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朝的崩溃(第一章)》有感

CMpunk
2018-05-05 看过

因学业繁重,故独选一章详述。 《天朝的崩溃》的首章突破了传统历史性书籍的固定模式,以一个人作为全书的切入口,让读者切身的感受到当一种思想潜移默化的植入一国人民的普世价值观之后时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变革。更是结合史料的记载并以茅海建独立第三者似的思维模式,茅海建并不是为了为某个历史人物洗白而如此大兴旗鼓的分析,而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当时的舆论风向和政治裁决之起因,再把这一段尘封百年不为人公论的历史连根拔起,把一种种社会习惯背后隐藏的劣根性以理性的方式梳理出层次脉络。 如果说有谁可以体现出道光年间所外露的从上至下配合默契的封建王权思想,这个人就是茅海建为读者精心挑选的琦善。我们并不能借用琦善的眼看清现如今以我们的当代价值体系去衡量的晚清,但却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俯瞰围绕琦善周遭所起之事前前后后的影响。茅海建并没有把琦善的动机完全的绝对化,而是坚持用历史记载去揣摩推测人物关系、事件性质和驱动思想,充分的保持了客观性。琦善作为一个清朝的卖国贼到了茅海建的笔下却成了道光皇帝政治主张正确性与否的挡箭牌与一个封建王朝的牺牲品,政府为琦善一一定制的四项重罪经过茅海建的一一陈列也都与史料记载自相矛盾自行溃败,那如果琦善本不该是卖国贼,那他是被什么渲染加工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呢?这样渲染加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保护高层利益还是根本就是一种遍布大陆的愚昧暴行呢?茅海建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脑洞真大,他看到的不止对与错还有背后清王朝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会把茅海建的推理诠释中最出彩的部分按照文章顺序列举。 茅海建首先分析的是琦善究竟有没有叛国的动机,并从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和实现理想的角度来评估琦善的嫌疑,自身缺陷的角度即贪财谋利求官图荣,还有一种就是通常说的不得志。然而身为皇亲国戚家财万贯的琦善又为何要贪恋财物,坊间关于琦善贿和的说法不过是被视为官场的常态,由此得来的推论只是多数人的做派,却非要把这样空穴来风的帽子扣在琦善头上,在茅海建看来暂且不说有没有可能,拿不出证据的质控却能把人定罪才是关键。对于后一种猜测,茅海建根据了当时清王朝所体现的天朝之姿态把琦善假设成其中的一份子,再根据琦善与洋人书信往来中的傲慢自大证实了关于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从出生开始便接受封建教育的琦善怎么可能崇尚"化外蛮夷" "区区岛夷"呢?茅海建写到: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一句话简明扼要的直言琦善几乎没有卖国的动机,在这一部分,最让我佩服的是茅海建对于史料精准的选择和大胆的想象力,也对人性中的选择问题有高度的进行了评价,而且让历史赤裸裸的告诉我们时势下的民族蒙昧之态。 如果一个罪人没有犯罪的动机,那么是什么把他定了罪呢?茅海建很精确的把握住了辩证的顺序,将琦善四大罪名的属实与否一一道来。第一项罪名乃主张驰禁破坏禁烟,可在禁烟活动中,琦善查获的烟卷数量全国第二比林则徐还要多,为什么一个主张驰禁的人会这么疯狂的打击鸦片?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攻自破。在论证过程中,茅海建不仅结合了史料且从金融学的角度论证了驰禁并不能给官员带来经济利益反而是一种冲击,更为贴切的打击了荒谬的质控。第二项罪名乃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发现琦善在争议事件中有关林则徐的说辞实在是遵旨办事,后多处引用了"林则徐日记"中的选段,林则徐与琦善多次长谈到傍晚,茅海建又结合了林则徐与琦善交恶的事件,琦善所上奏折只是一个农务问题最多只能算政见不同,如果说两人不是一路人可以理解,如果说两人之间有可以自相残杀的血海深仇实在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茅海建在感情这样难以查证的事物面前却依然可以把参杂其中的琐事用以论证,虽不明了却反证出琦善没有害林则徐的明显理由。茅海建只用了几行历史记载便轻易否定了第三项罪名:拒不增援,不事战守。在如此明晰的证据下也可以定罪难以想象当时的执政群体是有如何的草率,草率的背后是怎样一个思想与主张。第四项罪名:割让香港,这是四项罪名里最大的一项,茅海建根据文字中的疏漏找出了英国人割据香港的原因,不是被私许,而是把寄居当成了私许,且根据琦善在书信中的语气只有妥协而无顺承,从时间跨度也符合茅海建这一的推论。在四个辨析中,茅海建始终见微知著,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从微观角度看来琦善无罪,但从宏观角度讲琦善罪在以妥协替代战争。茅海建做了这样一个演示,琦善的"妥协"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升高到了"卖国"的高度,于是一个被巨大化的避战态度变成了罪。但根据史书记载,被缩小到"妥协"的"卖国"实乃道光皇帝的基本决策,那么道光皇帝的"妥协"为什么放不大反而一个小人物的"妥协"就可以呢?这样的放大之动机究竟从何而起? 一开始就说到茅海建写琦善目的不在辩诬本身而在于思考以下三个问题:1.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2.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3.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在茅海建看来,琦善在对数著作里都充当着奸臣的角色,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有奸臣则国运败落,无奸臣则国运昌隆,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只和臣子的忠奸有关和国君是否贤能无关,更准确的说,国君的贤能就是国君的优秀品质,国君的昏庸就只能是奸臣误导不可能来源于国君本身。在皇权至上的国家,只能有一种说法。当这样的说法传了一代又一代即使明白人也是真的糊涂了,把成功归结于圣裁,把失败归结于奸臣,所以奸臣是必须存在的,作为民愤家仇的宣泄口也是皇上的挡箭牌。茅海建用奸臣理论解释了以上的所有问题,如果对黑白的定义就是混淆的,这个世界又怎么会非黑即白呢?在茅海建看来,奸臣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替罪羊,如果照这样看来,奸臣的对立面就是忠臣,在这样的奸臣理论迫使所有人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主张抵抗的"忠臣"上,即只要重用他们中国就会胜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十分明确的。从更深的更直接的层面讲,奸臣理论认为中国的体质是没有问题的,只需坚持用忠臣而摒奸臣,中国就可以取得胜利,还有一种解释是,奸臣承担了中国封建体质本该承担的罪责,保全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尊严,保全了道光皇帝,保全了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茅海建不仅说出了天朝崩溃的原因,而且说出了中国人本身所存在的思想弊端,这样的错误不该归结于某几个人,而是应该追根溯源到中华文化的本身,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茅海建用琦善的故事告诉所有的现在的未来的中国人,中国必须现代化,必须顺和世界之潮流。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提供错误,引发思考,"以史为鉴"才可以使一个兴奋的民族陷入沉思,对自己的批判就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坚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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