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视角——民众、地方社会对制度的适应性改造

rodent
2018-05-03 13:48:34

与诺斯所秉持的精英主义出发点不同,贝尔和福柯都关注到“民众”的变化,以此构成社会批判的重心。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特别提到,五十年代的社会学十分注重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异化问题的重新探讨。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传统的家庭与社区纽带已被切断,“大众”取代了过去的阶层区分,其中每个人都以独自而特异的方式生活。异化的重新发现——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定义,也在同时期成为社会学的重大课题。[1]

“大众”被视作受规训的人,人性面临着权力关系的束缚和制约。尽管这体现着西方学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但孔飞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却呈现出“民众”未被关注的另一面——对制度的适应性改造。

[1] 参见: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民众的主动性在动乱频仍的晚清得到前所未有的突显。首先是代表地方权益的名流精英进入权力的中心。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晚清动乱时期,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使名流得以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名流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甲等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这意味着来自民间的自然组织,一跃成为制度推行和建构的中坚力量。

其次是对地方组织模式的深入分析。据孔飞力的观察,一方面,地方力量的汇聚和建设(例如武装),仍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只不过存在具体化或边缘化的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地方社会还在延续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建立在农村自然组织的基础之上。“19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所制约。”[1]

紧接着,就是地方组织模式与中央政府乃至国家建构在实践中的沟通与影响。孔飞力坦言,“不管我们多么喜欢保留自然的和行政的组织模式之间的理想差别,不容置疑的证据却表明,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同。”[2]官方规章在拟定过程中就受到了地方组织自然形式的影响,而在地方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官僚机构(主要指里甲等基层管理组织)往往被移交给具有相应组织规模的自然单位;“在危机时期,官僚们不得不把治安管理甚至征税的责任交给那些能够在农村行使实际权力的代理机构,或者至少允许这些机构承担保甲制度和里甲制度的职责。”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备受西方学者批判,但孔飞力的研究却暗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民众绝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央命令和指导,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由此生长出的、以地方精英为领导的力量,沟通国家治安权利与民众的基本诉求,从而维系着庞大政权的稳固运行。

这是从民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反观社会结构、国家建构的过程,这一视角关注到制度如何贯穿政府与民众,将制度对于社会关系的引导乃至制度成形的历史过程,放在更为鲜活的语境下呈现,从而减少备受批判的、僵硬强制的色彩。不仅是中国如此,在安德森的论述中,“民族”的建构也同时伴随国家制度的架构与民众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安德森指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作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3]

套用陈兼对孔飞力“根本性议程”的阐释,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议程带有“根本性质”,一旦被被大部分公民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4]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安德森的地图、报纸、博物馆等文化符号,乃至张灏提出的,作为“转型时代”标志的现代传播媒介,都在为这种“共识”创造条件,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确立起现代制度(constitution)的合法性地位。

就中国而言,一如沟口雄三所言,“中国本来便没有一个脱胎于反叛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或市民革命——总之,它没有一个作为历史内核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5]区别于学界以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历史拐点的研究思路,孔飞力将晚清与1949年后的中国政权进行比较分析[6],指出中国的国家建构理念——由国家统一的需要,催生出对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需要,一直未曾中断。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是否要跳脱出自身的历史“窠臼”,追随西方价值观念孕育出的另一套“根本性议程”,又或者安心回归到广土众民的大一统体制内,重拾伦理纲常道德教化?饱受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念浸染的中国社会,如何在古今中西四维时空中汲取现代社会建构的资源,正是学者们竭力思索的问题。

[1] 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译出。

[2] 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译出。

[3]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4] 参见: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陈兼撰中文版序言,第6页。

[5] 参见: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04期,第8页。

[6] 孔飞力特别强调了耒阳动乱与农业集体化中反映出的财政制度,指出,“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的议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 参见: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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