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作业 文化定义的再定义

茶茶叶
2018-05-10 13:30:58

感想:

1.一定要读完书马上写,马上写,不然四十个思想家人名都记不全。读的时候很爽,写的时候全程懵逼.

2.迷迷糊糊写到五千字,发现“啊!到五千字了!”就没继续写下去。五千字以内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好,把这本书好好讲一讲的话至少要一万字左右吧orz......

3.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有毒,结论部分和前面是脱节的,突然就冒出来了“传播”这个概念,让人不知道怎么接。全程谨慎克制的威廉斯在结论部分放飞自我,释放愤青本色。

4.北大出版社的翻译实在是令人无fuck可说,给在ddl前一天试图迅速看完书的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经常出现诸如下面这样怪里怪气的句子:

穆勒在描述另一个对立面的时候,穆勒有较为稳妥的根据。”

“单从知识上的收获不能判断柯尔律治那样种子的心灵。”

“让我们我们比较妥善的方法,靠辩论就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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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1.一定要读完书马上写,马上写,不然四十个思想家人名都记不全。读的时候很爽,写的时候全程懵逼.

2.迷迷糊糊写到五千字,发现“啊!到五千字了!”就没继续写下去。五千字以内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好,把这本书好好讲一讲的话至少要一万字左右吧orz......

3.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有毒,结论部分和前面是脱节的,突然就冒出来了“传播”这个概念,让人不知道怎么接。全程谨慎克制的威廉斯在结论部分放飞自我,释放愤青本色。

4.北大出版社的翻译实在是令人无fuck可说,给在ddl前一天试图迅速看完书的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经常出现诸如下面这样怪里怪气的句子:

穆勒在描述另一个对立面的时候,穆勒有较为稳妥的根据。”

“单从知识上的收获不能判断柯尔律治那样种子的心灵。”

“让我们我们比较妥善的方法,靠辩论就能处理好这场革命。”

????

这到底是啥????

5.写书评消耗完了我对威廉斯全部的喜爱。

文化定义的再定义

——《文化与社会》书评

yp 学院 茶茶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考察十八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之间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思想家们们对于工业革命、民主政治和艺术的论述,揭示了“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的存在是如何逐渐浮现的。

他把这段历史划分为1790-1870年、1870-1914年、1914-1950年三个阶段。根据威廉斯对这三个阶段代表性的立场、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家对工业、民主和艺术的认知态度发展变化的线索。

对于工业,第一个阶段的思想家总体持拒绝的态度,反对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本身和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抨击人们放弃对自我和人类内部心灵的关注,而把外部性力量视作改变的唯一倚靠,在生产上依赖机械、在生活上依赖政府的倾向。第二阶段则更进一步地反对孤立的机器和机械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关系。而在第个三阶段,机器生产已经被接受,而工业生产体系中的结构与关系则成为了讨论的对象。

对于民主,第一个阶段聚焦的是民权的兴起背景下的少数派价值和和新兴群众力量的普遍怀疑。第二阶段的主流论调则开始批判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而怀念过往的共同体和有机社会。第三个阶段,一种象征着愚昧、暴力和粗鄙的“大众”与“大众民主”被提出与讨论,并被普遍地恐惧与憎恨着。

对于艺术,第一个阶段里,艺术作为一种市场化生产的对立面,是自然的创造、想象力的本源。在第二个阶段的艺术家眼中,艺术的专门化更进一步地发展,艺术本身成为了艺术创作的目的,而不附属于任何社会关系。第三个阶段考虑的重点则是把艺术与共同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是这种结合的中心。

在这些思想的变迁的过程中,有些传统却始终存在着,不断地被回顾、被援引和被继承。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传统”的存在,也是威廉斯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他在书中最开始讨论的两个人,分别是作为“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的爱德蒙·伯克和作为“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的威廉·科贝特。保守主义者伯克认为,了解人类事物并将这种了解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安排,是一个及其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因而需要少数杰出的领袖来做出审慎的决定,并不断调整、权衡。而新兴的政治力量,那些想要推动全盘革新的激进群众,则是不了解政治事务也不了解现实世界,只有满腔激情的搅局者。当那些群众被激情鼓舞而掀起政治浪潮,不与他们为伍的少数人就会无辜地“蒙受冤屈”,被整个世界抛弃。因此,他极力主张抑制个人与群体的激情,而唯有在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下以“国家精神”为纽带的有机社会才是实现上帝意旨与人类完美的唯一渠道。而科贝特则根据对社会事实的经验观察,直觉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他指出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贫苦,支持“人民自己的运动”,同时又认为法国大革命里有一群“乌合之众”;他希望为工人争取地位和权利,却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工业生产本身,而怀念一种旧时乡村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他希望劳动人民通过自身行动来改善生活处境,却反对任何外部的慈善援助。在本书讨论后来的作家和思想家的时候,伯克和科贝特大量地被提及,后人的思想中,不论是卡莱尔、阿诺德还是莫里斯,我们总能看到他们早在十八世纪末期提出的那些观念的影子。为社会公益而设立精英阶级、鼓吹“有机社会”这一路的思想是从伯克发端的,而关注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怀念中世纪田园的生活方式则带有科贝特的色彩。

事实上,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实践构成了英国工业主义批判的传统。他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获取认知的方法、乃至他们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处境,与其后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1780年到1950年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在那些文化精英的思考中占主导的问题意识始终绕不开对一个陌生并远离自己生活的、数量广大而被轻视的、逐渐获得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群体的怀疑,绕不开对一个在知识和想象上高于其他阶层、试图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施以道德教化和统治的精英阶层的强调,绕不开对有机社会的执着和对梦幻往昔的怀念。他们在对遥远的无产阶级劳工群体作各种带有偏见的指责时,往往采用一种伯克式的情感判断与抽象推理;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压榨劳动人民、制造社会混乱,主张个人的发展和解放时,他们又是像科贝特那样从社会生活的具体经验中获得观点。前者与后者往往不是同一类人,但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这也是伯克与科贝特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立场虽然大多截然不同,但是其观点的来源往往是旧的社会经验: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一种固定的人口结构,一种地方共同体内部紧密的社会纽带,一种与流变不定的现状截然相反的安定时光。

这种怀旧是复杂的。正如威廉斯所说的,“它们虽然提到过去,关心的却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汇点,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安的处境。威廉斯认为,与其他的技术和职业相比,“艺术”的专门化和“艺术家”群体的特殊化,是这种处境下的一个补偿性反应。从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随着一个庞大的新兴中层阶级的读者群体出现和成长,作家原本赖以生存的贵族资助制度逐渐被商业出版制度取代,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从个人化的、更为紧密的关系变成了作家和一个与个人无关的、喜怒无常的文学市场的关系。作为这种关系改变之后的反映,作家倾向于把扩大了的读者群体理解为无知的暴民,而在心目中构筑起与之对立的“理想读者”的形象,进而制造了作为商品的“小说”与作为一种想象中的真实的“文学”的二分,最终把文学放在了市场的对立面。文学与广义上的艺术随后被赋予的诸如自然发生、追求根本的美和真理、表现与过去相关联的人类整体性的美德与品质等等这些特性和使命,不是天然与绝对的,而是在它们与市场和整个工业主义社会对立的前提下被构筑的。这种对抗的情绪,在华兹华斯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在整个世界似乎与美德敌对之际,在孤独的缪斯的细语中注入信心。”

威廉斯在讨论劳伦斯和奥威尔时提到了他们的“被驱逐者”、放逐者”和“流浪者”形象。劳伦斯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他目睹了农村、劳动者和自己的亲人是如何被工业文明所打倒的,即便他通过教育与文学创作避开了被“打倒”的结局,却永久地生活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下,生活在对不公平、对竞争和机会、对世界的苦难所产生的焦虑中。他不再属于过去生活的共同体中,他离开了出身的阶级,却对将要进入的世界持极端排斥的态度。他想要有所归属、有所寄托,却无法进入现有的共同体,也无法摆脱工业制度下的苦难对其永久的追问。于是他否认、逃避,辛辣地抨击工业主义,却无从在改变现状上有任何其他作为了——这便是劳伦斯的被驱逐者形象。而奥威尔则是选择放弃了安定的生活方式,而在理论和实际中过上了一种随遇而变的生活。奥威尔中学毕业后成为了缅甸的殖民警察,在殖民警察部队中第一次观察到人性的残暴与极权主义的罪恶。离开殖民警察部队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的身份和在伊顿公学读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他随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参与西班牙内战,却又遭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背叛。从无原则的流浪者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放逐者,奥威尔对社会的态度是怀疑与不信任的,他不知道如何在社会里确定他的个性,害怕被一切结社连累,极力排斥社会把他卷进去的企图。与劳伦斯不同的是,劳伦斯是被外部世界驱逐,而奥威尔则是自发地放逐了自己。

他们的形象事实上是艺术家群体的集体写照。被驱逐、放逐和流浪,本质上是无法获得或者拒绝了安定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他们注定是孤独的: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会抵制他们,因为他们反对它。他们怀念与想象的过去,实则是由对当下生活与未来的恐惧反射的。

不被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接受,转而投入对过去“有机社会”和“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中,这种情感结构与被驱逐者和放逐者是相似的。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些作家和思想家们的考察,是基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情感结构分析,而从根本上讲,关注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方式。他指出,文化就是整个的生活方式,阶级文化的不同就是阶级生活方式的不同。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显然不同于书中的思想家们所谈论的“文化”。后者包括一个绝对与自然的,与知识和想象力相关联,与社会分离却用以审判这个工业社会的法庭,并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相区别。这种“文化”对人道德品质的思考完全建立在人是孤立的、未社会化的基础上,而威廉斯眼中的“文化”则首先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体验。它不局限于特定阶层,也不必然指向一种完美的品质。威廉斯认为,完美是一种“渐变”,文化是一个过程。上文中提到的对“文化”所做的定义,恰恰是威廉斯意义上“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定义本身和它们变化发过程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相伴的,它们之所以被如此定义,恰恰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变迁后变化了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反应。

理论家则往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威廉斯把生活方式、社会感知等范畴引入文化研究,不仅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也实际影响了他的研究对象本身。“大众”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居高临下的观察和缺乏实际接触基础上的。威廉斯认为,“大众”的概念成为低俗、愚昧、恶劣的工人阶级的代名词,首先是来自于人们对民主社会的不满,但这种情绪在当前社会无法直接被表达为对民主制度的意见,因此只能转换为对特定群体的鄙夷和仇恨,而这个群体被想象成了恶劣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这样的想象是充满偏见的,我们历史地来看,偏见则与社会距离有着直接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艺术家们对“大众”最早的普遍敌视来自于文学市场的建立与读者群体的扩大。这些读者对于作家来说是毫无人性的,他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而喜怒不定的市场需求是“读者”这个形象的唯一特征,对比于过去人性化的贵族资助者,他们就像一群粗鄙的暴民。事实上,如果没有交流沟通的渠道,随着阶层之间社会距离的扩大与固化,把特定人群想象为暴民与群氓的观点会越来越普遍,因为那些遥远的劳动群众在缺乏实际接触的情况下是去人性化的。威廉斯指出,“去人性化”是不平等的根源,先有将他人去人性化,然后才是排斥他们、否定他们的人格、侵害他们的利益。当这种“去人格化”的态度固定地发生在社会的某些群体之间,就会出现支配的氛围,放在精英阶层与他们心目中的大众之间,便是一种单向的教育、灌输与控制。

“文化”成为抽象、绝对的文化过程,也是精英阶层与文化权威的自我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而“大众”社会与精英文化的二分,根据上文的论述也是传播的结果。威廉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传播,通过真正来源多样化、渠道共通的大众传播,“把美好人生的消息、获得美好人生方式的消息和在获得美好人生方式的过程中所要避免的危险的消息”传递给劳动人民,从而在代表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阶级文化之上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避免支配的倾向。

威廉斯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提出共同体与传播的理论,从全书的内容布局来看是比较突兀的,甚至说,整个结论部分都显得与主体部分格格不入。本书主体部分对现代“文化”观念建构过程的分析和对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们把人孤立地、去社会化地看待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而反复表达体察日常生活、关注具体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的重要性,反映的是一种在文化研究中从应然转向实然态度。而结论部分,威廉斯的态度却逆转了过来,又回到了应然的范畴,以传播为核心提出建立共同文化的方案。有论者指出,后者才是威廉斯的真正旨趣所在,即通过改变传播体制来实现文化革命,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民主共同体。如此解释,便会出现分裂,使威廉斯被切割为“表面的”和“真实的”或“表演的”和“隐藏”的两个人。这些内在的矛盾,事实上在《文化与社会》的文本中已有所体现,被驱逐者、放逐者和流浪者的处境,也就是威廉斯自身的处境;从一个劳工家庭的孩子到文化精英的一份子,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如何看待与自己曾经共同生活的人们,如何把文学、思想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还是选择放弃、逃避,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在对那些作家和思想家的分析评论里。可以说,威廉斯是复杂与矛盾的,但绝不是分裂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威廉斯说,他在本书中做出的努力是对传统意义的再现和扩大,而不是否认与颠覆。文化定义的再定义

——《文化与社会》书评

元培学院 诸琪清 1600017424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考察十八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之间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思想家们们对于工业革命、民主政治和艺术的论述,揭示了“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的存在是如何逐渐浮现的。

他把这段历史划分为1790-1870年、1870-1914年、1914-1950年三个阶段。根据威廉斯对这三个阶段代表性的立场、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家对工业、民主和艺术的认知态度发展变化的线索。

对于工业,第一个阶段的思想家总体持拒绝的态度,反对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本身和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抨击人们放弃对自我和人类内部心灵的关注,而把外部性力量视作改变的唯一倚靠,在生产上依赖机械、在生活上依赖政府的倾向。第二阶段则更进一步地反对孤立的机器和机械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关系。而在第个三阶段,机器生产已经被接受,而工业生产体系中的结构与关系则成为了讨论的对象。

对于民主,第一个阶段聚焦的是民权的兴起背景下的少数派价值和和新兴群众力量的普遍怀疑。第二阶段的主流论调则开始批判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而怀念过往的共同体和有机社会。第三个阶段,一种象征着愚昧、暴力和粗鄙的“大众”与“大众民主”被提出与讨论,并被普遍地恐惧与憎恨着。

对于艺术,第一个阶段里,艺术作为一种市场化生产的对立面,是自然的创造、想象力的本源。在第二个阶段的艺术家眼中,艺术的专门化更进一步地发展,艺术本身成为了艺术创作的目的,而不附属于任何社会关系。第三个阶段考虑的重点则是把艺术与共同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是这种结合的中心。

在这些思想的变迁的过程中,有些传统却始终存在着,不断地被回顾、被援引和被继承。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传统”的存在,也是威廉斯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他在书中最开始讨论的两个人,分别是作为“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的爱德蒙·伯克和作为“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的威廉·科贝特。保守主义者伯克认为,了解人类事物并将这种了解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安排,是一个及其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因而需要少数杰出的领袖来做出审慎的决定,并不断调整、权衡。而新兴的政治力量,那些想要推动全盘革新的激进群众,则是不了解政治事务也不了解现实世界,只有满腔激情的搅局者。当那些群众被激情鼓舞而掀起政治浪潮,不与他们为伍的少数人就会无辜地“蒙受冤屈”,被整个世界抛弃。因此,他极力主张抑制个人与群体的激情,而唯有在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下以“国家精神”为纽带的有机社会才是实现上帝意旨与人类完美的唯一渠道。而科贝特则根据对社会事实的经验观察,直觉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他指出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贫苦,支持“人民自己的运动”,同时又认为法国大革命里有一群“乌合之众”;他希望为工人争取地位和权利,却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工业生产本身,而怀念一种旧时乡村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他希望劳动人民通过自身行动来改善生活处境,却反对任何外部的慈善援助。在本书讨论后来的作家和思想家的时候,伯克和科贝特大量地被提及,后人的思想中,不论是卡莱尔、阿诺德还是莫里斯,我们总能看到他们早在十八世纪末期提出的那些观念的影子。为社会公益而设立精英阶级、鼓吹“有机社会”这一路的思想是从伯克发端的,而关注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怀念中世纪田园的生活方式则带有科贝特的色彩。

事实上,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实践构成了英国工业主义批判的传统。他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获取认知的方法、乃至他们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处境,与其后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1780年到1950年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在那些文化精英的思考中占主导的问题意识始终绕不开对一个陌生并远离自己生活的、数量广大而被轻视的、逐渐获得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群体的怀疑,绕不开对一个在知识和想象上高于其他阶层、试图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施以道德教化和统治的精英阶层的强调,绕不开对有机社会的执着和对梦幻往昔的怀念。他们在对遥远的无产阶级劳工群体作各种带有偏见的指责时,往往采用一种伯克式的情感判断与抽象推理;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压榨劳动人民、制造社会混乱,主张个人的发展和解放时,他们又是像科贝特那样从社会生活的具体经验中获得观点。前者与后者往往不是同一类人,但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这也是伯克与科贝特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立场虽然大多截然不同,但是其观点的来源往往是旧的社会经验: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一种固定的人口结构,一种地方共同体内部紧密的社会纽带,一种与流变不定的现状截然相反的安定时光。

这种怀旧是复杂的。正如威廉斯所说的,“它们虽然提到过去,关心的却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汇点,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安的处境。威廉斯认为,与其他的技术和职业相比,“艺术”的专门化和“艺术家”群体的特殊化,是这种处境下的一个补偿性反应。从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随着一个庞大的新兴中层阶级的读者群体出现和成长,作家原本赖以生存的贵族资助制度逐渐被商业出版制度取代,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从个人化的、更为紧密的关系变成了作家和一个与个人无关的、喜怒无常的文学市场的关系。作为这种关系改变之后的反映,作家倾向于把扩大了的读者群体理解为无知的暴民,而在心目中构筑起与之对立的“理想读者”的形象,进而制造了作为商品的“小说”与作为一种想象中的真实的“文学”的二分,最终把文学放在了市场的对立面。文学与广义上的艺术随后被赋予的诸如自然发生、追求根本的美和真理、表现与过去相关联的人类整体性的美德与品质等等这些特性和使命,不是天然与绝对的,而是在它们与市场和整个工业主义社会对立的前提下被构筑的。这种对抗的情绪,在华兹华斯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在整个世界似乎与美德敌对之际,在孤独的缪斯的细语中注入信心。”

威廉斯在讨论劳伦斯和奥威尔时提到了他们的“被驱逐者”、放逐者”和“流浪者”形象。劳伦斯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他目睹了农村、劳动者和自己的亲人是如何被工业文明所打倒的,即便他通过教育与文学创作避开了被“打倒”的结局,却永久地生活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下,生活在对不公平、对竞争和机会、对世界的苦难所产生的焦虑中。他不再属于过去生活的共同体中,他离开了出身的阶级,却对将要进入的世界持极端排斥的态度。他想要有所归属、有所寄托,却无法进入现有的共同体,也无法摆脱工业制度下的苦难对其永久的追问。于是他否认、逃避,辛辣地抨击工业主义,却无从在改变现状上有任何其他作为了——这便是劳伦斯的被驱逐者形象。而奥威尔则是选择放弃了安定的生活方式,而在理论和实际中过上了一种随遇而变的生活。奥威尔中学毕业后成为了缅甸的殖民警察,在殖民警察部队中第一次观察到人性的残暴与极权主义的罪恶。离开殖民警察部队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的身份和在伊顿公学读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他随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参与西班牙内战,却又遭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背叛。从无原则的流浪者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放逐者,奥威尔对社会的态度是怀疑与不信任的,他不知道如何在社会里确定他的个性,害怕被一切结社连累,极力排斥社会把他卷进去的企图。与劳伦斯不同的是,劳伦斯是被外部世界驱逐,而奥威尔则是自发地放逐了自己。

他们的形象事实上是艺术家群体的集体写照。被驱逐、放逐和流浪,本质上是无法获得或者拒绝了安定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他们注定是孤独的: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会抵制他们,因为他们反对它。他们怀念与想象的过去,实则是由对当下生活与未来的恐惧反射的。

不被现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接受,转而投入对过去“有机社会”和“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中,这种情感结构与被驱逐者和放逐者是相似的。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些作家和思想家们的考察,是基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情感结构分析,而从根本上讲,关注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方式。他指出,文化就是整个的生活方式,阶级文化的不同就是阶级生活方式的不同。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显然不同于书中的思想家们所谈论的“文化”。后者包括一个绝对与自然的,与知识和想象力相关联,与社会分离却用以审判这个工业社会的法庭,并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相区别。这种“文化”对人道德品质的思考完全建立在人是孤立的、未社会化的基础上,而威廉斯眼中的“文化”则首先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体验。它不局限于特定阶层,也不必然指向一种完美的品质。威廉斯认为,完美是一种“渐变”,文化是一个过程。上文中提到的对“文化”所做的定义,恰恰是威廉斯意义上“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定义本身和它们变化发过程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相伴的,它们之所以被如此定义,恰恰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变迁后变化了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反应。

理论家则往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威廉斯把生活方式、社会感知等范畴引入文化研究,不仅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也实际影响了他的研究对象本身。“大众”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居高临下的观察和缺乏实际接触基础上的。威廉斯认为,“大众”的概念成为低俗、愚昧、恶劣的工人阶级的代名词,首先是来自于人们对民主社会的不满,但这种情绪在当前社会无法直接被表达为对民主制度的意见,因此只能转换为对特定群体的鄙夷和仇恨,而这个群体被想象成了恶劣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这样的想象是充满偏见的,我们历史地来看,偏见则与社会距离有着直接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艺术家们对“大众”最早的普遍敌视来自于文学市场的建立与读者群体的扩大。这些读者对于作家来说是毫无人性的,他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而喜怒不定的市场需求是“读者”这个形象的唯一特征,对比于过去人性化的贵族资助者,他们就像一群粗鄙的暴民。事实上,如果没有交流沟通的渠道,随着阶层之间社会距离的扩大与固化,把特定人群想象为暴民与群氓的观点会越来越普遍,因为那些遥远的劳动群众在缺乏实际接触的情况下是去人性化的。威廉斯指出,“去人性化”是不平等的根源,先有将他人去人性化,然后才是排斥他们、否定他们的人格、侵害他们的利益。当这种“去人格化”的态度固定地发生在社会的某些群体之间,就会出现支配的氛围,放在精英阶层与他们心目中的大众之间,便是一种单向的教育、灌输与控制。

“文化”成为抽象、绝对的文化过程,也是精英阶层与文化权威的自我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而“大众”社会与精英文化的二分,根据上文的论述也是传播的结果。威廉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传播,通过真正来源多样化、渠道共通的大众传播,“把美好人生的消息、获得美好人生方式的消息和在获得美好人生方式的过程中所要避免的危险的消息”传递给劳动人民,从而在代表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阶级文化之上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避免支配的倾向。

威廉斯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提出共同体与传播的理论,从全书的内容布局来看是比较突兀的,甚至说,整个结论部分都显得与主体部分格格不入。本书主体部分对现代“文化”观念建构过程的分析和对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们把人孤立地、去社会化地看待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而反复表达体察日常生活、关注具体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的重要性,反映的是一种在文化研究中从应然转向实然态度。而结论部分,威廉斯的态度却逆转了过来,又回到了应然的范畴,以传播为核心提出建立共同文化的方案。有论者指出,后者才是威廉斯的真正旨趣所在,即通过改变传播体制来实现文化革命,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民主共同体。如此解释,便会出现分裂,使威廉斯被切割为“表面的”和“真实的”或“表演的”和“隐藏”的两个人。这些内在的矛盾,事实上在《文化与社会》的文本中已有所体现,被驱逐者、放逐者和流浪者的处境,也就是威廉斯自身的处境;从一个劳工家庭的孩子到文化精英的一份子,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如何看待与自己曾经共同生活的人们,如何把文学、思想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还是选择放弃、逃避,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在对那些作家和思想家的分析评论里。可以说,威廉斯是复杂与矛盾的,但绝不是分裂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威廉斯说,他在本书中做出的努力是对传统意义的再现和扩大,而不是否认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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