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遗产

读库
2018-05-03 16:23:05

有一只铃铛摇响了,有一类人被唤醒了。

我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随笔作家。跟所有人一样,我脑子里有记忆、有想法,但不愿表达,总怕自己记错了、想岔了。若有人追着问,我时常落荒而逃;若说点什么,很快就会发现有些话经不起推敲,于是便缄口不言,要不就借着微笑脱身。

而现在在这里,我只想试着找回那些年的一些画面和声音。我以时间之绳将它们穿起来,这是我仅有的工具。我并不企图展开历史或加以评论,只是在历史的大书卷中随手涂抹几笔罢了。

试图用时间之绳穿起当年回忆的,正是被称为“布努埃尔御用编剧”的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耶尔 (Jean-Claude Carrière)。对资深文艺青年来说,他执笔编剧的《白日美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布拉格之恋》都是必看且加以膜拜的经典。

时间是1968年早春,卡里耶尔接到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的电话邀约,来到美国。福尔曼其时已经通过电影《金发女郎之恋》为全世界所知,他想把六十年代风行的音乐喜剧《越战毛发》(Hair) 搬上大银幕,邀请卡里耶尔编剧。二人在纽约一下子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像是一脚踏进了一个永不结束的大PARTY,结识了不可思议的人们,被眼前光怪陆离的一切推着走。

1968年你能想到的一切扑面而来,留长发穿着波西米亚风的和平主义者们,艺术家出没的切尔西旅馆,科幻电影和时髦的未来主题,安迪·沃霍尔,据说是自由的性,无处不在的药物,摇滚乐,艾伦·金斯堡。

紧接着,他们亲历了半途中断的戛纳电影节,回到满街都是街垒的巴黎,在那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在街垒的哪一边……福尔曼是捷克人这个事实,也给了作者机会,先是在布拉格的饭馆酒吧近距离了解了捷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随后又与福尔曼家人共同渡过苏联坦克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一切在三十年后被卡里耶尔找回,穿起,写进《乌托邦年代》。

必须承认,1960年代——电影,艺术,摇滚乐,文学;海报,标语,嚎叫,照片,服饰,室内设计,建筑——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有某种精神,是迄今我们仍自其中汲取力量的源泉。

六十年代的一切为何对今天的我们还有如此的魅力?那个十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有些东西仍牵动着我们的心,是什么?

六十年代像是一个漫长的集体的青春期,作者借用玛格丽特·米德的观察:在传统社会,世界的演进十分缓慢,老一辈掌握并传递知识。然而,当社会快速变化,学识,技术和生活方式不再一成不变,这种情况倒过来了,“知识换了保管人,而力量自然也随知识一起换手,由此就产生了代际鸿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年轻人借了‘科学’的评估,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要求人家让位。他们自认为聪明而富有主动性,只有他们能承担起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他们宣布一切都应该交给他们决定,否则人类必将走向灾难。

那些年轻人就是带着这样的梦想和信念在探索,在愤怒,在找寻的。他们当仁不让。六八一代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虽然革命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并不相同,后果也不尽相同。

1968 年的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老去。他们自带年轻属性,青春永在。

作者卡里耶尔在1968年时候已经过了这当仁不让的年纪,他和米洛斯一个三十七,一个三十六,几乎可以当那些花儿少年的父亲了。因此,他们虽对迎面而来的一切都顺应而充满好奇地去经历,却多了一点距离和冷静的观察。

而真正写下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后(法文初版于2003年),此时,距冷战结束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布拉格广场上坦克碾过的地方早已经平静如初,巴黎和纽约留长发的年轻人早已穿上了他们反抗的商业服装,与世界握手言和。甚至,人们已经来得及看到了几次对六八年的反复和“清算”。

自七十年代起开始了对六八一代的嘲讽和反动,人们甚至将后来的痛苦和灾难归因于花儿们。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剪短头发,磨尖牙齿,将一切对生态的忧虑都斥为无稽之谈,大肆掠夺我们星球剩余的资源。”“这些新生的小狼崽并未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攀附着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作者指出:“现实极端复杂,永恒变化,我们却总以为可以把它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觉察、讲述历史时,仿佛把历史当成了一系列快照,只需一眼就能看清一切,只需几个词就足以定义某个‘历史时刻’。”

然而,乌托邦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不承认它、鄙弃它,这就等于抹去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等于拒绝承认这部分挥之不去的想象。它仿佛梦境,首要的价值就是逼迫我们承认世界的畸形,承认造物那显而易见的匮乏,承认‘自然的不完美’。”

有一只铃铛摇响了,有一类人被唤醒了。

布拉格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虽然光明和平又犹豫了很多年才真正到来,虽然作者马上悲观地说,这个现实也是暂时的,“另一种生活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孩子。里面既有十分古老的伤痛,也有新天堂的影子”。

经历过1968年的人,将终身无法摆脱那个年代的影响。这本书里记载的历经动荡岁月辗转了三个城市拍成的影片《起飞》(Taking Off,又译《逃家》),终获得1971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米洛斯·福尔曼在1975年通过《飞越疯人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1979年,他终于把《越战毛发》拍成了电影,如今仍是嬉皮士的经典;2018年4月,米洛斯·福尔曼去世。作者卡里耶尔则在1989年见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拍成了电影,算是还上了对布拉格的任何亏欠;其后的编剧作品《五月傻瓜》,是直接以1968年5月为背景的;2015年,84岁的卡里耶尔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那么,五十年前的这段风云,今天还剩下什么呢?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都见过这样一个年轻男子,他缓步独行在人行道上,蓄着胡须,头发很长,有时编成辫子。他穿着凉鞋和皱巴巴的宽松衣裳,吉他用皮带斜挎在肩头。有时有个年轻女孩陪在他身边,有时是条狗。他悠远的目光从周围的人群身上滑开,仿佛什么也没看见。

他来自另一个时间、另一种思想。他所属的部落被屠杀,被嘲笑,但尚未下定决心永远消失。在他身上还能勉强辨认出一幅已经模糊的画面,那是个遍地音乐的和平世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与现在不同;金钱被赶下至高的宝座,“爱”自由地行走在街道上。

这个年轻人(1968 年时他还没出生呢),他有时会停下脚步,在街角坐下,从垫着磨损天鹅绒的盒子里取出吉他,轻轻拨动几个音符。人们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停下的人很少,解囊的人更少。

乌托邦变成了流浪汉。我们的幻梦就坐在那里,坐在街角。它伸出手来。年轻人并不知道,他身上带着一部分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就在他眼睛里、声音里,在他指甲污黑的手中。这个梦想被我们错待,如今已经遗失,然而尽管它早就疲惫不堪,却仍下不了决心弃我们而去。

年轻人只为自己弹奏,或者为了陪伴自己的那个女孩、那条狗。他不知道今晚有没有东西可吃。他有点咳嗽,他脖子上挂着一两串不知来自何处的护身符。

街道如此喧嚣,我们几乎听不见他的吉他声。

。。。

是的,我也认识这个年轻人。

作者:芳州·读库副主编 个人公众号:寻找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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