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等待 8.0分

名不副实的海外华文文学

斯拉万月
2018-05-08 06:34:15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是一部值得我们去分析的小说:首先,哈金是海外华裔作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他的作品在美国也包揽了多个奖项,很大程度上具有海外华裔文学的某些共同点。其次,哈金的作品在中国受重视和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如在美国的程度,其作品在中国甚至受到了不少批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评价标准不同?是意识形态因素?

《等待》的细节描写非常之多,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便是由大大小小的细节串起来的。细节使这部小说具有真实感,可以看出作者在很努力地把自己在东北以及在军队里的生活阅历写进去。书中的细节,既有人物刻画的细节,也有反映历史的细节,例如:

“星期二吃过晚饭,吴曼娜到孔林的办公室去找他。屋里只开了一盏灯,暗得像个电影院。她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不忙,而是舒舒服服地仰在椅子上,脚呲蹬着桌子,张着嘴在打瞌睡,脚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她咳嗽了一声,他惊醒了,忙把书放回桌子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这样从楼道里经过的人就不会怀疑他们在办公室里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孔林回家乡与妻子淑玉离婚不成,回医院后处处找借口回避与吴曼娜见面,使吴曼娜终于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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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是一部值得我们去分析的小说:首先,哈金是海外华裔作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他的作品在美国也包揽了多个奖项,很大程度上具有海外华裔文学的某些共同点。其次,哈金的作品在中国受重视和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如在美国的程度,其作品在中国甚至受到了不少批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评价标准不同?是意识形态因素?

《等待》的细节描写非常之多,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便是由大大小小的细节串起来的。细节使这部小说具有真实感,可以看出作者在很努力地把自己在东北以及在军队里的生活阅历写进去。书中的细节,既有人物刻画的细节,也有反映历史的细节,例如:

“星期二吃过晚饭,吴曼娜到孔林的办公室去找他。屋里只开了一盏灯,暗得像个电影院。她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不忙,而是舒舒服服地仰在椅子上,脚呲蹬着桌子,张着嘴在打瞌睡,脚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她咳嗽了一声,他惊醒了,忙把书放回桌子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这样从楼道里经过的人就不会怀疑他们在办公室里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孔林回家乡与妻子淑玉离婚不成,回医院后处处找借口回避与吴曼娜见面,使吴曼娜终于忍不住主动去找他。孔林被发现后大惊,第一件事便是急匆匆地打开灯,以免被人怀疑。这里刻画的是孔林对他人眼光的畏惧心理。

“他研究着诗歌,心里很安宁。他对自己居然会这么坦然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再生魏副政委的气了?为什么不像别的男人那样要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夺回来?……他为什么没有感到任何强烈的不满?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无所谓,还竟然帮助她写读诗的报告?不错,他是发怵同妻子再次去离婚,但是他应该对失去曼娜更痛心才对,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自己的解释是:他孔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明白事理不会胡搅蛮缠的人,哪些纵欲自私像牲口一样的男人怎么能同他比?”

魏副政委想物色新妻,医院推举吴曼娜,而孔林并没感到生气或痛心,反而帮吴曼娜完成魏副政委交代的读书报告。孔林也对的心理反应感到不解,但他必须给自己寻找一个心安理得的解释。这样,很好地展现除了孔林懦弱而又不自知的形象。他被自己的性格弱点所控制,但无法去面对。

《等待》中的另一类细节是历史细节。比如:

“进了公园大门就能看到一座雕像:一个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背后是直刺蓝天的方尖碑。士兵的钢盔、转盘冲锋枪的枪管和弹仓都被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砸掉了。雕像正在修复,周围立着脚手架。在雕像座基前灰色的水泥地上写着一条标语:‘打倒苏修沙文主义!’标语已经被清洗过,黑色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

对文革以及中国意识形态的批判是《等待》的一个重要主题。哈金自己也坦言他的作品的主要主题是“The individual versus the state”。在《等待》中有大量的反映历史的细节描写,显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不过因为与更为大量的人物细节描写、风景描写等穿插在一起,加上他那种有点淡漠的写实笔调,因此显得还不是过于突兀。他自己也说:“I’ve never intended my writing to be political, but my characters exist in the fabric of politics. That is to say,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politics, especially in China.”当然,作品本身才是标准。上面的例子确实透露出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在轻描淡写中揭露出文革的疯狂以及结束后参与者试图涂抹罪证的企图。总的来说,《等待》中通过这种历史背景的描绘所要达到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意图虽然很明显,但总体上还不至于显得是为批判而批判、意图压倒了文学。这得归功于大量的人物细节刻画以及主线简单但相对丰满的故事情节。而哈金是否完全达到了“历史真实”的要求呢?还很难说。比如六十年代是否还可能有裹脚的农村妇女等等,还有待考证。但文学作品毕竟还是应以人为中心,历史批判应该在故事中自然地展现,而这本书里面故意穿插的历史成分未免还是过多。而且,这本书对历史的批判,我读后并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撼,西方读者或许感到新鲜,但中国读者则很难读出有什么新意来。书中的故事给人的感受更多的是“纠结”。

前面说过,历史批判是这部小说的一部重要主题,但并不是唯一的主题。由于对人物的刻画相对充实,因此从孔林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重要主题:即“多余人”主题。不过,因为小说中临近结尾时孔林大段大段的独白式心理活动已经把这一主题分析得很清楚,已经没给批评者留下多少余地了。其实这几页心理活动并没有必要写出来,那些应该是评论者的工作。作品中这么写反而限制了读者对作品解读的多向性。俄国文学中“多余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主人公由于自己性格软弱的一面而造成了与他亲近的人的悲剧,而主人公对此还往往不自知。孔林便是由于这种软弱性和缺乏付出爱的能力而造成淑玉和吴曼娜的人生悲剧。由于这种人生悲剧基本上是由于孔林的性格弱点而造成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只是提供了将孔林的弱点放大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讲,时代并不是造成这三个人悲剧的原因,因此这本书的历史批判的力度反而因为“多与人”这个向度而被削弱了。换句话说,即使把本书的整个文革背景给删掉,主人公的命运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哈金在中国接受完研究生教育后才出国,用英语写作,他的作品很难说得上是中国文学,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运用中国思维,写的事中国题材,因此算得上是个中国作家。他89年以后决定定居美国,写的书基本都涉及到敏感题材。海外的中国作家依靠中国题材获得关注,这本无可厚非;而通过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这本也不必用阴谋论来看待,毕竟总要依赖自己的独特资源来谋生嘛。况且从好的方面说,真正的文学家本来就应该具备对抗权威的意识、批判政权的勇气。只不过,哈金还不足以成为这类“真正的文学家”。哈金对中国政权的批判非常激进,这当然也同样无可厚非,但是,他从批判中国政权转而批判汉语,这其实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当我们说“国家”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其中包含的三个维度:政权、民族、疆域。政权可以更替,疆域也可以变迁,但生活与其中的人及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的文化才是真正有延续性的东西。当我们不细分到这三个具体层面,而只停留在“国家”概念时,则往往容易流于空泛。哈金为了脱离中国政权而移民,这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脱离中国国籍后写书批判中国,这也不需要多大的勇气。当他用英语写作,并转而批判中国的语言时,他实际上主动选择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他缺乏一种对中国的现实关怀,对这个民族的关怀,对人性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的缺乏使他的作品缺乏一种动人的力量。这种情怀也往往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伟大的标志之一。

当然,这是哈金的自由选择。人生下来,首先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中国人?人为什么一定要爱国?人是无法自主选择出身的“被”生下来(be born),那当一个人出生在中国时,他是否就自动地继承了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一个诗人可以自由地放逐自己,离开祖国,可以大胆地宣称“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而同时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与赞赏。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似乎摆脱不了这种根一般的文化传统情结,是否这种文化的传承成为了一种使命,一种义务?继承它,与背离它,是否有道德上的是与非之分?有人会说,作为中国人可以不读莎士比亚,但怎么能不懂中国文化?也有人认为,作为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但世界任何文化对我们来说都是平等的,无孰先孰后之分。当然,也许这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是一种立场的自由选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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