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班 第二輪班 评价人数不足

重视、分摊、照护自己所爱之人的工作

JohnFDonovan
2018-05-08 17:36:45

个人摘录句子的高频词云

亚莉·霍希尔德将已婚男女每天 8小时的全职性工作时段称为“第一轮班”, 而将他们下班后的做家务、照料儿女等工作所花费的时段称为“第二轮班”(由某位女性受访者最早提出),借自工业生活的隐喻。在性别革命停滞的世代,经济变迁作为革命的火车头 数百万女性进入有酬工作。超级妈妈们和他们的丈夫对分摊家务产生的分歧,在新的父权形式中,女性仍不受限制地身处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平等的体制内,却在使用不同的性别策略进行对抗。母职或父职的缺失,反映小孩的需求遭到低估的窘境,然而,当照顾变成了一种使人地位低落的工作时,未来几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重视以及分摊照护自己所爱之人的工作,这也正是本书的核心关怀。

背景:后工业时代,停滞的性别革命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最早在 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把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互有联系的不同阶段。

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已经显示出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在 70 年代正式步入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态势是“相对于制造业经济的服务业部门的扩张 ”,社会医疗、教育及社会服务等服务的大量扩展,使得美国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了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大量雇佣男性工人的格局。

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兴起,专注于在社会和经济上获得全面性的平等。经过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接受过教育与培训并进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构成了二十世纪美国家庭的重要革命。

再此背景下,产业工作机会外移与工会的衰弱,削弱着男性赚取收入的能力。女性却因为服务业扩张而拥有了更多工作机会。在经济和文化剧烈变迁的冲击下,伴随女性就业率增加的却是离婚率的随之上升。

但是,后工业社会服务行业的增长却使更多的妇女局限于以低工资、长工时和没有晋升机会;制造业的萎缩而导致的大量少数族裔男子失业,也使美国妇女的家庭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第二轮班概述:一年有十三个月

亚莉·霍希尔德发现:如果把用于有酬工作、家务、照料儿女的时间加起来,将一九六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关于时间运用于主要研究的资料平均计算后,女性比男性大约每周多工作15个小时。换言之,若每天以24小时计算,女性一年比男性多出一整个月,十二年后,女性则额外工作整整一年。

在分摊第二轮班的斗争中,“性别意识形态 ”、“婚姻模式 ”、“性别策略” 、“家庭谜思 ”, 以及 “感激经济 ”被提炼出来。

婚姻模式

亚莉·霍希尔德将婚姻角色的意识形态分为三种:传统型、过渡型和平等型。

以完全不想工作这个标准来看,她的研究中仅有10%的女性能被归类于“传统”型,但她怀疑在全国的比例应该会更高。例如,卡门因为想逃离母亲作为“独立女性”的辛苦生活,而成为一名热切的传统主义者。

过渡型在男女体现上存在差异:过渡型女性认同既料理家务又协助丈夫赚钱,过渡型男性则是全心支持妻子工作,却欲期望妻子承担大部分家务。例如,伊凡和雷属于典型的过渡型。

平等型的夫妇希望对方认同于相同的场域(家庭或事业)并在婚姻种获得对等权力,他们可以同样看重家庭或者事业,或者希望能够齐心在家庭和事业种取得平衡。例如自述为一名“热切的女性主义者”的南茜。

其中,婚姻角色的意识形态不完全绝对,艾妮塔就在传统型与平等型之间摆荡。在亚莉·霍希尔德观察的55对夫妻中,最常见的不合适配对,就是像南茜和伊凡这种一方是平等型,另一方是过渡型。

性别意识形态

性别本来是人类的一个自然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指的是人的“生理性别”。然而,人类社会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性别和财产制度、家庭炎系、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等因素紧紧结合在一起.被赋予了许多社会属性。

性别意识形态在旧的父权社会背景下,形成对女性的约束和压制,建立伦理。每个人的性别意识形态,界定了他们欲认同的场域(家庭或工作),以及希望在婚姻中掌握多少权力。

但是亚莉·霍希尔德发现人们在对自己婚姻角色的信念,以及对自己角色的真实感受间,经常存在矛盾。例如,若干男性表面上是抱持平等型,内心却持传统观念。这种深层感受,通常是对幼年警世故事或成年生活的反应,有时候会强化性别意识形态的表层。自诩为羞怯紫罗兰的卡门便把天性和智力挤进框架中。

性别策略

性别策略是一套在特定的性别文化观念作用下,人们试图用来解决手边问题的行动计划。以男性来说,在形成性别策略的过程,会不断诉诸男子气概与女性特质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早期孩童阶段形成,通常紧密扣连于深层情绪。

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等因素形塑着性别策略,性别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夫妻为保存婚姻会采用不同的性别策略去掩盖危机。例如“楼上-楼下”的分工、“超级妈妈”和“新好男人”。

当政府与社会形塑新的性别策略,当年轻世代有学习的好榜样,就会有更多的男性与女性能否享受悠闲的身体律动以及自由的欢笑,因为家庭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而不是第二轮班。

家庭迷思

人们经常会即兴展演某种家庭迷思——透过掩盖核心事实的特定版本现实,去粗粒家庭中的紧张状态。虽然并非所有夫妻均需要或已经产生家庭迷思,但家庭迷思常被用来处理或多或少与性别革命停滞有关的重大紧张关系。

霍特家的家庭迷思扭曲了妻子南茜负担第二轮班的事实。多奈川家的迷思曲解了妻子负责第二轮班的原因。史汀家的家庭迷思也同样扭曲了真实状况:官方说法是因为塞斯不在家,而事实上杰西卡也真的不在。李文斯顿家的家庭迷思是芭芭拉让自己持续忙碌来逃避与约翰发生冲突。

感激经济

男性与女性的两种性别意识形态的相互交织,暗示了更深层的,男性对女性以及女性对男性的感谢之情的交互作用。

史汀一家对家庭责任有不同看法,即使杰西卡已经牺牲了不易取得的事业,塞斯坚持他所在的法律社群对他的看法决定的男子气概,几乎完全阻碍了他们对彼此的肯定与感谢。当“情感旷职”进驻,杰西卡剥夺了自己的需求,也收回她的要求。在霍特家,伊凡与南茜对彼此的其他部分足够感激,弥补了他们在家务分工上的不愉快。在多奈川家,除了妮娜薪水比较高的问题,两人也足够一致地认可彼此给予的礼物。

家庭生活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亚莉·霍希尔德在助理曼蓉和凯普兰的协助下,密集访谈了五十对夫妇,观察了十二组家庭,将一九七零年代晚期(妇女运动的高潮)的伴侣作为研究对照组。在对于 55对均有全职工作,且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夫妇长达十余年研究的过程中 , 亚莉·霍希尔德对其中的焦点个案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她不仅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而且陪同他们购物、出行、游玩 ,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 与他们共进晚餐、探讨抚育小孩问题以及私密话题,并最终选择7对夫妇的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

亚莉·霍希尔德的研究主要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将访谈获取的资料和其他学者的定量问卷调查资料和研究著作进行比较,以得到进一步深化。例如,在论证不平等的薪资和离婚率的关系时(见书354页),她借用人口普查局一九八五年的资料:法院对81%的离婚父亲和66%的分居中父亲,下达必须给付小孩赡养费的命令,而只有20%遵照法院的命令;15%没有按时支付,佐证“支付多少子女的赡养费与他们的财务能力无关”;并用社会学家阿伦岱尔在《母亲与离婚》一书的结论:离婚的效应应该对女人来说比对男性更加艰辛。

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飞速演进的社会产业结构与几乎停滞的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些婚姻里的冲突,反映了更大的社会张力,而这些张力来自快速变化的女性与变化速度缓慢的男性之间的差异。

第一种张力,来自丈夫与妻子对于家务与工作场域上,男性和女性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想法不同,导致双方的性别策略出现冲突…第二种张力,在于夫妻共享对传统生活,亦即“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方式的渴望,与需要妻子收入来自分摊家计的现实之间所产生的拉扯…第三种张力,比较难察觉也尚未被命名,但却更严重,那就是:照顾家庭需求的重要性,以及照顾家庭的工作价值被贬抑这两者产生的紧张关系。

轮班工作的压力也显然延伸到男性身上。文化转型背后的政治斗争,不是无时间性的账簿逻辑,决定男性在家帮忙多少家务。对分摊第二轮班工作的男性来说,轮班工作有直接影响;对没有分摊家务的伴侣而言,则会透过妻子产生影响。男性不是在“保持优势”,他们早已占尽优势,只是他们愿意放弃一些。

女性最后还是要做第二轮班的工作,因为第二轮班是次要的。对女人来说比较重要的耗损,不是她们负担每年额外一个月的工作,而是社会对于家务工作价值的贬值,进而也轻视从事家务工作的女性。

相对来说,亚莉·霍希尔德认为美国的社会在退步,因为与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政府出台的对家庭友善的政策相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并没有多少真正帮助家庭的政策讨论。

在过去四十年来,许多女人创造了经济上的历史转折,现在,是时候让这个世代的男性在家务工作上创造第二个转折,也就是分摊第二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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