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儒学转向: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

石心桥
2018-05-03 23:06:54

今天晚上读了林安梧的《儒学转向: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颇有一番感慨:很多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辨别力实在是太弱太弱。林先生说他要超越牟宗三,建构一个后新儒学。他认为牟宗三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去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说法,只是具有理论的自洽性,但是缺乏实际的力量。他认为新儒家对于台湾的民主化并没有什么实际贡献。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林先生重视“外王”,强调儒家伦理必须超越宰制性的政治体制,而走向公民社会。接着,他预言中国大陆必定会在十年内走向公民社会。他说这话的时间2006年。

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力问题,1949年的去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胡适先生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先生走了。储安平说:现在我们骂国民党给我们的自由不够,但真到共产党执政的时恐怕连骂的机会都没有!储安平留下了,但是莫名其妙消失了。记得49年之前,殷海光曾经问金岳霖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走向民主。金一脸严肃,说至少八十年,甚至更长!金的判断是对的。唐君毅曾经在中苏断交那会,希望大陆这边放弃communism,重视传统文化。可是他的愿望实在太美太美,美得只适合在天堂存在。

曾与吾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力非常之差。师说知识分子往往钻在故纸堆里,与社会甚至有点脱节。书本的理论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当对于现实缺乏了解的情况之下,做出轻率和错误的判断是必然的。至于少数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人,一个方面具备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另一个方面,很多这样的人曾介入政治,知道其中的利害。当然,这种解释还是有漏洞,例如金岳霖搞逻辑学,但是他的政治判断很准确,当然他是拿了政治学的学位的。至于罗隆基、储安平、张东荪等人热衷于政治,早期思想左倾,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抉择。再加上这类型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太多具有文人气质,而非哲人气质,故而理性常常为感性所左右。

确实,去留的决定是理性的,但是背后确实有许多感性的因素,比如对故土、亲人的留恋,再比如对当下的过于不满,对未发生的未来充满憧憬,尤其是接受了如同致幻剂般的美妙承诺之后,去留就成了一个并非单纯理性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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