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局外人 9.0分

“局内人”默尔索

荒野长河
2018-05-09 17:43:05

一 “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我的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以此作为小说的结尾,让我思考良久。 因为第一人称小说中的默尔索“善良宽和”、坦诚真挚,甚至于你会觉得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母亲下葬时,他连最后一眼都没看;老板问他母亲的年龄时,他只得含糊其辞地说“六十来岁”;老板想在巴黎设办事处,并认为他会喜欢巴黎的生活时,他却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当麻烦缠身的雷蒙问他是否愿意做他的朋友时,他却说“做不做都可以”,“怎么都行”;当他的女友玛丽问他爱不爱她时,他竟觉得“这话毫无意义”,而且他“似乎觉得并不爱”,可问及他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时,他却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他们就结。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真的如作者所述,他会“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而有所期望吗? 我想不是的。结尾的这一句几乎是反讽的、嘲弄的——因为他在等待死刑的过程中已经领悟到了死亡的虚无、期望的虚无。况且“善始善终”与“功德圆满”都是宗教话语,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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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我的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以此作为小说的结尾,让我思考良久。 因为第一人称小说中的默尔索“善良宽和”、坦诚真挚,甚至于你会觉得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母亲下葬时,他连最后一眼都没看;老板问他母亲的年龄时,他只得含糊其辞地说“六十来岁”;老板想在巴黎设办事处,并认为他会喜欢巴黎的生活时,他却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当麻烦缠身的雷蒙问他是否愿意做他的朋友时,他却说“做不做都可以”,“怎么都行”;当他的女友玛丽问他爱不爱她时,他竟觉得“这话毫无意义”,而且他“似乎觉得并不爱”,可问及他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时,他却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他们就结。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真的如作者所述,他会“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而有所期望吗? 我想不是的。结尾的这一句几乎是反讽的、嘲弄的——因为他在等待死刑的过程中已经领悟到了死亡的虚无、期望的虚无。况且“善始善终”与“功德圆满”都是宗教话语,而联系上文他无视神甫的情节,就不难理解作者是在正话反说。这似领导命令他人,又显十分疏离的语调,间接地向读者传达出他的反抗是形而上的,是阿Q式的——我不抵抗就是最大的抵抗。因为他被“无情的机制”牢牢掌握在手中,无法动弹;为了“竭力压制住叫喊”,他又得“保持理智的状态”。反讽的话语像一张满弓的箭,有力地射向了小说的内核。 而最初冷漠、消极介入现实的他,为何又走向了形而上的反抗呢?暂时抛却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联系小说的题目——局外人——就能看出加缪的用意所在与构思之巧了。实际上,漠然的“局外人”默尔索伴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成了他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局内人”——因为只有他接近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并进行了抵抗,而其他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当局者迷”的旁观者。不无道德指责地说,门房、院长、雷蒙、玛丽、马松等人都是帮凶——尽管不少人是无心的。但这一矛盾的设置却也为读者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作品内涵丰富,指涉广泛。而“局外人”与“局内人”所构成的巨大张力显著地聚集于小说第二部对第一部的重构。小说的第二部是置于司法与宗教语境下的。 在小说的第一部中,加缪用直白而客观的语言交待了默尔索与母亲、门房、沙拉玛诺、玛丽、雷蒙等人的关系,而他的关系史几乎都是以类似于日记体的片断叙述的。而正是这种随性更能让我们感受到司法机制、记者、神甫,甚至于整个社会对他的强硬压迫——“可以说,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二 虽说默尔索有杀人的情节,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总是会忽略这一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而正是这种写法的高明性,引导我们思考他为什么会站在被告席上,我们又该依据什么来对他施以惩罚,是灵魂罪恶?还是他确实犯下的杀人之过?意识与物质,荒诞与现实,灵与肉……二元对立式的划分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小说朴素而简洁的语言中。 可小说中的庭长是这样来判断的,“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读到后面我们就会知道,他的灵魂莫明其妙地被推断为了罪恶。那么杀死阿拉伯人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场的默尔索也看清了这一荒诞的先入为主——尽管他之前傻里傻气地对司法抱有好奇与感激之情。小说中这样叙述道:“他基本的思想是认定我杀人纯系出自预谋”,“他概述了我妈妈死后中的一连串事实、历数我的冷漠、我对妈妈岁数的无知、我第二天与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尔南德的片子、与玛丽回家上床。我开始没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为他老说什么‘他的情妇’, ‘他的情妇’,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雷蒙事件的过程。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人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解决得彻底’,又开了四枪,沉着、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又开了四枪。”重构后的事实面目全非,却又引人入胜。 而从这里我们又不难发现默尔索一改在第一部中对爱情、工作、人际关系等事无所谓,反之采取审慎思索的态度。“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平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则可认定为是他的初次醒悟——他不再觉得无所谓了。在此之后,他“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向“局内人”转换,而这种转换并非迅即如箭,而是缓慢、痛苦如陷泥潭的,故而有结尾那看似解脱的揶揄 。而联想至小说的第一部中对送葬他母亲时太阳的烘烤,对炙热海滩的反复渲染,及小说第二部中对闷热庭审时的环境描写,实打实的荒诞感就借由文学气氛的营造传达给了读者。这似乎也隐喻着欧洲危机时整个社会的怪异氛围。身处现场的加缪不可能不受影响。1940年3月,加缪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异国,我承认,我发现一切都很陌生,很异国。”另一条“没有未来”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庭审时的环境描写也让我联想起《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庭审的描绘。它们的关系会是如何呢?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在故事即将结束时,苦口婆心的神甫甚至落泪地劝他信仰上帝,而清醒如他却认为他“对自己很有把握”,比神甫“有把握得多”,对他的生命,对他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在“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他也理解了母亲。他真正成了“局内人”。他发现了这个世界如此像他,“如此友爱融洽”,觉得他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也发出了最有力的呐喊——“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我的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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