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生长的民族出版业

一、 背景与结构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是一部严谨而真诚的出版史著作。这本书的严谨和真诚，不仅表现在使用史料时的丰富和谨慎（该书英文版的尾注和参考文献占用了全书的80页）[1],也表现在安排全书结构时精致严谨，做到了环环相扣并在每一章节都言之有物。

这本书围绕着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三个主题，展现了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行业从无到有，从传教士传入到民族资本家控制的历史。当民族资本所掌握的出版业在30年代逐步壮大时，逐渐孕育了一批中共意义上进步的工人阶级，并参与到了中国政治道路抉择的历史之中。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简单梳理如下：

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在19世纪流传到上海的印刷技术，对分属于凸版印刷、平板印刷和凹版印刷的多种印刷技术进行了技术史的回顾，追溯了这些技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和方式，并强调中国人面临诸多印刷技术时，综合考虑了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文化后抛弃了传教士字体，而自创了宋体、楷体等字体模板。

第二章描述了上海大规模采用石印技术时期的印刷公司情况。借助石印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家参与到了印刷行业中，并逐步改变了西方传教士主导印刷行业的局面。这一时期，点石斋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和蜚英馆是上海石印商的代表，也是本书重点写作的三个印书馆。

第三章是对印刷机器的技术史写作。在笔者看来，这一章对于展示近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艰难但进取的民族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印刷机器由机器厂生产，印刷机器厂的发展壮大是民族工业的代表和缩影。中国的印刷机器厂模仿制造西方机器起步，并逐步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甚至一度出口日本。但在这一进步背后，支撑印刷机器厂壮大的，却是残酷和野蛮的学徒用工体制。正是这些备受压迫的学徒工人，成为了日后决定中国道路的政治力量来源。

第四章重视出版公司的公司体制，并讲述了出版公司走向股份有限责任制公司的发展历程。这一章透露了太平天国对于晚清社会的巨大影响，它使得大部分晚清的社会精英都重视文化教育，并逐步建立起基础的教育体系，而这一变化为商务印书馆印刷教科书提供了巨大市场，使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商务印书馆得到了快速发展。

第五章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进行了案例分析，特别是对三家出版公司的重要人物进行了出版活动追踪。在三家出版公司的竞争和出版活动中，窥见各种政治势力你来我往，此起彼伏，隐约展现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急促而剧烈变迁的历史画卷。

在结论部分，除了梳理全书内容外，本书还就中国文化精英对于出版行业的批评进行了书写，这一批评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商在学习西方印刷技术，模仿西方印刷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时，清醒而睿智的反思。事实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子和出版商对于中国道路的冷静反思，加上上海印刷工人的政治觉醒，共同塑造了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独特样貌，这种样貌与西方的印刷资本主义有着鲜明区别，也不同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印刷资本主义。

事实上，该书作者已经在书籍的开篇和结论处两次梳理本书的结构，而本文对全书结构的梳理与作者本人的梳理有较大区别。本文对于该书的解读侧重于将出版史与社会政治史结合，因此舍弃了部分该书作者试图探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志强等人翻译的该书中文版中，译者将书名中的Chinese Print Capitalism似乎是有意地错译为了“中国印刷资本业”。这一词汇本该翻译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在原书中Capitalism一词也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文化价值。最吊诡的是，译者在书中也将改词翻译成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在标题上使用这一概念。

这一故意的误译有着有趣的解读可能。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对这一误译与近代中国的道路抉择联系起来，尝试给出一种可能的解读。

二、 一部民族出版史

和近代中国的报刊起源一样，中国的印刷出版业也是在西方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活动时开启的。这使得中国的出版业发展伊始，就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要么是西方传教士的出版物统治中国人的头脑，要么是中国自己的出版物击败传教士统治中国人的头脑。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美部会印刷所，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的一步步扩张，都将伴随着中国民族主体性的丧失，都意味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人大脑控制的一步步加深。

在该书第一章，中国早期的出版人便对这一危急局势做出了回应，他们制造出了中国自己的字体模板，创办了自己的印书馆，开办了自己的印刷机器制造厂。 “19世纪70年代，黄胜和王韬买下了香港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50年后，也就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兼并了美华书馆。这象征着谷腾堡的印刷技术和传教士的印刷事业已完全中国化。”[2]由一些印刷工人和知识分子真正开启的民族出版事业，影响着此后多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国人在出版业取得的成就并不容易。在第一章洋洋洒洒的论述中，几十个人物携带着不同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先后出场，其中却罕见中国人的名字。从1807年传教士开始通过印刷出版物面向中国传教，到商务印书馆建立，国人开始在出版业中占据一席之地，花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即使是在19世纪晚期，效仿点石斋石印书局的同文书局和蜚英馆依靠石印技术开始在印刷行业中大量牟利的时候，中国的出版行业依旧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而掌握中国出版行业的这些国家，大多都已经对中国发动了侵略和战争，并力图将中国变成一个温顺的被西方文化所控制的东方殖民地。

1897年，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三人此前都在一所名叫清心堂的长老教会学校受到传教士的教育，并在毕业后成为了美华书馆的印刷工人，从事传教印刷出版活动。而就在三人离开美华书馆后的第25年，商务印书馆收购了美华书馆。这一收购在出版史上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中国民族的出版业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在商务印书馆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张元济、蔡元培、包笑天、矛盾、杜亚泉、胡愈之之类的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没有把出版业看成生意，而是将其看成“志业”，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诸多开启民智而非愚弄民众的书籍（例如严复和林纾翻译的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和西方文学作品），创办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期刊和报纸（特别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以及五卅运动期间由商务印书馆编辑联合其他人创办的《公理日报》）。

就出版业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民族出版业经历了漫长的破土而出的过程。相比较于19世纪快一百年的漫长的等待来说，20世纪的出版历史显然是被加速了。国人不仅在出版业大展拳脚，而且出版业越发主动而深入地参与到国家道路的选择之中。20世纪的民族出版史，甚至超越了民族的分析框架，而将出版公司的定义也逐渐改写了。

正如本书所重点描写的那样，真正使得中国民族出版业能在中国立足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印刷机器厂具备了独立制造机器和占领市场的能力，其二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多家出版公司的建立和壮大。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成功都与政治环境和工人劳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印刷机器厂能够独立制造印刷机是一个关键性的进展，如果不能独立的制造印刷机器，无论出版业有多么大的产业，也可能由于西方国家的一纸限令而轰然崩塌。而且，如果不能独立制造印刷机器，出版利润的大部分很可能都要归于西方的机器生产商，从而使得书籍价格上升，极大减弱文化传播效率和广度。因此，该书用了很长的第三章来刻画上海的印刷机器厂，无疑是该书作者有着清晰历史观的表现。

“1895年至1913年间，上海新建了86家中资机器制造厂……1914年至1924年间，上海的中资机器制造商总数达到了之前的3倍，共有284家，到1932年登记注册的有456家。”[3]“上海印刷机制造业与其他机器工业的区别在于：《马关条约》之后的10年间，这个行业完成了从维修机械到生产机械的跨越。”[4]“1914年至1924年间，至少又新增了13家印刷机制造厂……因此这时，这一行业总共有18家工厂。”[5]完成这一惊险跨越的，是印刷机机器厂的工人和工头（领班）/资本家。以田嘉生、李长根、章锦林为代表的工头，先是自己学习修理机器和制造机器，又快速变成小资本家，以学徒制的方式，雇佣工人，建立起最早的印刷机器制造厂。

无论是李长根的李涌昌机器厂、陈钊青的协大机器厂、田嘉生的泰瑞机器厂、章锦林的明精机器厂，还是其他这一时期的印刷机器制造厂，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发展特征。先是投入300元左右的启动资本，雇佣5个左右的学徒工，之后通过盈利逐步扩大生产，发展壮大。其中处在领头位置的明精机器厂，全盛时期雇佣了一百多个学徒。

印刷机器厂的发展经历，展现了印刷资本主义一步步成长的历程。同时，也展示了印刷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极度残酷的一面。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雇佣工人的出现。失去生产中资料的工人，不得不在工厂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工人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切割，一段一段地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售卖，而资本家则在这个购买过程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财富，这是典型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但是，这一时期上海成长起来的印刷资本主义虽然也使用Capitalism这个词语，却是比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更为残酷和极端的学徒式的用工制度。该书以明精机器厂为例，提供了关于学徒制用工方式的大量史料。简单概括这些史料呈现出的学徒制的用工特点，整理如下：

1.学徒都是低薪或者无薪的工人。明精机器厂的学徒每月拿12个铜元，“当时理一次发，就需六枚铜元，同时每日工作，满身油腻，洗手、洗脸，需用肥皂，购肥皂一块，就得四枚铜元。这样所剩就只有两枚铜元了……当时最低浴费需要十二枚铜元……需积储六个月的时间，方可洗一次澡。所以终年没法洗澡……”[6]这段回忆录将学徒工的薪资状况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2.学徒工工作时间极长，受到严格的人身控制。

“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在明精机器厂这样业务繁忙的大型机器厂中，工作时间也不固定，通常为一天18或19个小时。”“年轻的学徒早晨4点或5点就要起床做家务，同他们的师娘去市场。回来后，学徒们还要服侍章家人和师傅们吃早饭。”[7]事实上，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机器厂的工人居然被要求工作长达18个小时，而这个工人还能够坚持工作三年左右。笔者曾参与一次珠三角的工厂调研，进入到几家小规模的五金厂和机械厂参观。即使是在21世纪初的机械厂中，巨大的噪声、油腻而黑暗的环境，特别是高强度的持续站立的体力劳动，依然让人心生恐惧。

而且，机械厂的工作有很高的危险性，需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而长时间的工作会降低人的意识敏感度，特别容易造成工伤。章锦林的工厂就发生了这样的工伤事件，“明精机器厂有个叫许兴康的学徒，有一天被派到中华珐琅厂维修一台机器。在工作过程中，机器砸伤了他的脚。章锦林看到他伤得很严重，就让他永远离开了工厂。因为失业而无法治疗，许永康最终成了跛子。其他工厂的学徒也回忆说，工友还有被打死的。”[8]可见，学徒制的用工方式，虽然以资本家和工人以师徒相称，但是丝毫没有感情可言，特别是在发生任何一个工厂都避不开的工伤时，印刷机器制造厂的资本家和印刷资本主义的体系就展现出对工人极端残酷的一面。这种极端残酷的用工方式，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悲剧缩影，也召唤着新的历史主体和历史想象登场。

此外，学徒工的休息时间被严格控制，明精机器厂的学徒工只有每月初二和十六晚上可以放假，而且即使是下班之后，也要获得批准才能离开工厂。对此，该书作者也不禁感慨：“无论有无技能，学徒都好像是章锦林的囚徒。”[9]

受到严格的人身控制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控制，还意味着师傅（资本家）对于学徒们而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体罚司空见惯”，“要是某个学徒惹怒了师傅，或仅仅因为运气不好在师傅心情不佳的时候顶撞了他，那么不管是锤柄、木棒、藤条还是任何随手能拿到的东西，都会被用来殴打这名学徒。”[10]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是民族出版业艰难而壮丽的成长史，但是如果细看其中的工人被抛入的生活，那么就再也不能让人感到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有光荣的地方了。

3.学徒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吃的是米粥和干萝卜，穿的是 “把一件新衣一直传成破布都没有洗过一次的” “油腻厚厚的好像雨衣一样”的衣服，睡的是在“不管泥地砖地、油地脏地”上面铺的一张草席。他们被压榨到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

4.学徒被一整套刻意设计的对其非常不利的文化体系所包围。学徒首先需要交纳一笔钱，才能够得到工作机会。这笔钱既是学徒被剥夺财产的证明，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交了这笔钱，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他们都不能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学徒机会。此外，资本家设计了一套和传统的确认权威身份类似的拜师仪式和“满师”仪式，在这些仪式上，要先拜资本家，再拜各种神仙，资本家建立了一套高度权威性的等级秩序。

正如出版业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印刷机器制造厂的学徒工是整个上海工人生活的缩影。在裴宜理对上海工人的研究中，在烟草等诸多行业中，同样可以看到与印刷工人一样的待遇和悲惨的生活状况。[11]

印刷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翻译为印刷资本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下，工人才遭受到这样残酷的剥削的。在梳理了学徒工人的悲惨生活后，作者感慨到：“工业技术让一些人的生活变好的同时，也使得另外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加艰苦。”[12]但实际上，并非是工业技术使得他们遭遇了这样悲惨的生活，而恰恰是印刷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恰恰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拒绝和反抗，中共在上海诞生，并快速成长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大的合法性。事实上，从二十年代开始，上海成为了中共和工人运动的核心地区。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看到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几个出版公司，实际上都与中共的政治理念和其所组织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更是成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排字工人陈云从这里出发，一路走到了新中国建立和改革的中心位置。

三、 结语

出版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按照重要人物来考察历史的话，整部民族出版史中，一开始是西方传教士唱主角，慢慢的，张元济这样的晚清进步官员和夏瑞芳、章锦林这样的民间资本家成为了核心人物，随后，王云五、陆费逵、沈知方这样的资本家占据着出版史的主要位置，到了三十年代，一直在默默贡献饱受辛劳的印刷工人、出版工人和出版社的左翼知识分子登上了出版史的中心。此时，恰恰是近代中国开始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未来的时刻，也同样是近代中国在官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未来的时候。但是，选择的主体并非精英知识分子或者晚清重臣，也不是新兴的薄弱的民族资本家，而恰恰是以出版工人为代表的工农联盟。

中国近代的出版史，同其他的历史一样，找到了新的社会想象方式和新的历史主体，从此，印刷资本主义的时代就要一起不复返了。然而，在本书译者那里，资本主义这一词汇的指向却是空洞的，同时存在着过于激烈的政治立场。因此，避开主义成为了译者的选择。但是，译者并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究竟代表着何种出版业的发展可能，也没有理解在全书中非常关键的这些学徒工人的登场。如果译者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再将资本主义这个有着明确指向和极度关键的术语，误译为资本业。

而理解资本主义，理解20世纪中国为何会抛弃资本主义选择另一条特殊的道路，是理解近代民族出版史的钥匙。

[1]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297-377 pag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美】芮哲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108页。

[3] 【美】芮哲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163页。

[4] 同上，163页。

[5] 同上，168页。

[6] 同上，176页。

[7] 同上，175页。

[8] 同上，179页。

[9] 同上，176页。

[10] 同上，179页。

[11]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 【美】芮哲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