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从来都不觉得迟

星空
2018-05-03 看过

说到情诗,涌上每个人心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估计多半是中国的情诗,而且多半会有《诗经》中的篇章开头——譬如《关雎》中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或者如《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或者如《蒹葭》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热烈直白上,《诗经》中的很多篇章都不遑多让,起兴部分还多有含蓄,之后就可谓大胆而又火辣辣。《诗经》之后,“古诗十九首”时期,情诗的种类更加繁多,表达上也趋多样,但仍以含蓄居多。明代的汤显祖在其《牡丹亭·题记》中对这样一种情感予以总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诗之魅力,原也在此;不然,就不会有趋之若鹜之景了!

当然,这些都是中国的情诗,与汉民族的情感抒发和心理认知基本相符。那么,域外的那些情诗,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呢?由爱尔兰诗人叶芝等人所著的诗集《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其中汇集了斯宾塞、莎士比亚、蒲柏、拜伦、雪莱、济慈、爱伦·坡、惠特曼、叶芝等诗人的情诗。高手同台竞技,水平却未必能够分辨得出来。大概就是因为,诗人对情诗,与诗诗的人对情诗的理解,有时未必就是同一方向、同一程度,达到共情时则水涨船高,不然就不过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而这些外国情诗,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比如新月派诗人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既可瞧见源出中国古典诗词那一种沉醉之美,又深得拜伦、雪莱诗作的精髓。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情诗,在写作对象上大体上不会有大的区别。广义的情诗,也正如《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这本书的译者陈黎、张芬龄所言:“凡涉及人间情爱、情欲、情色、情感、情谊的诗作皆可称作情诗。”但日常人们所理解的情诗,却基本上趋于狭义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相爱乃是大多数情诗的根基。无爱无欲的情诗,很难写出真情实感来。那些传世的情诗,或表达两情相悦,或表达忧思离愁,不同的角度、情境下写出的情诗、于观者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写诗的人有自己的一份情思,读诗的人呢,也要有感觉才行——不然,那就是明珠投暗了!

大体来说,《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中所收录的诗人和诗作,有知名的,也有很多或许看上去并不那么知名的,甚至还有佚名的诗人。诗人、诗作的水平高低,标准素来难于统一,主观的成分要更多一些,所以重要的反而是读诗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些诗,是否从诗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种感觉,甚至读出别外的一种感觉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诗写出来之后,更多的,就不再是诗人所能把控的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读诗的时候,多数情况下读者不仅仅只是与诗本身产生共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诗人的生平背景与写作风格的影响,而且要是能弄清楚诗人与诗作的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话,理解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中为什么要讲究“信达雅”呢?大概就是因为,用一种语言完成的作品特别是诗作,如果转译成为另一种语言,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百分之百传神达意——所以译者的水平在这个时候就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的一个两位译者认为,“让作品本身去为自己发言,译者不宜多嘴干预”——这是非常适宜的。

无论如何,优秀的作品与真情实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真正的爱,从来都不觉得迟;真正优秀的作品,也从来都不会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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