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 9.1分

逝者只活在我们的身上——关于《奥古斯都》

郑远涛
2018-05-08 看过

本文以稍微不同的面貌刊于《书城》杂志2018年5月号。

郑远涛

逝者只活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再想到亚历山大和恺撒、维吉尔和但丁,他们便形同乌有了。

——让·端木松(Jean d’Ormesson)《帝国的光荣》

I.

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能查阅皇家档案。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里,记载着比哈德良早生一百多年的奥古斯都的生活习惯:“冬季,为了保暖,他穿四件内衣和一件厚托加,此外还穿一件贴身背心、一件羊毛背心,用裹布裹大腿和小腿……即使在冬季,他也忍受不了太阳光;若不戴上宽边的帽子,他从不到外边散步……他乘轿舆旅行通常要在夜间,要走得不快不颠……如果走海路可以抵达目的地,他更乐意乘船”(商务印书馆,张竹明等译)。

这个孱弱的人一生六次病情垂危,而最终活到76岁,开创了帝国时代下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他开始,罗马帝国以二百年的相对平稳与繁荣改变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爱伦·坡《致海伦》诗中有名句“希腊的光荣,罗马的伟大”(...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罗马从语言文化、政治法律架构到建筑形制,具有至今不衰的影响力。英文(及欧洲各国语言)里,八月依然是“奥古斯都月”(August)。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原名屋大维,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大约是比耶稣早两代的人。恺撒被刺死后遗嘱启封,指定身在海外的屋大维做养子,继承他的名字和财产,使18岁的屋大维得到平步青云的际遇。然而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处于穷途末路。在约翰·威廉斯获得197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历史小说《奥古斯都》中,晚年屋大维对一位身居大马士革的学者友人如此概括道:

尤利乌斯·恺撒登上权力之巅的那个世界,其腐败超乎你的理解。不出六个家族统治着它;罗马统治的城镇、地区、行省无不贿赂成风,各人中饱私囊;借着共和国的名义与传统的伪装,在权力、财富与名望之路上前进的习以为常的手段,是谋杀、内战与无情镇压。

有志结束内讧、一统山河的恺撒,公元前44年就任“无冕之王”的终身独裁官一职。早已不满的一些元老院贵族成员集体秘密策动,在议政厅刺杀了恺撒,并以弑暴君者自命,鼓吹恢复共和。屋大维带着数名亲信冒险返国,以恺撒继承人为号召募集军队,几经波折,于次年八月当选执政官,十一月与安东尼、雷必达效法恺撒当年的三雄同盟,组成“后三雄同盟”,用恐怖手段整肃了反对势力。前42年,屋大维、安东尼联军在腓立比之战击败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卡西乌斯。这一胜利,在屋大维临终撰就的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中提到一句:“十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

腓立比之战后,屋大维与安东尼协议一人统治西方,一人统治东方。前37年,安东尼与恺撒从前的情妇、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结婚。前31年,矛盾激化的屋大维、安东尼及埃及女王在亚克兴进行海战,安东尼一方战败,次年在埃及自杀。屋大维·恺撒终于成了罗马世界的主宰,时年33岁,与亚历山大大帝离世时同龄。

罗马人古昔的历史使他们怀有厌恶国王的传统心理。所以,尽管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屋大维并未因循其舅公恺撒的先例而就任独裁官,却在前27年宣布恢复共和政体,并接受元老院奉上“奥古斯都”(至尊者)的称号。前23年他接受保民官职位,总揽民政大权。前2年,又得到“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称号。历史上,奥古斯都创立了元首制(principate),依然保留元老院,但自己以“第一公民”(princeps)的地位,在共和国架构上运筹帷幄。元首制一般被认为是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君主制,所以中文将奥古斯都称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有道理。其实,被翻译成“皇帝”的拉丁文词语imperator源于动词“命令”、“号令”,起初只是军队总指挥官在凯旋后领受的头衔,有时译为“大元帅”或音译为“英白拉多”,后来才逐渐演变为“皇帝”的专称。

取得和平后,奥古斯都的治理堪称贤明。他在阿格里帕等亲信副手的辅佐下,裁减军队,普查人口,赈济粮荒,改善法治,改革财税制度,还兴建了神殿、广场、公共浴场等大型建筑(他自豪地说过他将泥土堆起的罗马变为一座大理石之城),其中有不少遗存至今。他素喜文艺,通过另一位生死与共的早年朋友——诗人梅赛纳斯牵线,奥古斯都与文采炳焕的维吉尔、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奥维德诸位结下友谊、予以赞助,催生了一个文学盛世,涌现出《埃涅阿斯纪》《农事诗》《爱的艺术》等传世之作。

对国外,奥古斯都创立常备军,以军事扩张行动抵御“野蛮人”,保卫领土安全。他派继子德鲁苏斯与提比略用多年时间,带兵深入日耳曼边疆地区,从莱茵河推进到易北河。德鲁苏斯死于前哨。公元9年,瓦卢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森林遭当地部落伏击,全军覆没,对罗马军力挫伤不小。

奥古斯都中晚年为继承人问题苦恼。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他深爱的女儿尤利娅。为了传位,他先将尤利娅许配给他姐姐的儿子马尔凯鲁斯,后者英年早逝。不久,他又令尤利娅嫁给他宠信的阿格里帕,若干年后,阿格里帕也撒手人寰。他打算传位给两位外孙(尤利娅跟阿格里帕所生的孩子),他们亦青年夭折。他比较青睐的继子德鲁苏斯同样如此。他让尤利娅嫁给他深深不喜的继子提比略,可能也带有让外孙继位的用意,但这愿望也落空了。命运接二连三给他打击,尤利娅通奸事发,他只好用亲自制定的法律惩罚女儿,处以流放,并将皇位传给了性格阴郁的提比略。

II.

近代文学和电影里的奥古斯都形象,深深受到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影响。在《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中,莎翁把奥古斯都刻画成一个虚弱胆怯却工于心计的人物,让他以近乎反派的面目,衬托出安东尼的血性冲动、激情洋溢。【注一】近至2003年罗杰·扬执导的电视电影《奥古斯都》里,罗马帝国的开创者依然不近人情。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大概是这个历史人物迄今色调最丰富、最具心理深度的一幅文学肖像。

在这部小说的作者按语里,威廉斯区分了小说之真与历史之真。什么是小说之真(truths of fiction)?他未作阐述,大约是希望用作品辨明。尤瑟纳尔写过一篇极有见地的随笔《历史小说中的语调和话语》(“Ton et langage dans le roman historique”),指出我们并不知道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人如何谈话。她以自己作品《哈德良回忆录》写到的一件史实举例:疾病缠身的哈德良皇帝向一个医者索取毒药欲了断,医者因无法拒绝而自杀。尤瑟纳尔认为,假如她将这一段的行动与对话直接写出,就会“陷落到虚假之中,陷落到情节剧或单纯的模仿之中”【注二】。我们知道,她选择了以书面化、端庄雍容的托加体来让哈德良讲述自己:“这并非要模仿恺撒和塞涅卡或者后来的马可·奥勒留,而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个尺度,一种节奏……”。《哈德良回忆录》即是假托为哈德良写给隔代继承人马可·奥勒留的一封长信。

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与尤瑟纳尔的随笔同样发表于1972年,所以他大概事先没有读到此文。不过他研究如何以罗马背景写小说,很可能看过《哈德良回忆录》。依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的看法,《奥古斯都》的书信体形式参考了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叙述恺撒遇刺前夕种种的历史小说《三月十五》(The Ides of March)。但细究文本,《三月十五》叙事上环环相扣的紧迫感,迥异于《奥古斯都》的时空跳跃,以及常出现的追忆往事的舒缓语调。威廉斯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让这小说的语调历史化。这些人对于我很真实,像同时代人一样。”他表示对好莱坞电影般的历史叙事没有兴趣,而希望获得一种切近感(immediacy)。古罗马注重筑路,邮政发达,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喜欢写信,西塞罗平均一天写的信札更多达十数封。书信的私密性与对象性,使它成为披露内心最方便的工具,于是,威廉斯想到用它做接入点,让我们窃听罗马男女的心声。

说是书信体,其实小说中除了信件还包括回忆录残片、政令军令、日记、手谕和传单、匿名打油诗等。前述尤瑟纳尔的文章认为,传世的“亚文学资料……没有经过文学不可缺少的过滤和剪接”,是“来自历史的声音”,因而珍稀、效果难忘。威廉斯那些亚文学资料大多出于杜撰,但他写得最好的地方都如同口技模仿一般,栩栩如真。叙述的声音既有奥古斯都早年的几位亲信,也有其政治对手西塞罗、安东尼、埃及女王,更有奥古斯都的妻子、情妇、女儿、幼年保姆,乃至文学名士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等,各人语气大致做到互不相同。深得皇帝倚重的将军阿格里帕也许文才有限,开场白的笔调略带浮夸拖沓,但他将历次重大战役娓娓道来,依旧动人;雄辩家西塞罗贵为一代高士,谈及房产还是不禁露出市侩嘴脸;贺拉斯做了战场逃兵,写给父亲的家书诚挚而沉痛,一如他哀悼早逝的维吉尔之时。威廉斯的文字向来明晰实在、不枝不蔓,本已上承古典作家的风格,这次写罗马,有时用上模仿拉丁文的对偶、排比修辞,或从句套从句兼有倒装的句法(可惜某些地方经过翻译已看不出原本特色),更添逼真之感。

结构最能证明一部长篇小说的功力。《奥古斯都》前承序幕,后接终章,主体分三部,大都用数页一篇的小片段连缀,主题上处处此呼彼应,如同精巧的罗马镶嵌画。第一部写主人公由18岁无知少年演变为33岁世界之主,属于公共生活,大体是成就史。第二部触及他夫妇关系的疏离冷漠、女儿的沉沦、挚友和拟定继位人的纷纷谢世,属于私人生活,大体是失败史。威廉斯借鉴《三月十五》的多声部书信体(polylogic epistolary)拼贴手法构成了这两部。

III.

然而《奥古斯都》卓尔不群的地方,主要在于40页(中译本页数)篇幅的第三部。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临终前不久,奥古斯都乘船沿海岸航行,去了他位于卡普里的别墅和那不勒斯。威廉斯利用这段旅程,在第三部让皇帝给远在大马士革的学者友人写一封信,吐露他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声,也道出他对人类本性与罗马命运的沉思。如果我们将这部小说视为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则作者的大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第一、二部始终以旁人的角度谈论奥古斯都,最多偶尔有封信是写给他的而已,屋大维在权力之路上前行的每一步抉择究竟如何,我们只见表面的言行、旁人的判断,常难以窥知主人公内心,况且作者片断式的叙事也有意对一些历史疑团留白。读者的求知欲助长悬念,对第三部的期待会越来越大。换言之,奥古斯都本人姗姗来迟的“现声”要求作者拿出极高水准的表现,方不负第一、二部的苦心铺排。这40页的人生回顾与哲理思索深沉耐读,值得与《哈德良回忆录》并观。

这封书信开头很平淡,起于家常的闲话。皇帝感谢尼古拉乌斯寄给他椰枣(奥古斯都喜食椰枣属于纪实):“你这么好,一送就送了多年。”他谈起他应付预备接掌权力的妻子和继子而做的安排,谈起四份归档封存的文件——遗嘱;葬礼的程序;帝国的现况;以及他预备刊布天下的、毫无个性的自传。这位年逾古稀、面前只剩死亡一件大事的老皇帝,终于有了“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轻松地说出“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自此他卸下政治家的伪装向朋友剖白,方显真实可信。【注三】

约翰·济慈在书信中谈诗艺,提出negative capability这一内涵复杂而难以翻译的概念,其要义之一接近佛家的“无我”,也就是一种消释自我、化己身于众人的能力,济慈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包含各种个性、却不泄露作者个性,其秘诀就在于莎翁具有这样的才能。《哈德良回忆录》写主人公的权力之路那一章叫做“Varius multiplex multiformis”,洪藤月译为“千变万化,多面玄机”。世事多变,世相无常,在约翰·威廉斯笔下,屋大维必须抓住偶然出现的种种机会,以灵活善变的身段来赢取优势。回顾一生,他自嘲地说“像一副总在演戏的可怜皮囊,他领会到自己演过的角色太多,以至于不再有本人可言。”

分析这封长信,不难发现威廉斯建构皇帝思路的手段是不断的否定与联想,常以否定前一个结论的做法,来让思维得到扩展与延伸,从而消解二元对立、执于一端的偏见,以此抵达更深刻而普遍性的思想,对人类命运的悖论发生惊奇。尤瑟纳尔曾经对福楼拜书信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众神已灭而基督未显,从西塞罗到马可·奥勒留,有过一段唯有人存在的独特时间。”受到这个宗教淡出的时期吸引,她决心写出《哈德良回忆录》。威廉斯的题材也属于同一时期,因此,他小说中的奥古斯都同样流露着当时哲学盛行的怀疑主义思想:

少年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有勇气去养成隐忍的习惯。也许是血肉之躯的某种本能预防了这样的认识,才让男孩可以变成男人,用一生来看见自己生存的荒诞。

屋大维回忆自己接到尤利乌斯死讯的那天下午,在野地上独行、思索,忽然精神大振,明白命运给他的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机遇。他的性格变得内敛而隐秘,与朋友疏远,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

屋大维封闭了内心深处,拥抱了他认定命运指给他的权力之路。他生前已被敬拜为神,但他始终知道“我是人,和多数人一样愚蠢荏弱”,他自知如此,所以知道别人的弱点,这种知晓是他“权力的源泉之一”。他惋惜诸位朋友的早逝,又觉得他们死得正当其时,而自己二十年来的人生是枉费的。他开疆守土,身为世界的辖治者,却认为自己备受辖治。

写小说也写诗的威廉斯,在第二部虚构了贺拉斯对作诗的看法:

我受到某种强烈感情驱使的时候,就决定作诗——但我会等,等到这感情强化为一个决心;然后我会构思一个终点,尽可能简单,让感情可以向着它演进,虽然我经常不知道它会如何演进。然后我写起诗来,用上我能使唤的不拘什么手段。得向别家借的,我尽管借。得凭空虚构的,我尽管虚构。我运用我了解的语言,不逾其规矩。但关键在于:我最后发现的终点,不是我起先构思的终点。因为每一个解决都会引起新的选择,每做一个选择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得为它们找到解决,如此往复不已。诗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诗走到的地方永远感到惊讶。

这里描述的诗之形成,隐喻着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道路的不可预知性。恺撒遇刺后的群情激昂之时,屋大维和伙伴们将“复仇”构思为终点,向着它行动,然而在曲折的历程中一步步发现了少年心懵懂未知的真实世界,对自己抵达的地方感到惊讶。现在,人生终点将近,奥古斯都蓦然回首,醒悟到治国的成就转瞬即逝,惟有艺术能够长存。他认为“世界是我的诗……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他没有信守对维吉尔的承诺,出版了诗人未及完成的《埃涅阿斯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歌功颂德之作),因为他深信,这部诗篇会在“时间毁掉罗马”之后保有生命。

IV.

《奥古斯都》之前,威廉斯是个写本土题材的美国小说家,之后,他一度倾力于未竟之作《理性的沉睡》(The Sleep of Reason),那也是美国题材。罗马于他本属偶然。1960年代初,作家同行莫顿·亨特将其著作《爱情的博物志》清样呈给威廉斯阅览,两人闲谈时,亨特不经意提及书里的一段掌故:奥古斯都向来宠爱他的独女尤利娅,无奈尤利娅触犯了父亲的通奸惩处法,奥古斯都只好将她流放到孤岛上,至死未再相见。是这个父女恩怨故事,吸引了无意写历史小说的威廉斯开始查考百科全书。随着资料越搜寻越多,他卷入了罗马的世界。父女关系是威廉斯的出发点,也是作品最终感人至深的一点。

作者简约的文笔并没有着力描绘罗马风情,他写得最详实的场地(locales)并不是国都里朴素的皇帝私宅、奢华的浴场、众声喧哗的元老院,却是尤利娅打发残生的海边,和皇帝作最后航行的海上。尤利娅与皇帝在盛年都无权“退隐”(本书关键词之一),各自都逃不出对罗马的责任(第三度被安排嫁人之际,尤利娅辛辣地对父亲说:“所以我为了罗马的快乐,要再做一次生崽的母猪。”)。最后,威廉斯让两人超脱于罗马之外来鸟瞰罗马。在临终的长信中,奥古斯都承认了自己对权力的爱;在荒凉的流放地,尤利娅同样说自己作为阿格里帕之妻,学会了寄情权力的快乐,哲学家说权力虚无,她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像阉人不懂女性一样不懂权力。但是掌权的女性“不能如同男子那样公然以它为荣……她只能集多人于一身,来掩蔽她的攫取和荣耀”。尤利娅列举她一生向世界散布过的诸般形象,遥遥呼应着她父亲那种“一生演过许多角色”的自觉。父亲早已不认女儿,但血脉相传中分明有性格的延续。

《奥古斯都》显示出作者对史料编纂学的兴趣。晚年梅赛纳斯与《罗马史》作者李维通信,梅赛纳斯一边捕捞微茫的记忆,对某些问题却不欲多谈,且有一次责备李维提问时流露的道德化倾向;尤利娅写着无人会读到的手记时,意识到她的历史形象将会是通奸者,背负种种被夸大的罪名,“但是历史将不会知悉真相,就算历史有过能知悉真相的时候。”小说对历史记载的完整、客观、真实,多有反讽的质疑。

据威廉斯写来,尤利娅的情人尤卢斯·安东尼(奥古斯都从前的对手马克·安东尼之子)密谋政变事败,尤利娅涉嫌其中,本应以叛国罪被处死,奥古斯都动用通奸法来处理,已经替她掩盖了更为重大的罪名而网开一面,至少保全女儿的性命。在最后的航行途中,他牵念尤利娅,想到女儿曾被软禁的岛屿就在附近海上,一个他也许能眺望到的地方。而在手记的省思中,尤利娅认为奥古斯都的情妇、那个当年被她轻视过的特伦提娅,也许是唯一在离丧之时安慰过她父亲的人。这些份属隐私的细节当然不见于史籍,威廉斯熔虚构于事实之内,用“可能发生的事”补缀了语焉不详的、为尊者讳的史料(“已经发生的事”)【注四】,写出父女之间互有眷念和负疚的感情。正是这女儿令一生极其内敛隐忍的奥古斯都尽露脆弱,可亲可悯。

苏维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女儿的堕落使他无颜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事书面通知元老院,由一名财务官宣读”。到了威廉斯笔下,奥古斯都却是亲自前往元老院致辞,要求惩处他女儿的。这里作者偏离历史,可能是为了插入一篇屋大维童年保姆的口述,这老妪在参观罗马城时路遇奥古斯都并且和他相认,奥古斯都坚持要保姆用她当年给自己起的小名喊他“大维”(Tavius),使我想起《红楼梦》中元春省亲时怎样对待弟弟宝玉:“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一书以身体之接触、一书以呼名来白描,而同样表达出纯真的感情如何突破礼法。这么一写,给奥古斯都平添了人性温度,因此他出于情势采取的杀戮和放逐才更加教人唏嘘。老保姆口述是小说第二部的首篇,交谈中,屋大维无端发出感慨:“我给了罗马一种自由,只有我享受不到它。”感到困惑的读者,要等到百余页之后才会从奥古斯都本人笔下得知,那天他是要走进元老院去公布女儿的淫行,要求会众判处尤利娅流放。口述一节的预叙构成尤利娅命运的伏线,见出小说笔法之细。

V.

“鉴古而知今”,这话有点一厢情愿的成分。历史进程中相同的主题是会反复演出,周而复始,但由于人类文明从相对简单越来越趋向复杂微妙,借古人的铜镜并不能完全认清我们这个世界。希尔茨(Charles J. Shields)在《洛杉矶书评》访谈【注五】中认为威廉斯所写的罗马隐喻着美利坚帝国;用罗马比况美国其实是出于美国人的惯性想象,因为美国传承欧洲文明而开创“世界主义”的新局,颇似罗马之传承希腊,连美国国会参议院(Senate)也沿袭了元老院的名称。去年《华盛顿邮报》仍有文章把当今美国与罗马共和国末年相比较。但不该忘了,威廉斯在写作过程中提醒自己“不要身披托加袍的亨利·基辛格”。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常遭误解,甚至被庸俗地解释为“历史好比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仿佛历史理应根据当前的主观需要而被涂抹或歪曲。值得注意,contemporary(当代的)一词源于拉丁文,以con(一起、共同)与temporārius(时间的)合成,本来指“共属一个时间的”。由此,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其经典著作《历史的观念》中写过这样一段(笔者自译):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共时史(contemporary history):这话并非落在词语通常的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离当代人最近的往昔的历史,而是落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一个人实际处事行动的时候,对事情具有的自觉意识。历史因此是活生生的心灵的自我觉知。盖即便史学家研究的事件早已发生于遥远的往昔,也惟有它们在史学家的心灵中发生震颤的情况下,它们才作为历史得到理解(historically known)。

然而心灵为何震颤、如何震颤,又多么因人而异!时代、际遇、性情,都给历史往事在每个人心里种下了各各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且将态度严肃的历史小说作者与史学家相提并论,那就可以说,约翰·威廉斯着重奥古斯都和女儿的故事,恰好体现出上述心灵震颤的私人性。作者青年从军,在亚洲体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在美国校园里经历了冷战时代的种种社会政治危机,他笔下的奥古斯都念及“野蛮人在等待,而我们在温柔乡中日益虚弱”,既是入情入理的写实,同时不难令读者感到20世纪中叶西方知识分子的忧世之叹。(在我们的世纪,新出现的文明危机给个人心灵投下不一样的阴影,令《奥古斯都》的“野蛮人在等待”一语似乎有了新诠。)威廉斯一生四次婚姻,有多个子女和继子女,出版《奥古斯都》前一年,他和从前的学生南希结缡,两人相伴终老,这小说便是献给南希的。在终章,弥留之际的奥古斯都对李维娅说道:“我们不必原谅我们自己。这是一场婚姻。它比大多数婚姻都好。”我感到(尽管属于臆测)这几句总结有点平反的意思:他前一本书《斯通纳》中的妻子形象贫乏可厌,令读者的同情倒向丈夫一方,而到了年近半百创作《奥古斯都》时,可能因为个人的幸福促使作家的视野趋于全面,他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也更接近男女平等。

年迈的皇帝最后一次海上航行结束前,威廉斯插入一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的史事: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行驶来的一艘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全都身着白衣,头戴花环,焚着香”,向带来和平的奥古斯都致敬。皇帝深感安慰。因此,在致友人书信的结尾,他一改先前濒临绝望的思路,重新肯定了自己的一生:

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在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曾经出现的事物将来就不会完全死灭——当野蛮进逼时,这不失为一条希望之路。

——2018年春节写于美国旧金山

注释

一:莎士比亚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参考了偏颇的古代史料,而史料偏颇的根源在于安东尼跟屋大维敌对那些年互相攻讦的宣传战,参见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所著传记《奥古斯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陆大鹏译)导论部分。

二:赵坚译文,收录于《尤瑟纳尔研究》(漓江出版社,1987年)。赵译的标题有所不同,是《历史小说中的语言与笔调》。

三:写完此文方才读到评论界泰斗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阐明的观点:他认为小说的结尾是真实的神殿,主人公往往在结尾完成忏悔,回归真实,所以“真正伟大的小说都诞生于这个至高无上的时刻,并且又返回这个时刻,有如整个一座教堂,既以祭坛始,又以祭坛终。一切伟大的作品,其构成都仿佛大教堂。”《奥古斯都》也许算不上伟大的小说,但是它的结构突出了结尾第三部,主人公在那里脱离了其他人物的中介,娓娓告白,见自己本来面目,恰恰符合基拉尔有关结尾真实性的标准。

四: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有个著名论断: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诗倾向于表现共相(universals),而历史倾向于记载殊相(particulars)。在《奥古斯都》小说中,作者用想象力充实了“可能发生的事”来凸显共相。同样为了突出共相,他“改动了几件事的次序”(作者按语),例如屋大维早年亲信萨尔维迭努斯(Salvidienus)将军之死,从公元前40年秋季被前移至后三雄同盟初立的前43年,以加强小说中背叛与纯真丧失的主题。

五:舒尔茨接受访谈时正在撰写约翰·威廉斯的首部传记,他认为这部小说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understatement(轻描淡写),我觉得一语中的。

(郑远涛是《奥古斯都》的中译者,先前还译过多部历史小说,包括玛丽·瑞瑙特的亚历山大三部曲、张爱玲的《少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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