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位,谋其政

天空
2018-05-04 15:13:30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论支干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温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那为什么黄仁宇先生还要写《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呢?这得要从黄仁宇先生的一生经历说起,《万历十五年》后面的“大”历史观篇有提及到。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在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律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属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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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论支干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温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那为什么黄仁宇先生还要写《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呢?这得要从黄仁宇先生的一生经历说起,《万历十五年》后面的“大”历史观篇有提及到。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在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律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属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厅洗碗碟,在堆栈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向。

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所以可以看出,历尽人生百态、遭受人生苦难的黄仁宇先生想通过写这本书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历史的规律。

1587年,平淡无奇的一年暗喻着汉人掌权的大明帝国即将灭亡,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的一生,种种努力却无法扭转大明帝国的衰败。

《万历十五年》共分为7章,通过每一章节来描写史中人物的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呈现出可视化的、饱满的人物形象,从政治、经济、律法、军事和文化全方位来解读当时的大明王朝。

一、万历皇帝

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成立以来,传位16帝,于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灭亡,共有276年的寿命。而万历皇帝则是倒数第四任皇帝,于1572年,9岁的时候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8年。《万历十五年》则认为明朝的灭亡不是从明思宗朱由检开始的,而是从明神宗朱翊钧开始的。

万历皇帝也算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这一制度,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明成祖朱棣又建立起顾问制度,设置内阁和宦官相互牵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内阁为皇帝出谋划策,宦官则传达皇帝旨意,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这一套政治机制已经运转得炉火纯青了。

在万历年代,高拱的一句“十岁孩儿,安能治国”传到了万历耳中,便从内阁首辅贬为平民,安享晚年于老家,不能恣意出入。内阁时代便迎来了张居正时代,在张居正的聂政下,万历皇帝从9岁到18岁这期间,谨受张居正的教导,慈孝母子二人离不开首辅张居正,所以,当张居正一再提出要归政于万历的时候,慈孝母子一再推脱。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与世长辞,原本须辞职回乡安葬父亲大人,并守孝三年的丁忧,但是慈孝母子离不开张居正,所以,上演了三次万历夺情,将张居正挽留于宫中。

1578年,万历在张居正的主持下,迎娶了王皇后,与宫女春宵一夜后,立为恭妃,并诞下一子:朱常洛,这个令万历在后期三十多年都没有上早朝、登基后只做了一个月皇帝的嫡长子。这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到了万历前所有未有的信任。

1582年,张居正因病死去,而万历已经登基10年,年满20岁,血气方刚的皇帝准备要亲政,亲政首先要树立威信,而此时反张派人士开始倒张运动,最终年轻的万历皇帝还是听从了文官集团,废除去授予给张居正太师的称号,抄了张居正的家,迫死了张居正的儿子。

后来,万历在后宫中终于遇到一个把他当人来看的郑妃,后来赐封为皇贵妃,并生下一子——朱常洵,这个万历深爱的女人,这个万历深爱的孩子。

1590年,因在立储的问题上与文官集团发生了分歧,当时申时行内阁以辞任胁之,最后,万历不得不遵循着历朝历代的一贯原则——嫡长子继承制,立长不立幼。文官集团再一次胜利了,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深厌恶之。

可是,任何的反抗最终引来更强烈的反抗,万历一人之力无法对抗整个文官集团,最终,发现采取消极怠慢的无为而治是最好的抗议方式,于是一腔热血的万历心灰意冷,开始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时代,三十年间不再上早朝,仅踏出过紫禁城3次,都是去看自己死后的陵墓,三副棺材,有一个是自己心爱的皇贵妃郑氏的。

身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万历的皇权可以说是被限制住的,身不由己,他是孤独的一个。在立储之前,万历还是一个要励精图治的皇帝。在倒张运动后,他也看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势力,原来他们倒张运动不是为皇帝自己,而是为了文官集团他们自己,他们都是自私的。而在立储之后,无力对抗文官集团,最终也只能是选择无为而治。

二、首辅张居正

内心还是挺佩服和赞赏内阁首辅张居正,大致地了解张居正的一生的事迹。

其中有一个段子,有一些人先是神一下子,后面就不神了;有一些人是先不神,但到了后面就开始神了;有一些人是只是在中间神一下下;还有一些人很厉害,从一开始就神了,一直持续到死后,而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

至于他如何从小一直神到死后,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一下关于张居正的书来看,无论是从小考试,还是仕途人事关系处理,还是用人改革,都显得张居正是一个很有魄力的政治家。有人评价张居正,大政治家王安石之后,便是张居正了。

从万历时代早期十年,张居正聂政,针对了政治中的暴露出来的问题、经济税收出现的问题、军事上遇到的外部侵略问题,张居正都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施行了考成法、一条鞭法、重用戚继光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最终使得国库收入大幅增加,官场不良风气得到肃清,进入万历中兴的时代。

正是由于张居正激进的改革措施损害了一部分的人的利益,虽然生前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被史无前例地赐封为太师。在死后,一派反张的文官集团死灰复燃,最后张居正和其家族都落得不好下场。而倒张运动结束后,之前张居正所做的改革的努力也纷纷付之东流,改革的措施被推翻,恢复至原来的样子,而张居正选拔的人才也受到挤压,比如戚继光。

张居正不知道自己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革会遭受到报复么?他当然知道,当万历年满十八岁的时候,张居正就准备归政,让万历亲自整顿政治,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改革措施,由皇帝来推行,皇土之下,谁敢不服。但是万历不争气,一直依赖着张居正,数次归政无果后。无奈的张居正,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继而推行自己的改革大计,一条鞭法。

可恨的,张居正因病去世,后续改革便停止了,甚至是倒退。可以说,张居正真正地践行了在其位,谋其政。

三、首辅申时行

张居正死后,内阁中申时行开始上位。

申时行采取的方式是阴阳结合,充当万历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润滑剂,见证了前任首辅张居正的悲惨结局,申时行将自己的标准降低为“不肖者尤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已经实属不易了,需要一番奋斗,如果将目标设置得更高,那就是不现实了。

这里,申时行很明确了每个人都是阴阳的结合,“阴”是指人们不能告知的私欲,“阳”则是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也就说一个人会有两种欲望,一个是私欲,一个是公理,人们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来谈论公理,并号称为公理而奋斗终生,但是在实际践行过程中,为了一己私欲而做出损害公理的的事情。

所以,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单纯地听他高谈阔论的理想,而是看在实际行动中,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

申时行,当个首辅也甚是无奈,一方面文官集团把所有的舆论压力先给内阁首辅,然后通过内阁首辅来施压给万历皇帝,而万历皇帝却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申时行周旋于文官集团和万历皇帝之间,充当着众人之间的和事佬。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这个是申时行在当时学到并灵活运用的为官之道。

最后,在1590年,还是在万历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终究没法调节咄咄逼人的文官集团和寸步不让的万历皇帝之间的矛盾,见群臣偏激,怕引火上身,遂引咎辞职,离开庙堂之上,返回老家,养老终日,辞任23年后,终究跟随张居正而去。

申时行,充其量算是一个合格的内阁首辅,离任后也落得一身轻松。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去责备申时行为什么不如张居正,只怪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四、海瑞、戚继光、李贽

因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庙堂之上决定江湖之中,所以处江湖之中的海瑞、戚继光、李贽就不单独展开。

既然庙堂之上的决策者也无法解决文官集团的势力强大的问题,那么处江湖之中的人士也只能备受碾轧,因为处江湖之中的人士无一不是依赖庙堂之上的决策者。

从正德皇帝开始,海瑞考试从政,因为极端谏言方式而被打压,历任首辅严嵩、徐阶重用他,最后却被他反咬一口,因为他当官是为民,跟整个文官集团不一样,不为钱不为利,所以,海瑞无法与文官集团相融合,他成为文官集团学习的模范官员,但是他终究不是文官集团的一员。海瑞,只有深受黎民百姓爱戴而已。他死后,家中余银不足20两,为官清廉,公正办案。可到了张居正时代,却不在提拔海瑞入庙堂,因为他们两家不是一路人。

戚继光在军事上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南抗倭寇,北击蛮子, 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记》。现有的征兵制度,无法满足戚家军的崛起,于是戚继光便退而求之,在不改现有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新的征兵方式,去制造新式武器,操练军队,使得戚家军在倭寇前百战百胜,北抗蛮子同样展示了强大的军队势力。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依赖于谭伦配合,张居正的支持下。1982年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马上就从北方调离至广东,1985年再次被弹劾, 被罢官回乡后就病死。

李贽,被黄仁宇先生批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方面他提出不应该遵循着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改革旧思潮,一方面依附着达官贵人,靠他们的周济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最后,自像冲突的李贽自刎于狱中,郁郁不得志离开了大明王朝。

至此,整本《万历十五年》就已经读完了,当你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不仅为这个朝代感到悲哀,更为这个朝代的每一个人感到悲哀。这不是一个的“丧”,更是这个朝代的“丧”。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贪图享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在这个朝代,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完善律法,强军富国,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可是这些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无法与整个文官集团抗衡。

文官集团代表的就是延续数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还是文官集团,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深受其影响,无一能够跳出来做改革,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也仅仅是把问题看清楚,还没有来得及改革就病逝了。李贽,因生活在这个朝代想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却不得之,而倍感痛苦。

黄仁宇先生最后一针见血地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长时期以来,儒家一直提倡的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这个政治运行机制的腐朽暴露出来,越来越限制整个社会的发展。

推之于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如果组织或企业无法保证有一个有活力的运行机制,纵使组织或企业成员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2018年5月4日/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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