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被背叛的遗嘱”

上海译文
2018-05-07 看过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建国后首任总理、前资政和执政人民行动党首任秘书长李光耀,因病逝世。

这位正直、坚毅、极有远见的领导人身上虽伴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光耀将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变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繁荣的典范之一。

不过未曾料到的是,两年后,围绕着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的房子是否应该按照李光耀本人遗愿予以拆除一事,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弟弟李显扬和妹妹李玮玲发生了一场口舌之争,惊动了整个新加坡。

李光耀之女李玮玲在 Facebook 上发表长篇声明,指兄长、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违背父亲遗愿保留李光耀故居,以此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

李光耀在位于欧思礼路 38 号的房子居住了将近 70 年,这里既是他本人简朴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地。某种意义上,这栋房子见证了新加坡从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殖民海岛成为一个繁荣国家的经过。

但即使如此,李光耀依然在遗嘱中明确表示这栋房子必须拆除。“他们有老照片用来缅怀过去,”他在 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略带嘲弄地说道。(以上部分文字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7月6日报道)

在2013年订立的遗嘱里,李光耀强调说:

“我要求我的每一名子女能在拆除房子的事情上确保执行我们的意愿。[……]我过去曾对此事公开表态,而这保持不变。我的遗嘱的其他部分是保密的,但这个段落所提到的意愿可以公开。”

幼年李显龙与李玮玲,在欧思礼路的住家荡秋千

最终,李显龙向新加坡国民道歉,人民行动党也“解除党鞭”,并展开了国会辩论。新加坡政坛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在这里想到了另一桩文学史上著名的、关于“遗嘱”执行的掌故。

1924年6月,弗朗茨·卡夫卡去世。卡夫卡生前曾留下遗嘱,希望好友布洛德能在他死后将“他遗留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及其他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焚毁”,但是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遗嘱,反而先后将卡夫卡的作品一一作序出版,还写了一部以他为主角的小说。

出版商受布洛德所托,将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一切,外加他死后在他抽屉里找到的一切:未发表的叙事性作品、未完成作品、提纲梗概、初稿、被取消或被抛弃的文本,不论体裁、性质、完成程度,一概编入四卷本的文集中。

布洛德通过鼓励发表大量前言、后记、注释、传记、论文、讲座,不遗余力地推销卡夫卡,就此创立了一种卡夫卡崇拜,一种“卡夫卡热”,一种“卡夫卡学”。

布洛德表现出对卡夫卡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也对卡夫卡的一切表现出“绝对崇拜”。但这种崇拜,同时也是——而且致命地是——对作者美学意愿的绝对否认。因为美学意愿同样表现在作者所写的和作者所删除的东西中。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结尾的一段话来说:

“啊,要违背一个死者的意愿是多么的容易。如果说有时候人们服从于他的愿望,那不是出于恐惧,出于被迫,而是因为人们爱他,人们不愿意相信他死了。假如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农求他的儿子不要砍掉窗前的那棵老梨树,那么,只要儿子还能在心中怀着敬意回忆起父亲,梨树就不会被砍掉。”

同样,李玮玲不惜与兄长公开决裂,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指控,也是因为她觉得这是一种背叛:违反了父亲的愿望,违反了父亲的愿望的意义和精神,也违反了(兄妹三人都)知道的父亲对偶像崇拜和个人崇拜的深恶痛绝。

早年李光耀一家合影,摄于欧思礼路住家

分享李玮玲专栏合集《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里的一篇文章,看看她对自己在欧思礼路度过的难忘时光的美好回忆,以及对父亲李光耀个人精神的尊重和坚持。

延续父亲的精神

文|李玮玲

摘自|《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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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联合晚报》的一名记者想针对我的父亲李光耀的事情访问我。这是在爸爸去世两周后的事,而向来内敛的新加坡人对他的赞颂之声仍不绝于耳。国家博物馆为爸爸举办的纪念展,吸引了很多人排队参观,展馆外出现了长长的人龙。媒体继续报道爸爸的生平事迹和与他有关的小故事。

例如,爸爸有一次发电报回家,告诉家里人他什么时候抵达,而电报里也出现了神秘的“战舰”字眼。他是想告诉家人自己晚上想吃火锅(steamboat,亦指轮船或汽船),但没人看懂他在说些什么,因此晚上也没有火锅可吃了。虽然这篇报道娱乐性十足,但我觉得它既没有新闻性,也没教育意义。

泰米尔纳德邦有一个村庄要为爸爸立一座雕像,另一个则要建博物馆,还有一个要兴建纪念堂来纪念他。假如爸爸的遗体不是已火化,他肯定会感到既惊讶又苦恼,在黄土之下不得安息。在新加坡,有国会议员提议以爸爸的名字为各种建筑或机构命名,而这也让我感到十分困惑。

爸爸生前极力避免人们把他当偶像般崇拜。这些举动必定违背了他的意愿,并与他主张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服务的精神背道而驰。他那么做没有别的目的,只因那是该做的事,与自我宣传更是无关。

爸爸生前必须公开露面,为的是激励新加坡人、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决定,并明白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他从不会纯粹为了宣传而宣传。我每次在文章中提到他,都会先征求他的同意。他会回说:“好的,但不许你把我给偶像化了。”

曾有前国会议员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古迹或公共建筑,而爸爸的简短回复是:“谨记奥兹曼迪亚斯的教训。”奥兹曼迪亚斯是古埃及的一名法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一首诗就描述了一座巨大但已支离破碎的奥兹曼迪亚斯雕像,石腿的基座上凿刻了这段文字:“吾乃奥兹曼迪亚斯,王中之王也,功名盖世,乃苍天所不能及!”但周围只有沙漠。雪莱要提醒世人,所谓伟人及其千秋大业,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是要化作乌有的。

在爸爸过世后,新加坡人最应该做的,是延续他为新加坡人谋福祉的那种精神。我们在这方面能做的事情很多。

同样地,把过多的精力花在爸爸的私人物品或肖像上,也有违他生前努力奋斗的目的,也就是提升新加坡人的福祉。

然而有人告诉我,牵动新加坡人的心的是爸爸生前居住的房子,一栋有一百多年屋龄的房子。父亲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里已说过,他希望屋子在自己过世后能被拆除,因为要保存它将是劳民伤财的。他的遗嘱也清楚表明,他并不想保留这栋房子:

我的意愿,以及我已故的妻子柯玉芝的意愿,是在我过世后立刻将我们位于欧思礼路三十八号,新加坡邮区238629的房子拆除。如果我的女儿玮玲想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那就在她搬走后,立刻把房子拆除。我要求我的每一名子女能在拆除房子的事情上确保执行我们的意愿。

如果我们的孩子受到任何法律、规则或条例上的改变所限制而无法拆除房子,我希望我的房子绝不会开放给我的孩子、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后人以外的访客。

我过去曾对此事公开表态,而这保持不变。我的遗嘱的其他部分是保密的,但这个段落所提到的意愿可以公开。

我想,爸爸不希望保留欧思礼路的房子,还有另一个原因。爸爸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曾以印度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住家为例,表示公众人物的住家一旦成为历史古迹并开放给公众参观后,就会被络绎不绝的访客弄得乱七八糟。被誉为独立、民主与现代印度之父的尼赫鲁,也开启了一个“政治王朝”。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都先后当上印度总理,而他的外孙媳索尼娅.·.甘地在丈夫去世后,也在前总理曼莫汉星背后“垂帘听政”,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爸爸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收录的一段访谈中,被问及自己是否希望看到孙子也从政。他的回复是:“不,我对(政治)王朝不感兴趣。新加坡对此也不感兴趣。我们要的是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

新加坡同胞们,让我们一同迈向后李光耀时代,继续善待彼此,体谅彼此,为新加坡人努力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

如果我们在过程中也让新加坡人以外的人类同胞受益,那也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都是活在同个世上的人,都终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若能趁在世时多帮助他人,人生将更充实和有意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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