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的自我抗辩

Triwater
2018-05-04 08:23:27

《建党伟业》里的辜鸿铭,面对一众师生的嘲笑,丝毫不放在心上,还反嘲台下众人『无形的辫子长在心里』,而我从《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读出来的辜鸿铭,亦是如此: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面对穿洋装,打领带的『时髦』同胞的嘲笑,不以为意,并为有着千年历史的礼教文化进行辩护——尽管这种辩护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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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里的辜鸿铭,面对一众师生的嘲笑,丝毫不放在心上,还反嘲台下众人『无形的辫子长在心里』,而我从《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读出来的辜鸿铭,亦是如此: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面对穿洋装,打领带的『时髦』同胞的嘲笑,不以为意,并为有着千年历史的礼教文化进行辩护——尽管这种辩护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要读《中国人的精神》,不可不先了解辜鸿铭其人。辜鸿铭出生于南洋,自小接受的便是西式教育,先后在马来西亚、英国、德国学习,会操九种语言,有十三个博士学位,照理来说,这样的人在西方受熏陶日久,理应以西方文化为崇,然而自辜鸿铭24岁与故乡的洋务派官员马建忠倾谈之后,他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趸。(辜鸿铭自传中言)

我们今日已无从得知马建忠当年与辜鸿铭谈了些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辜鸿铭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并不仅仅来自于与马建忠的这次谈话,辜鸿铭所抱持的思想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来自于他见到国土沦丧、国人受辱(乌石山教案)所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

倘若辜鸿铭仅一股民族主义热情来热切拥护儒教文化,那么《中国人的精神》也没什么好读的了,无非是一个大清遗老之言,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之所以到如今都仍然有其阅读的价值,原因正在于辜鸿铭所接受的完整而深度的西方教育,使得他对于西方文化有着超过一般中国『洋学者』的认识与见解。而他同时所进行的中国文化研究则有助于他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并得出有见地的结论。

这一点在书中着重体现在辜鸿铭将西方宗教与孔子的『礼教』进行对比的论述中:

……在面临自然力量的威胁、或面临他人残酷无情的压迫而感受到神秘和恐惧时,宗教给予人类庇护,从这种庇护中,人们找到了安全感。……
……除非你能找到一种东西,它能像宗教一样给人类大众带来同样的安宁、安全感和永恒感,否则,大众将始终怀有对宗教的需求。
广义上,我认为儒学与基督教和佛教一样,是一种宗教。……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家学说的教诲不止于此,它同时教导人们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儒家要求的,不在于他自身,而在于他同别人的关系。
其实,儒家与欧洲语境中的基督教或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一种个人的宗教,或曰教堂宗教;前者是一种社会宗教,或曰国家宗教

倘若我们不带入任何价值判断,我们会发现辜鸿铭对西方宗教与儒家学说的区别的见解确有其正确之处。西方宗教将人的寄托最终诉诸于一个超自然的人格,而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强调在现世中的『君子之道』。在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将儒家学说称为是一种『良民宗教』。

基于这样的认识,辜鸿铭进一步地阐述了彼时欧战的原因不在于统治者的欲望,而在于民众『暴民意识』将政府裹挟进入了战争,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亟需从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吸取孔子学说的精髓,即建立一个并非以自由为基础,而是以『忠孝』为基础的社会,如此才可消除彼此的征战之乱。

就我而言,读到这里我其实已经开始有不适感了。在我看来,辜鸿铭所谓『暴民的裹挟』是他忽视了政府的宣传功能及教育功能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他也没有注意到欧战的本质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利益再分配的需求冲突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辜鸿铭所说的『暴民』与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不同的概念),而他所谓的,建立在忠孝基础上的稳定社会,在近现代的国家结构下只能导致一个结果:愚民政策与军国主义。当然,辜鸿铭并不以军国主义为一件坏事,在他的《暴民崇拜教或战争与出路》一文中,他提出要解决欧战不止的状况,就需要废除《自由大宪章》而新立一个《忠诚大宪章》,这个所谓的《忠诚大宪章》的内容今日读来不能不令人咂舌:

首先,不以任何方式讨论或影响与战争有关的政治决策
第二,对统治者提出的任何和平条件,必须完全接受并绝对服从

简言之,即赋予统治者无限的权力,而民众只需要服从便可停止战争。这在今日的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辜鸿铭之所以有此自信,则源于他认为欧战的统治者们都不想看到战争继续延续,然而肉食者鄙,倘若统治者们真的取得此种无限之权力,为了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只怕这战争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

因此,我要说,《中国人的精神》固然是一本有见地的书,然而这见地却是局限的、片面的,且不够本质的。辜鸿铭对儒家学说治国所持的推崇态度,均建立在他对于宗族、忠孝、乡贤等等概念的幻想之上,总言之,无非是老子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翻版。更不用提辜鸿铭在书中所写的对于中国女性的观点,更是陈腐难闻,这里我仅引用几段,读者诸君自可判断:

关于纳妾,我想讲的第一点是,正是中国女性的无私忘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没有丝毫的不道德……我已说过,中国的理想女性,绝不是让一个男人毕生爱慕追求的对象。中国的理想女性,作为一个妻子,就是绝对地、无私的为丈夫而活。
在任何其他民族的文明中,无论是希伯来、希腊还是罗马,你都无法觅得像中国的理想女性般完美的顺从……

凡此种种,皆可说明,辜鸿铭也许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学者,然而其思想仍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他为宗族治国、忠孝治国、乡贤治国所做的辩护,也许可以说是延续了千年的儒家文化在面临现代文明时,被逼到绝境处所做的最后抗辩,然而这历史大势,浩浩汤汤,诸如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它们在以后也不应该有任何卷土重来的可能,尽管事实也许不是如此。

人们头上的辫子早已不见,而心中的却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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