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適學做九〇後(一):九〇後是怎樣煉成的

phong
2018-05-05 23:11:15

民國八年(西一九一九年),北京的大學生計劃於「五九國恥」紀念日當天上街遊行,挑戰「強權即公理」的油膩國際規則。由於學生情緒過於高漲,運動最終於五月四日提前啟動,是為「五四運動」。北京大學係是次運動的策源地,自認「五四精神」的代言者和繼承者,後來更以五月四日為校慶紀念日。

運動期間,學生聲言「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國族主義(Nationalism)從此在中國土地興起。學生只談「愛國主義」,卻對「個人自由」置之不理,難免被東歐吹來的民粹異端思想利用,引戰狼入室、為匪作倀而不自知,無怪乎幹出了「火燒趙家樓」這等事——動輒要鬥垮鬥臭誰,文革味甚濃。不少心水清的北大教師,一面支持學生抗爭、一面給他們潑冷水,以防全學界乃至全國奉一把聲音、一種思想為尊。就連搞慣革命暴動和暗殺的蔡元培校長,也不願看見所有學生都整齊劃一地投身革命。

胡適身為北大教師,雖為學生辯護,但始終反對學生為了遊行而罷課。他說:「荒唐的中老年人鬧下的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工人罷工是令老闆難堪,學生罷課卻是令自己難堪,自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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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西一九一九年),北京的大學生計劃於「五九國恥」紀念日當天上街遊行,挑戰「強權即公理」的油膩國際規則。由於學生情緒過於高漲,運動最終於五月四日提前啟動,是為「五四運動」。北京大學係是次運動的策源地,自認「五四精神」的代言者和繼承者,後來更以五月四日為校慶紀念日。

運動期間,學生聲言「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國族主義(Nationalism)從此在中國土地興起。學生只談「愛國主義」,卻對「個人自由」置之不理,難免被東歐吹來的民粹異端思想利用,引戰狼入室、為匪作倀而不自知,無怪乎幹出了「火燒趙家樓」這等事——動輒要鬥垮鬥臭誰,文革味甚濃。不少心水清的北大教師,一面支持學生抗爭、一面給他們潑冷水,以防全學界乃至全國奉一把聲音、一種思想為尊。就連搞慣革命暴動和暗殺的蔡元培校長,也不願看見所有學生都整齊劃一地投身革命。

胡適身為北大教師,雖為學生辯護,但始終反對學生為了遊行而罷課。他說:「荒唐的中老年人鬧下的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工人罷工是令老闆難堪,學生罷課卻是令自己難堪,自絕於個人學識和修養。其次,他不相信「拔一毛以利天下」、犧牲個人自由就能爭取國家的自由。他說,要爭國家的自由和人格,必先維護個人的自由和人格。

九十九年過去,個人自由和人格爭得了沒有?只能見仁見智。但身為學人,風簷展書讀,古道一定可以照顏色,不斷學習可以擺脫精神枷鎖,爭得更多精神自由。比方說,假如你是九〇後,想知道該怎麼做才算活出像樣的人生,不妨對照別的九〇後是怎麼活的。哪個九〇後值得成為學習對象呢?九一年生的胡適或許就很合適,只是他早生了一個世紀——一八九一年。

胡適的相關傳記族繁不及備載,而江勇振教授所著的《捨我其誰:胡適》(聯經出版原著名稱用「舍」字,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國文「捨」可作「舍」,唸上聲——阿燒註)是佼佼者。江教授文筆一流,所引史料詳實、分析獨到,從二〇一一年發表第一卷,到今年才出版最後一卷(第四卷),每卷六百頁至九百頁不等。參考文獻多來自《胡適全集》和《胡適日記全集》,其中以《胡適全集》的《四十自述》尤甚,江教授不是全盤引用胡適自傳所述,而是對其不可靠的個人回憶作揚棄之功,指出胡適誤導讀者之處。

第一卷名為《璞玉成璧》,凡八章,記載了胡適從出生至廿六歲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經歷。這段時期的胡適,思想最為反覆,經常隨著個人經歷而否定以前自己說過的話。比如,在留學美國之前,他總是覺得傳統中國有著燦爛的文明,以祖國的發明和國貨為榮,痛斥許多國人崇洋媚外、處處說外國人好,說中國人不好……後來,他回憶時常常以「誇大狂」、「迷夢」和「反動」等詞批評自己。或許他經歷過一番文化衝突(culture shock)之後,才能發現人們不是「崇洋」,而是如香港作家陶傑所講的「崇優」。

他對婚姻的看法更加有趣。他和妻子江冬秀是盲婚啞嫁,向來許多人喜歡拿他們跟同為盲婚啞嫁的魯迅與朱安作比較——有人稱胡適是「暖男」,與江冬秀生下孩子,給足家長面子之餘又沒有傷害到無辜女子;魯迅則是「渣男」,視妻子為母親送的禮物,言明「母親娶媳婦,沒我什麼事」,讓朱安一直守活寡到死。誰知胡適的內心掙扎也很痛苦,他讓自己口中那個「不忍不愛」的人為自己生兒育女,到底算是愛還是懲罰,相信跟杜威學完哲學的胡適完全可以回答。

他到了美國讀書後,卻為中式婚姻風俗制度辯護,這種辯護一方面是出於「為宗國諱」和「中國情結」,一方面則出於潛意識的防衛機制、一種佛洛依德式的合理化。他明知美國提倡自由戀愛,而出國前他也覺得中國風俗是「罪大惡極」,但偏偏在美國辯稱自由戀愛才是反動的,而中式的婚姻是先進的。表面上,他是作「否定之否定」,引經據典使之言之成理,但實際上論述是站不住腳的。

他說早婚有兩個優點:第一、為青少年男女找到他們的終身的伴侶,他們就無須向西方世界的青少年一樣,時時為之困擾著;第二,灌輸年輕人專一、忠貞與貞節的責任。至於父母之命,胡適說它的合理性有四:第一、由於中國人早婚,如果把終身大事交給十三歲大的少女和十五歲大的少年自己去自由選擇,那是會出大亂的。他說:「我們相信父母比較有人生經驗,因此也比較有資格作決定。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所有父母都愛他們的子女,都會為他們著想,因此一定會用最好的判斷來安排子女的終身大事;第二,這種這種制度使年輕人免於求婚的折磨,我想像那一定是非常尷尬的一件事;第三,父母之命維繫了女子的尊嚴、貞節和嫻淑。年輕女子也就不需要在婚姻的市場裡去拋頭露面。她就不需要去面對男性的魯莽。不像西方的女子,必須與之周旋,而且還要從中選一個來作她未來的丈夫。中國女子不需要去討好、賣俏、獵取丈夫;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夫妻並不是自己去組織新家庭,而是兒子把新婦娶進父母的家來同住。妻子並不只是丈夫的終身伴侶,她還是公婆的幫手和娛親者(comforter)。因此,中國家庭必須確定新娶的媳婦不只是丈夫的所愛,她還必須能跟公婆和睦相處。」 《捨我其誰:胡適——璞玉成璧》頁二五七

這樣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是胡適人生中好笑的一面。當你知道他跟江冬秀最後白頭偕老、夫妻和睦,不便再說什麼的時候,就更好笑了。哪個九〇後沒有點身不由己呢?相守一輩子不容易,這點言行不一,各位難道不給點同情跟容忍?

提到胡適,不得不提他一手推動的新文學運動。江教授稱之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而且最不朽的貢獻」。新文學運動最核心的表現是以白話文寫作,我手寫我口——以今觀之,可以稱得上「顛覆」,但語言學上未必是一種進步,今日中國所謂「現代漢語」更等而下之。「文字」是視覺範疇的事物,它是嚴謹的、簡潔的、有邏輯的,中國文言的特點在其精煉短句,費最少的力氣去獲取最多的信息;而「語言」是聽覺範疇的事物,它是零碎的、跳脫的、「長氣」的——此所以今日語音輸入遲遲不可取代鍵盤輸入,幾乎無人會用語音輸入法去寫文章。竊以為,文言管文字、白話管語言,兩個系統並行,河水不犯井水,本來就是最好的安排。不過,新文學運動的最大意義不是文學上的顛覆,而是藉此作意識形態上的、社會價值上的顛覆,於是觀之亦無可厚非。當代九〇後敢不敢顛覆文字,不寫「大力弘揚」、「強烈譴責」、「進行……的活動」、「實施……的行為」等異化的中文呢?胡適這點革命精神,恐怕是九〇後值得學習的地方。

如果作為胡適所自詡的胡適體「『新詩』成立的紀元」的《關不住了》的這一首詩,其實其押韻、音節、象徵手法在英詩的體例裡都是很傳統的。這就印證了傅雲博的論點。他說胡適所受的影響不是許多學者所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而想像的現代詩,而其實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英詩及其遺風。《關不住了》是胡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翻譯的。當時胡適已經回到中國一年零五個月了。如果連作為胡適體新詩成立的紀元的詩都脫不了傳統西方詩詞的窠臼,更遑論還在留學階段、甚至是「逼上梁山」前夕的胡適了。 事實上,二十世紀新詩在西方的潮流為何?胡適說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一八年寫的《論短篇小說》裡說:「最近世界的文學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表現在戲劇上的詩「獨幕劇」、在小說上的是「短篇小說」、在詩歌上,則是「抒情短詩」(Lyrical Poetry)。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那麼鐘情於像綈絲黛兒那樣的抒情詩人的原因。 《捨我其誰:胡適——璞玉成璧》頁六五四

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的胡適才廿六歲,返國後的胡適多次在公開演講時,躊躇滿志地說:「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胡適將自己從「穈先生」煉成思想界和青年的精神領袖的革命,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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