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时间与玫瑰
2018-05-10 15:26:36

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即将付梓之前,我愿就写作此书的缘由作一简单的说明,也算是对自己学术成长经历的一种回顾。

像我等藉藉无名,既无撰写日记之习,即使写了,也不会引起后人的关注;更不喜写一些回忆文字,投诸报章,以免贻误后学。然屈指数来,自学习乃至工作,误入史苑已近四十年。治史多年,其间难免会有一些甘苦,会有一些心得,于是只好借助后记,将久积于心的想法说出来。这完全是自说自话,是否得当,是否能引得同道、后学的共鸣,暂且无暇顾及。

我之关注明代士大夫群体,正式的研究成果当从《论晚明的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一文的刊发算起。若论对此问题开始感兴趣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阅读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突然对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的结社产生好奇,于是广泛浏览史籍,以《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为题,做了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于1984年正式提交。因关注士人所组织的文社,进而关注明末的生员阶层。自读亭林《生员论》三篇之后,深感作为士大夫下层的生员群体,他们的社会活动乃至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理应加以系统的梳理。机缘巧合,在1998年获得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就以明代生员群体为题,费时三年余,写成《明代生员研究》这篇博士论文,于2001年正式提交。后又将其改名为《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若是走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歧途;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精神。与之相应,再来看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免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则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如此种种,足以证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多姿多彩,且呈一种“多样化”的风貌。

假如说拙著《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的下层士大夫加以综合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史研究的趋向;那么,写作《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显然受到了“新文化史”研究思潮的影响。这一点不必讳言。尽管如此,我一直抱持这样的观点,新的理论模式可以启迪甚或开拓研究者的思路,却不可能取代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其迎合潮流,陷入模式化史学的范式陷阱,倒不如从史料出发,老老实实地从凌乱而又具体的史实中,勾勒出一条独特的内在变迁理路。我之研究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至于其中的思路是否清晰,论证是否确当,观点能否为学界与读者所认同,则需留待时间的检验。

小友谭君徐锋,任职于出版社,对学术的追求却痴心未改,且对史学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多年来,热忱为学界服务,组织并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拙著的得以出版,他与有力焉,让我很是铭感。宋旭景编辑,原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与我有一段师生缘分。后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深造,学识更是精进。拙著的出版,她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致谢。北师大是我的母校,我曾在此读书、任教十余年。拙著由母校出版社出版,也算是对母校培育之恩的一种回馈。

陈宝良识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

201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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