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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

Aislinn
2018-05-04 看过

这本书讲的是“意义治疗法”,可以说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后又一新起的重要的学派理论。如作者所说,和弗洛依德的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

“因此我所提出的"求意义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与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学派(Freudian Psychoanalysls)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及与阿德勒心理学派(Adlerian psychofogy)所强调的"求权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大不相同。”

书分为两章,第一章为集中营的生活,第二章更为专业,是着重分析“意义治疗法“。

书中作者弗兰克他的专业是精神分析,这使他被突然抓入纳粹集中营,过着非人的生活时仍可以保持清醒,以他专业的角度观察集中营的现象,如戈登.欧伯所说,

"本书处处流露着坦率和真诚,因为都是刻骨铭心的实录,容不下丝毫欺瞒。以弗兰克博士目前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中的地位,加上意义治疗诊所在世界各地声誉日隆,且都仿效他的维也纳综合医院精神科的情形来看,他所说的一切,自然深具威信。"

在集中营一开始,四天仅靠一片五盎斯重的面包果腹。每张床宽约六尺半到八尺,却挤了九条大汉,而且九个人分盖两条毯子。每人只能侧卧且彼此紧挨着身子。这样倒有个好处,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后来终于每人一天一片面包,于是怎么分配,如何更能让自己感觉不那么饿会是他们一天中重中之重的问题。他们穿着不合适的“鞋”和单薄的衣服在雪地中劳作,还有好心人告诫:“如果你们想活命,唯一的办法便是:摆出还能胜任工作的样子。”否则会被扔去煤气间。

除了身体的摧残,对他们来说更恐怖是心理的折磨,无时无之无日无之的死亡威胁,以及目睹他人惨死的惊惧,还有对尊严的践踏。

在集中营期间,他发现很多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并引起了他的思考。

比如,"缓刑错觉";

比如,“我们无法刷牙,维生素又严重缺乏,奇的是,每个人的牙龈反而远比以前健康。同一件衬衫,我们得穿上半年,直到毫无衬衫样为止。由于水管冻结,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洗澡(即连局部冲洗也不行),然而手上擦伤发炎之处,却不因为工作得满手污垢而化脓(当然,冻疮则又另当别论)。还有像浅眠易醒者,以前只要隔壁稍有轻响,立刻会惊醒过来,如今身边紧挨着一个鼾声如雷的家伙,却睡得香甜万分,丝毫不受干扰。”“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

比如,俘虏后来的不近人情的冷漠,包括他自己。”众俘虏一个个挨近犹温的尸体,有的抢到一盘吃剩的马铃薯泥,有的发现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来个调换。另一个抢到了死者的外衣,还有一个更因为也抓到了一点东西--一根真正的绳子--而高兴万分。""每个俘虏就靠这种迟钝和麻木,很快把自己裹进一层极为需要的保护膜里头。 "

比如,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兼作词家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初梦到自己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可以获释,一直深信,然而,日子越来越近,传抵营区的战讯却全不像是即将获释的样子,到三月二十九日,他突然病倒,全身发高烧,三月三十日,他失去知觉,三月三十一,从一切外在迹象看来,他死于斑疹伤寒。他梦中那个声音真的没错。再者,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到一九四五年元旦,一星期当中,营里的死亡率大为增加,这种现象并非肇因于工作环境较恶劣、伙食配给递减或气候变化甚或新的传染病;而是因为大多数的俘虏都抱着一个天真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在圣诞节以前重归故里。当佳节渐渐逼近,佳音依旧杳然,许多俘虏逐渐都失去了勇气,因而万念俱灰,大大削弱了身体的抵抗力,结果便一个个相继死去。

……

还有关于爱的理解,关于宗教等等,具体见书。

对于生命,很多人都会进行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作者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而这个答案让我如醒醐灌顶

"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2016-01-22

但我最爱的是《抉择与自由》那一篇,摘自第一章后部分。他给出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并非真的“不由己”的结论。


抉择与自由

(来源:《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3月八版 )

作者简介:弗兰克

创作“意义治疗法”闻名于世的弗兰克(Viktor E. Frankl)是一位精神官能学及精神分析学教授,对心理学界的影响及贡献至深且钜。纳粹当政期间,当被囚于集中营内,忍受种种非人待遇而终获生还,因而对存在的痛苦、挫折,及现代有特有的焦虑与空虚感,其见解深锐而透彻,为心理学注入前辈诸大师的疏忽的人道精神,开创了心理学的新里程。

正文
  我以这种心理学的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试着解析集中营俘虏的典型特征,很可能使读者错以为人乃是完全且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以集中营俘虏为例,所谓环境,即是指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该结构迫使俘虏迁就某一固定模式。)然而人的自由呢?在面对任何既定环境时,人的行为反应当中,难道毫无精神自由可言?有个理论说,人不过是许多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条件与环境的因素支配下的产物;这种说法,难道是真的吗?人真只是这些因素凑合下偶然的产儿吗?更重要的是,以俘虏在集中营那种社会里的反应和表现,能够证实人逃不开环境的影响吗?人在面临这种处境时,难道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根据原则,也可以从经验方面来作答复。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质)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容或寥若晨星,却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从这个角度看来,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的单纯反应要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情境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杜斯妥也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在我结识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的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得成就的机会。
  且以病人——尤其是罹患绝症者——的命运为例。有次,我读到一封由某个半身不遂的年轻人写给他朋友的信。信上说,他才刚获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使动手术也终归徒劳。他又说,他看过一部影片,里头有个人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如今——他写道——命运也给了他一个类似的机会。
  这部影片,名叫《复活》,是由托尔斯泰名著改编的。几年前观赏过的人,想必也有过同样的念头。影片中所见,都是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物。至于我们这些观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命运,也没有机会去成就这种伟大。电影散场之后,我们走入附近一家咖啡屋里;一杯咖啡一份三明治落肚后,那些曾一度掠过脑际的形而上思维很快就被我们忘到九霄云外。然而,当我们亲身遭遇一个伟大的命运,当我们必须以同样伟大的精神下决心和它周旋到底;无奈,我们早已经忘怀多年前的青春决断,只好颓然退下,树旗投降。
  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度看到同一部或类似的影片。然而在此之前,可能早有其它影像掠过我们的心眼,为我们展现出多少生命斗士其远超乎区区一部电影所能展现的丰富成就。我们可能想起某个独特的人,想起他伟大的内在所曾散发出来的点点滴滴,正如我时常想起集中营一名女郎的事迹一样(我亲眼看到她死去)。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得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如一首诗。
  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主于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惟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树的一根丫,枝丫上绽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太确定她话中的含义。她神智不清了吗?她偶然会有幻觉吗?我急忙问她那棵树有没有答腔。“有的。”“答些什么呢?”“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分缕析的精神物理学因素所促成,毋宁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已知:惟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精神防线”,会是,或应该是什么?
  曾在营中待过的人,每谈及当时的经验,都一致宣称最令人颓丧的困扰,就在于无从知道那种非人生活将何时了结。获释的日子,遥不可期(在我的营里,连口头上谈论此事,都毫无意义);每个人的监禁期,不仅不能确定,更是毫无期限。有位专门作研究的知名心理学家福就曾指出:集中营的生话,可称为一种“暂时的生存”;我们倒可以进一步把它称作“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
  初到一个新营的俘虏,对该营的情况通常一无所知。由别的营辗转回来的人,却又不得不守口如瓶。有些营则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可是,只要一进营门,所有的俘虏心理上都会来个剧变:不明确之感告终,终局之不明确继之而来。任何人休想预测营中岁月将何时了结,或究竟有无了结之望,因为根本不可能预知。
  拉丁字finis,有双重含义:一是终结或结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变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如身体)中暴露出来。举例来说,失业的工人就有类似的处境。他处于暂时性的存在中,就某方面看来,他实在无法替未来作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迈进。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之“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变形”,肇因于失业。集中营俘虏也有这种奇特的时间体验,并且也深为苦。在集中营,一小段的时间——譬如一天当中由于每一分、每一刻都充满了痛苦和疲惫,感觉上仿佛遥无止期。较长的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则似乎过得很快。当我说营中一日,长于营中一周,许多难友都表示有同感。这种时间体验,多么怪异啊!我不由得想起汤玛斯曼的名著《奇峰》(The Magic Mountain,书中包含极犀利的心理学观点)。在《奇峰》一书里,一群疗养院的肺结核患者也有类似的心理状况。他们同样不确知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汤玛斯曼即针对此点,研究其精神的演变过程。
  有名俘虏曾告诉我,他抵达车站后,随着长长的队伍步行到集中营,当时只觉得好像是走在自己的出殡行列里似的。他的生命仿佛早已死去,有如过眼云烟,毫无未来可言。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更因为其它两个原因而更加强烈:在时间上,营中岁月漫无期限,最令人刻骨铭心;在空间上,居住范围过于狭窄,又令人透不过气。铁丝网外的一切,不仅遥不可及,更显得疑幻疑真。营外的人事物及一切的正常生活在俘虏眼中简直恍如隔世。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在本书前面,我们曾提到营中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可是,除去现状中的真实特点,很可能伏下一个危机。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而且可堪动用的机会。把目前“暂时存在”(provisional existence)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以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集中营的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耽溺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个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即是借着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败涂地来表现这种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照这句话改变一下,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内大多数的俘虏,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运早已消逝。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经验,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俘虏所表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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