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 江城 9.0分

江城之撼,江城之愧

DearFei
2018-05-05 10:38:11

【札记】

真的,在阅读这本书的百味杂陈中,有一种情绪居然是隐隐绰绰的虚惊,那种失而复得的忧惧与庆幸之感。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本书和这位作家的存在,也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的评价,就这样匆匆翻开这本书,如果当时刹那间没有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停留,我将错失一本多么令人撼动的书和作家。

《江城》是一本好书,好在作者的表达、视角的尖锐、译者的翻译。在涪陵这个古旧的小城里,何伟体味着它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份体味之下,触动我最深最深的,便是彼得海勒斯,不,是何伟本人的悲悯与良善。

在撼动之余,惭愧便席卷而来。身处此方,至少我从未如此细致地审视自己的故土,更没有如此郑重地反观自己的生活。显然,我们有着比何伟更有利的角度,更便捷的方式,更扩大的信息量,然而我们早已丢失了心灵的敏锐与明亮。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和江城人一样,埋头于眼前的生活。这种现实主义,尖锐而厚实,如同这座城市上空的雾霾,使得我们不曾有闲暇、有气魄、有胸襟去登足高山,看看我们终日生活的街角。

不谈好,不谈坏,只是看看,只是诚实地看看而已。可我,似乎并不曾这样,坦诚而敏锐地,观察过,倾听过,感受过。

【书摘】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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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

真的,在阅读这本书的百味杂陈中,有一种情绪居然是隐隐绰绰的虚惊,那种失而复得的忧惧与庆幸之感。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本书和这位作家的存在,也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的评价,就这样匆匆翻开这本书,如果当时刹那间没有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停留,我将错失一本多么令人撼动的书和作家。

《江城》是一本好书,好在作者的表达、视角的尖锐、译者的翻译。在涪陵这个古旧的小城里,何伟体味着它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份体味之下,触动我最深最深的,便是彼得海勒斯,不,是何伟本人的悲悯与良善。

在撼动之余,惭愧便席卷而来。身处此方,至少我从未如此细致地审视自己的故土,更没有如此郑重地反观自己的生活。显然,我们有着比何伟更有利的角度,更便捷的方式,更扩大的信息量,然而我们早已丢失了心灵的敏锐与明亮。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和江城人一样,埋头于眼前的生活。这种现实主义,尖锐而厚实,如同这座城市上空的雾霾,使得我们不曾有闲暇、有气魄、有胸襟去登足高山,看看我们终日生活的街角。

不谈好,不谈坏,只是看看,只是诚实地看看而已。可我,似乎并不曾这样,坦诚而敏锐地,观察过,倾听过,感受过。

【书摘】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本书各章描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小品文则集中反映了当地的景观、历史以及那里的人们。这些小品文是我在涪陵期间写就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了解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样的城市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期间的部分生活内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的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我的期望是捕捉住那时那地的精彩瞬间。我对那个地方——深邃的长江、精耕细作的绿色山峦——十分了解,但却很难勾勒出那一时刻。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的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但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总是满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最终成为了我的写作主题。这与其说是对源流或归宿的探究,不如说是对我在大江中流所度过的两年光阴的记录和写照。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边的梯田。

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由于受山城和活计的影响,他们的身材都很矮壮。夏季,他们光着上身出门揽活。你可以看见,竹棒把他们肩上的肌肤磨得像一层牛皮。天气炎热的日子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们身上也会冒着热气。卷起的裤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绑了一个棒球。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由于受山城和活计的影响,他们的身材都很矮壮。夏季,他们光着上身出门揽活。你可以看见,竹棒把他们肩上的肌肤磨得像一层牛皮。天气炎热的日子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们身上也会冒着热气。卷起的裤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绑了一个棒球。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在涪陵,逛了一上午的商店而没有抬头看一眼那些建筑,不但可能,而且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 这里的很多建筑不值一看。沿乌江岸边仍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清晨。一个凉爽的早晨,城市笼罩着一层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师专具有双重作用。它培训教师,但跟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师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本红色的学生证。

就是不要质疑官方出版的教材。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开始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学生对着那一首支离破碎的十四行诗琢磨起来,而我则对着乌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货船凝视出神。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

照片那样,他们还想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

不过,我同时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导致这种政治化倾向的原因。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这里,我们阅读着诗歌,我们感受着愉悦。

直到那一天,索迪站在全班学生的面前表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学生们对他充满了尊敬。他的口语依然糟糕透顶——他结结巴巴地念着那段独白,有几句甚至听不太清。但没有关系,因为突然之间,他的才华尽显。他仿佛伸手把自己的天赋抓到了掌心,反复地把玩着,一边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天赋,一边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他的语速很慢,有些装腔作势。他在教室里踱着步子。他的动作中间夹杂着川剧的痕迹——他的臂弯里搭着一件斗篷,他绕着横放在地上的一条凳子来回踱步,直至这件简单的道具变成了他的王宫。不过,他的嗓音几近完美——他控制着自己的步子和腔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索迪明白该怎样应用发声和静默,在用吼叫声表达出沮丧的心情后,他让自己的话语在这间他每周都要清扫的教室里久久地回荡。他不安地踱着步子,他蹲在凳子上,他用双手抱着脑袋,他咆哮着,他踢着那张凳子,突然之间一言不发——接着,他打破沉默,静静地念道: 这样子,良心让我们变成了懦夫, 于是,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情 但我们的思想阻碍着我们 从而失去了行动的名分——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就是老大。我头脑里的疑虑一扫而光,荡然无存。学生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末了,他们拼命地鼓掌。那一年,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见索迪,看见他方方的下巴,看见他傲然的眼神,以及他那农民一样黝黑的肤色时,我就看到了丹麦王子。在四川的乡下,那活脱脱就是哈姆雷特该有的模样。

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乐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视之下,它又在这里注入了岷江。岷江

人们认为这样的重复合理合法,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迹象——一如这片土地,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乐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视之下,它又在这里注入了岷江。岷江往西南方向流到宜宾,又注入了长江。从这里开始,这条河流往西往北蜿蜒流淌近三百英里之后,再从插旗山碧绿的山坡跟前流淌而过。今天,它那浑圆的山顶上再也没有旗帜了。这座拥有两个名字的大山从河岸上拔地而起,它那巨大的山体不禁让人回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一千多年前写下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

对我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约一个月之后,涪陵城内的种种不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完全不能阻止我进城的脚步了。尽管城里到处都充满着噪音,污染十分严重,却仍令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寻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那里隐藏着的每一个秘密。但是,语言是个大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对这座城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普通话是出了名的难学——有些专家认

语言学习变得一团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满心想着要学习汉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汉语”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碰巧遇到的说话对象,还会因为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差异巨大。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常会说普通话。我们那些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大大的宣传标语:“请讲普通话!”但是,绝大部分涪陵人的教育程度并不算高,他们只会使用本地方言。这让我对进城这件事情感到沮丧不已,因为我要和他们进行哪怕最简单的对话都很困难。这也让我想要学习汉语的目标变得完全无法实现,我根本不敢想象,我要在两年时间里同时学习普通话和四川话。实际上,我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这会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应付涪陵人所说的方言。但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我似乎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每进一趟城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的失败。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我开始慢慢讨厌“不对”:它的读音简直就是对我的嘲讽,听起来非常刺耳。“不”是一个升调;“对”则是决然地跌落,凑在一起,就像我开始时信心十足,紧接着全然崩溃。更让我心烦的是,我知道廖老师不过是说了实话:实际上,我用这种语言说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对”。我是个大人,大人就应该听得进必要的批评。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自尊得到满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赞扬。

早上,我会跑步登上插旗山的山顶,费劲地爬过那些台阶,俯视长江,内心豪情万丈。我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很满意——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不复杂;爬到最后,我还能俯视这座城市,发现自己究竟爬了多高。这跟学习汉语有所不同,后者没有明确的终点,给我的沮丧多于满足。 跑步是有技巧的。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长的技能。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饺子店的老板会做饺子,擦鞋的妇女会擦鞋子,棒棒军会用自己硬如牛皮的双肩搬运货物。我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那么清楚——我是个老师,这样的工作称心如意,职责明确,可一旦我离开了校园,这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里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败的我,以及我无法避免的词不达意,和与人交谈时的笨嘴拙舌。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一连几天,我甚至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拥有一项简单的技能,并且反复操练,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通常,我在校园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过一个个破旧的道教神龛,跑过窄窄的稻田埂,顺着石头阶梯到达山顶。我喜欢从俯瞰两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过,我喜欢看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地劳动。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收割水稻,再把金黄的稻穗脱粒。我看着他们种下冬小麦,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通过双眼了解了农耕模式,通过双脚认知了山脉的轮廓。 农民们看见我在小山上跑步,总觉得非常奇怪。从他们身边跑过时,他们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从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一群人,再说,他们有比对着外国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通常,我在校园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过一个个破旧的道教神龛,跑过窄窄的稻田埂,顺着石头阶梯到达山顶。我喜欢从俯瞰两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过,我喜欢看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地劳动。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收割水稻,再把金黄的稻穗脱粒。我看着他们种下冬小麦,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通过双眼了解了农耕模式,通过双脚认知了山脉的轮廓。 农民们看见我在小山上跑步,总觉得非常奇怪。从他们身边跑过时,他们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从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一群人,再说,他们有比对着外国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他们天然地有一种对体力活动的敬重,即便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何在。

乡下的空气非常糟糕,因为长江上的风会把乌江对岸城里面的污染物吹到这边来。因此,我知道跑步对我的健康弊大于利。不过,跑步让我心绪平静,因为沿途的田野宁静安逸,而跑步这项活动总给我熟悉的感觉。那种长久以来熟知的感觉——胸口发紧,双腿打沉——将我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串连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和涪陵。在山峦间奔跑的时候,我的思绪如行云流水一般穿越时光隧道,驰骋在这些地方。我记起了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奔跑的情形,我想起了野猪山上油菜花盛放的金色,以及丽溪河那古老的廊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即便是四川这些满布陌生的古墓和梯田的山峦,也逐渐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但是,我对通往插旗山道路两旁的那些标语还是感到陌生。即便是一点点熟悉起来,它们也在不断地提醒我,摆在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那个学期,汉字开始变得鲜活起来,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视线,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形象。汉语口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生下根来,很快我就能够跟常去吃饭的餐馆老板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至于我们的辅导老师,也发生着缓慢地变化,他们终于从纠正声调的机器变成真实鲜活的人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

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马克·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或者用四川话读出来就是霍伟(Ho Wei)。这个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取下的,在中国这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间的“伟”是“伟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国人取名叫做“约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么地方,总会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当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一家人。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何伟的人,他在体育系教书。 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些国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这都会跟你原来的身份存在着明白无误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这个叫做霍伟的人跟我的美国身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这中间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我认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是我在中国生活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认识到,哪怕再糟糕,霍伟也能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我一直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到头来,这犹如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至于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无可预见性呢,虽然有些冒险,但也自有它的乐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霍伟走他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贪婪: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极其豪爽真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多以钱为参照点:涨工资啦、分新房啦、新买传呼机啦。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讲这部手机,随后才仿佛顺便说一声似的告诉我,他还订了婚。

要讲清“小姐”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可能,因为它的词义延展太宽。安妮是小姐,在茶馆里对我展开追求的李佳丽也是小姐。“小姐”这个词的词义含混模糊,但又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为在涪陵这个地方,对于年轻女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们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轻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而我对涪陵的年轻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和概念。她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结了婚,婚后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可能比美国更甚。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

“小姐”这个词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英语中。“小姐”这个词对应的是“年轻女子”,但在涪陵它还包含了我对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横挡在我们和她们之间的那一道屏障。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使用过这个词语,部分原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女性来说,集体思维似乎尤其麻烦,因为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严格和不确定性这两者的奇怪结合体。跟男性相比,一直以来她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狭窄得多,而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却又极度地模糊不清。总体而言,这样的变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来得过于迅猛,对于身处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变革所带来的自由很容易显得势不可挡。

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

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

午夜的鞭炮声宣示了新年的到来。我早早就离开了黄凯的家,因为我觉得有点儿累了。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一阵阵低沉而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宛如滚过群山的一阵惊雷。鞭炮声越来越响亮,在河谷里不断地回响着,于是我来到后阳台上一看究竟。 夜色中的乌江看上去十分沉郁。城区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随着午夜临近,鞭炮声逐渐密集了起来,只看见街道和梯道上光电摇曳。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插旗山上响起了爆鸣声,长江对岸那遥远的白山坪上也出现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乌江的江面上来回地震荡着。随着曳光闪起、爆鸣声响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断地咔嚓作响。旧岁已逝,鬼怪逃离。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乌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斓,不断地摇曳流淌着。午夜终于过去,鞭炮声逐渐减弱。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静静淌过的乌江水。

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

他们的作文,既让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无言的奋斗历程,正是这样的奋斗使学生们成就了今天。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也许还会如此。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也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也许会成为大学生,生活得比她妈妈更好一点。我想象着,她会在自己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摄像机事件好像已经飘远了。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锅馆,我对人们的语言、来往的人群、席间的两个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满意足。在我家乡的星期五晚上,邀约朋友外出,相互打闹一番,跟这完全没有两样。亚当和我对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觉舒适自在,或者说霍伟和梅致远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是如此习气相投,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从第一学期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还会为了避免麻烦翻倍而决定尽量不一起进城。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亚当和王冬梅在高谈阔论着。 “你没结婚!”亚当说。 “不,我结了,”她笑着说道,“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们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一种模样,

作为一个作家,他手里的笔头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战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页,我这样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

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曾经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这些都没有写进《江城》——永远停滞的正是这本书。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身为外国人,我在1996年至19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令我心怀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记录了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2005年10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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