的突变所引发的。改变了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方向或可获得性,那么某些垄断就会被打破,某些意识形态就会受到威胁,某些权力的模式就会失去基础。因此,信息(结构)变革导致社会变革。对信息的第二层控制(社会控制)目标是抵制或消除第一层控制(媒介控制)的影响。

社会科学实际上技治主义强有力的工具,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技术神学用医学、精神病学、社会行为学等角度审视道德世界的问题,把罪孽、邪恶等传统道德概念转变成社会偏离、心理疾病等可以客体化和量化的技术概念。宗教世界在衰落,人们开始寻求替代性的道德权威,科学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科学无疑承担不起此任务。

波兹曼并非完全反对社会技术的使用,而是反对技术的神化。波兹曼的信息量夸大了媒介对于通信工程的作用,陷入了极端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夸大了技术在信息流动中的权力效应。但其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忽视了技术主义进步的一面(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积极意义)。

芬伯格主要集中于技术哲学的探讨:既不拒绝现代技术,亦不向现代技术投降,而是在接受中努力改造。芬伯格主张重构资本主义技术代码和文明规划,使之走向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芬伯格徘徊于技术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试图对现代技术采取审度的立场,而不是持辩护或批判的极端立场。技术不是决定性的,不是天命,而是待确定的,因而是可以设计的。

技术设计是由技术要素与社会要素共同确定的,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同样的技术要素与不同的社会要素结合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技术,因而可以通过整体的文明规划改变与技术结合的社会要素,从而重构、重建或重新设计现代技术,替代目前备受批评的技术体系。技术设计中的社会因素本质上是权力因素,技术设计过程是权力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均试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技术设计围绕技术代码的形成展开,技术代码实际是各方利益的实现模式。

与范式不同,技术代码不限于认识论、方法论层次,还处于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的交汇处,尤其处于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处。技术代码有实质的偏见(阶级、种族、性别)和形式的偏见(时间地点引入方式上)。前苏联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局限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方面,忽视技术代码的社会主义转变,过多地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没有实现劳动过程、社会管理、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导致失败。前苏联发展的过程不是由于马克思理论上的模糊,而是由于对西方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加批判地应用,以便能支持一种现代专政。劳动异化和技术异化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分配和技术设计所决定的。

芬伯格指出了反抗技术控制的理论可能。除了资本主义和前苏联的技术设计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可能性。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包含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是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的‘所有制理论’,二是没有被认真挖掘的‘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通过转换技术设计来重构现代技术,通过社会主义文明规划营造社会主义政治环境,用社会主义技术代码取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

社会革命主要关系所有制和计划的经济改造,而政治革命关心技术设计、劳动过程、管理方式乃至整个文明规划。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应该以人的解放为标准,政治革命正是指向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社会革命是一种围绕国家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政治革命是一种围绕具体劳动过程的自下而上的改造。芬伯格总体上趋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有工人民主控制,而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明专制实现。不同的技术设计不等于不同的技术工具,技术在技术代码中与社会因素结合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能够发起社会主义整体性文明规划转变的过程衡量标准包括广泛的公有制、管理的民主化、超越直接经济需要的终生学习的普及以及技术转化和职业训练将范围更广泛的人类需求融合到技术的代码中。走向社会主义要从三个重要的道路或步骤着手:社会化(经济方面)、民主化(政治方面)和革新(技术方面)。

劳斯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运用到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室研究中,主张科学论的理论优位向实践优位转变,以实验室权力模式及其扩散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是时间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是信念和理性的领域,应该从认知主体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日常实践的角度来分析科学,而不是从追问主体何以趋向于客观和真理。

与理论优位相反,实践优位强调经验、日常实践性介入、具体实践模式、社会情境、非观念的物质性或操作性因素(仪器、操作或现象)在科学实践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践通过社会情境最终形塑了主体。科学实践是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的当然场所。实验室权力运作包括三个部分:对自然环境的监控(建构现象)、对主体的规训(规训主体)和对社会情境的重组(模式扩散)。权力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知识获得伴随着权力运作,并且权力对知识有建设性效果。劳斯反对总体性的、以真理为名义的宏大科学叙事。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强调实践先于主体、高于主体和塑成主体,不是主体掌握实践而是相反,否认唯物史观主张的主体能动性的观点。

劳斯非常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劳斯的实践观具有明显的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坚持反主体、反表象、反本质、反真理、解构主义等立场。

科学技术公共政策STPP主张赋予公众在科技决策中更多的权力。基本立场上,STPP坚持对科学技术持审度的立场,对公共政策持平衡的立场。在方法论上,STPP主张实践导向、方法集成、地方特色和反身张力。它着力将形上反思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用研究影响国家公共政策,直接改善科技时代公众的处境,包含着一种反对科技极权的知识政治学主张。

从科学社会学SS、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到STPP的发展过程,并非取代或升级的过程,而是STS领域热点增生、主流更替和问题域扩展的过程。这三者之间不断进行深层次借鉴、补充和融合,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朝着一体、全面、有机的方向发展。但目前STPP研究还存在两个问题:不同学科视角缺乏有效交流和融合,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难以实现西方与非西方等不同文化背景中研究观念和成果的相互借鉴。

知识的权力研究必须挖掘网络时代的重大转变。相比互联网,未来成熟状态的物联网与圆形监狱在运行目标、机制和方式上更为契合,因而具有极强的电子监控能力。许多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存在观念都将发生史无前例的转变。

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联网的发展都呈现出国家推动的态势,政府强力介入势必优先发展与自身相关的领域。如果对物联网用于电子监控不加限制,物联网有沦为组织压制个体的极权工具的可能性。从根源上看,物联网沦为极权工具的风险可以溯源到当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问题。对物联网极权风险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防范措施,以保障物联网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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