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种文化

幽径通何方
2018-05-07 看过
全书内容框架

这本书把脱离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群众——游民带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游民的存在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的劣根性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劣根性的基因。研究游民及其文化,对当下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网络喷子、杠精的理解或许有促进作用。

书中的内容十分丰富,例证详细,多为古今文学作品,可见作者的博闻强识。我最初发现这本书是一个网站的介绍,被他独到的观点所吸引。因为是奔着结论去的,所以他的论述过程就不涉及了。

一、游民是什么

作者在本书第9页提到:“本书中所说的“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这是相对其所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的,如游牧民族经常处于更换住地状态,如果研究他们各个阶层的划分,居处问题就不能算是重要问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

血缘纽带会自发形成的血缘组织,由于自然灾害多发,且统治者为了有效统治,取法血缘组织,往后历代为了节约统治成本而保留宗法制(乡村自治),造成了中国聚族而居,宗法制发达的现象。宗法社会作为主流,推崇孝道,奉行三纲五常,强调人的社会属性。

游民所谓的脱离主流社会,是指他们没有家庭,孤身一人,不存在宗法社会应尽的责任,因而不顾孝道。这种游民的思想通过通俗小说进行广泛传播,桃园三结义中关羽与张飞为了起义互杀家人就是一种体现。

二、游民的构成与地位

看完全书,我认为游民群体包括游民、游侠、流氓地痞、游民知识分子。后备军是因天灾人祸流离失所的流民、饱受剥削的中下层人民,如贫农、手工业者、小商人,以及部分军人等。整个社会阶层都存在游民化的倾向。

以下是作者的一些介绍:

在96页中作者认为,古代游侠是广泛交友,有一定的追随者。其势力不断膨胀,具有暴力反抗国家的可能性。 “流民是指离开其故土成为‘流’状态的人们,他们有可能没有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因为波及甚大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的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甚至数十万,在有迫领导能力的“渠魁”、“渠帅”的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是整个家族或宗族作大规模的迁移,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宗法秩序没有被破坏,只不过是举族或全家换了一个地方罢了。这样的流民就不会产生本书中经常论及的游民意识,因而也就不会发生游民文化。换了地方居住的流民仍然保持着宗法文化,甚至更加强固,因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的是众多的可能对他们加以排斥的异姓,他们更要保持和增强对本宗族的向心力。”

古代农民流亡有这几个原因:苛捐杂税;官吏贪污,徭役不顾农时;土地规模小,抗灾能力低。最后一个是内在原因。造成土地规模小的原因有多子继承和从征收实物到征收货币的租税制度的变化,使地权分散

军人游民化:五代时士兵烧杀抢掠,“暴民乱治”。宋代军人整体素质不高,武将聚敛财富,唯利是图。军人受剥削,生活艰难。通过掠夺和剥削,军人的生存危机基本解除,但其没有了生命安全保障以及人格上的自我价值的认同。主帅放纵他们为非作歹,却通过黥面肆意践踏他们的人格。

游民知识分子:宋代以后,是作者认为的游民阶层真正形成的时间。宋代重文轻武,教育、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知识分子壮大,但官场对知识分子的容纳有限,元代又中止科举。知识分子过剩,科举无望,纷纷转向通俗文学的创作。

也有一些通俗艺人是看破官场的险恶而自动放弃的。在88页中提到,“一切为专制体制设计政治的知识分子最终都作法自毙,如商鞅、韩非、李斯,其理论主张社会只需要君王、战士、农民,其他人都是害虫,包括自己所在的阶层知识分子。”

游民的阶层庞大,且长久未受到关注,是主流社会背后的隐性社会。由于通俗文艺作品对游民文化的传播,即使是主流社会也潜藏着游民。一有动荡,昔日的上层人民就会被颠覆为游民。游民的破坏力巨大,中国历代治乱的背后都可见他们的身影。

三、游民的形成过程

作者从战国时代进行分析,介绍了游民的历史渊源及演变。但若想了解书中游民的重点内容,实则只需从五代说起。

五代以来战乱动荡,促进了游民阶层的壮大,主要表现在:战乱动荡,生产活动遭破坏,下层百姓易破产,成为游民;苟活于乱世,只求生存,传统文化的约束力被削弱,道德败坏,人们缺乏集体意识,只顾自己;乱世出英雄,想要快速进入上层社会、扬名立万的人会趁此时组织人员并带领他们作乱,在权力场分一杯羹,此时的领导者多为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游民。

宋代人口激增,加上不抑兼并,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繁荣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使得一些人在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变成游民。

明代以后,由于儒学衰落,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群众的是非观日益单薄,再加上小说、戏曲的流行,社会进一步游民化。明代时游民在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开始社会化,即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帮会,如天地会、安清帮。

三、通俗文学反映游民文化

1.通俗文化的产生

通俗文艺的产生首先具有历史因素。五代时期的战乱扫荡尽唐朝的贵族精神,使宋文化世俗化。其次是必然性。一方面是创作主体的现实倚靠和内心渴望,一方面是民众的需求。

1.1创作主体的渴望

创作主体多为仕途无望、生活艰难的落魄的知识分子。藉由通俗文艺,他们得以谋生,并抒发自己不得志的郁闷和对功名利禄的向往。

1.2民众的需求

宗法农民接受的儒家思想大多是实践性较强的一面,如爱有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至于达则兼济天下,大同等非功利执着思想则无法理解。另外,主流思想具有欺骗性,在非常时期,隐性的实用主义、无固定是非观、缺乏社会关怀等劣等文化就会抬头。这都表明下层群众对适合本阶层文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下层人民的精神需求虽然不及上层社会,但是潜在的市场以其低门槛还是会吸引通俗艺人进行创作。

在260页中作者提到,“文艺的功能之一是使观赏者心中的愿望能虚拟的实现。”

“以历史为题材的通俗小说,由于听众需求以及自身理性的表达需要,大多有一个十分接近史书,到以写英雄传奇为主的发展过程。”宋代文学作品中的游民心态是发迹变态。缺乏发财致富的眼光,等到明代才有这种想法。这源于现实、自身思想局限以及大动乱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垂直流动,富有戏剧性,符合听众喜好

2.主流文化与游民文化的区别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以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地域、宗法为联系纽带,具有愚昧、野蛮、拉帮结派(宗族排外性)、目光短浅的特点。

不过游民阶层则不同,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富于主动进击精神,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替天行道”具有临界性,进可反抗政府,退可受招安。

游民阶层富有帮派意识,模仿宗法制、“结拜”组建帮派。其帮派具有倾向性,因其以自身帮派立身行事为标准,影响成员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308页中作者认为,通俗文艺反映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①残暴野蛮,如《水浒传》对杀人手段的详细描写,源于游民缺乏社会角色的约束和文化教养对理解力的提升,②恐惧、敌视妇女的变态心理。游民具有性需要,却又不了解女性,另外游民的生存状况使得其只能压抑欲望,由于自己得不到就想要毁掉,由此产生变态的心理。在《水浒传》和元剧中表现为女性多为负面形象,或者丑化其仪容。③目光短浅。追求眼前利益。交往靠金银、酒肉。偷、抢金钱不以为耻。

3.人格楷模的不同

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楷模是圣君贤相,游民的人格楷模则是侠客。因为侠客具有侠气,且侠客对人际关系的注重体现了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理想。

4.义气的不同解读

儒家的义是一种义务与原则,游民的有义气指的是帮助自己同命运或将来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同伙的江湖好汉。在游民眼里,义气是与回报紧密相连的。

义气本质是游民求生存的道德,但在长期被崇拜中会产生超越性的一面。

然而义终究与主流不容。在发展过程中,义吸取了被主流认可的忠,以调和两者的矛盾。游民的"忠"是一种调侃,且也与义相当,他们尽忠目的也是有利可图。在《水浒传》中梁山的英雄好汉被招安也是出于利益考虑。

5.通俗文艺的作用

在447页中,作者认为通俗文艺的作用是:①传播反主流的思想、价值观,以及斗争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知识。

由于传统文化中理性思维不发达,通俗文艺通过迎合欣赏主体的情感心理需求,带动读者移情,长期、广泛地影响读者。

②塑造英雄崇拜。

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说:"宗教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软弱与与生俱来的依赖感。"

因此,崇拜英雄反映了游民的软弱和向往。

英雄崇拜的案例是关羽。作者对其被一步步神话到稳居高位有详细的解读。

6.通俗文艺的不足

在513页作者认为,因为江湖艺人说话有固定的套路,以英雄传奇为题材的通俗小说,人物类型化、脸谱化倾向严重。还有一个原因是程序化的作品可以批量生产,降低成本,而且程式化的通俗文艺作品养成了只能认同固定模式的读者,这进一步导致了通俗文艺的畸形发展。

四、研究意义

1.疑问

在24页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古代小说及武侠小说中,农民揭竿而起是受钦佩的,而今人却对歧视农民,是作者美化,古今道德有多重标准,还是书中人物不可与现实相提并论?”

纯粹从理论角度回答,我个人认为这既有作者的美化,也有现实评价标准的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宣称“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序列,农民地位仅次于士之下。然而现实中歧视是普遍存在的,士与农地位的悬殊是不可跨越的,就连农民群体里也存在富农和贫农的分野。这说明古代农民的地位会比当今高一点,然而也还是受歧视的。道德标准差异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古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赞颂农民揭竿起义,其背景多为古代,以免触犯当权者,惹来杀身之祸。对农民起义的赞颂,最明显的就是表现了作者的愿望。即古代皇朝到了后期都会衰落,社会矛盾尖锐,歌颂农民意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另外还有如下原因:

粮食生产是最根本的生产活动。古代是剥削社会,当农民不事生产,转而造反,这个社会的生存就受到了威胁。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造反,为了生存,其他阶层的人也必须响应,以稳定农民,回复生产。

农民群体保守,委曲求全,其揭竿起义表明皇帝昏庸至极,连最麻木保守的农民都起来造反了,赞扬他们可为其他群体的造反辩护。

农民群体人数重多,潜力很大,对他们造反的赞颂意在提醒有意造反者拉拢农民群体,以壮大自己。

归根究底,赞扬农民起义,并不是因为认同农民阶级的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放在现代,如果农民起来造反,那么其成功率不会高的,因为正如许多人所知的,农民阶层的文化素养不高,目光短浅,即农民阶级具有局限性。

如今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很壮观的现象。农民工的地位也普遍不高,歧视现象虽然有在好转,却也十分普遍。农民工群体与其他务工群体的处境与历史惊人的相似。他们是否是潜在的炸弹?

若有朝一日公共安全缺失,是否会出现失控行为?这点不得而知。

2.历史

游民阶层孕育着暴民意识。书中提到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就是暴民意识的表现。并担忧未来是否有复苏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暴民意识在国民内心深处还是蠢蠢欲动的。这种"谁强谁有理"的想法在军事报道的评论里总不会缺席。而且在现今,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新的东西,即"我弱我有理"。不给老人让座遭其大打出手也是屡见不鲜。这种弱者思维其实也是暴民意识的一种异化吧,以退为进,反弱为强。区别只在于一个直接、毫不掩饰,一个间接、套上道德的绑架。

在288页作者提到“文明是特定意义、特定环境下对人动物性、蛮性的掩饰与克制。”

随着教育的发展,我相信作者认为的游民文化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好的消除,但是文明的提升是否会是一种掩饰,一种对直接粗鲁施暴的舍弃,变成了道德绑架、舆论暴力等软暴力呢?

作者声称这本书不涉及现实问题。然而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何最大程度消去游民文化这种劣根性,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应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给四星的原因

给四星的原因是书里观点强调过多,有点累赘。另外,作者详细介绍背景、形成过程之类,虽说能使读者全面了解与游民相联系的中国社会及文化,更好地把握这个群体,但是篇幅过多多长,影响到了主线的展开。如果不做笔记和随时看目录,很容易忘记自己最初的目标是游民文化,而不是中国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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