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的作品

阿佐
2018-05-02 18:49:53

本书号称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但是最大的社会学方法,可能就是抗战时期国家兴旺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勾连。

看作者履历,是历史学博士,那么对于历史学科的法制史和法学学科的法制史之间的区别,应该理解更加透彻,可惜从头到尾都是浆糊,只是引用过朱勇的一段话,那么究竟二者区别何在,依然没有说明。

这一问题在第三章论述日本法律史学界的影响尤其严重,日本的中国法律史在东洋史下面,属于史学的一个部门,而日本本身是有法学部门下的法制史学科的,作者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而单纯讲述重视考证,以大见小云云,实则忽视了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

在理解陈寅恪的问题上,作者也犯了糊涂。陈寅恪是史家出身,他的研究范式当然是史学的研究的范畴,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中谈论的,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法制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仍然应当归属于史学下的法史学这一范畴。作者不能区分二者,实在忽略了人本身的经历。

所谓法制史的学派或者说研究方法划分,实际上也差强人意。作者还是陷入了“方法”的陷阱,实际上这种方法的区分并没有意义,学者往往会综合多种方法,只是在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会使用某种方法,而非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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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号称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但是最大的社会学方法,可能就是抗战时期国家兴旺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勾连。

看作者履历,是历史学博士,那么对于历史学科的法制史和法学学科的法制史之间的区别,应该理解更加透彻,可惜从头到尾都是浆糊,只是引用过朱勇的一段话,那么究竟二者区别何在,依然没有说明。

这一问题在第三章论述日本法律史学界的影响尤其严重,日本的中国法律史在东洋史下面,属于史学的一个部门,而日本本身是有法学部门下的法制史学科的,作者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而单纯讲述重视考证,以大见小云云,实则忽视了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

在理解陈寅恪的问题上,作者也犯了糊涂。陈寅恪是史家出身,他的研究范式当然是史学的研究的范畴,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中谈论的,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法制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仍然应当归属于史学下的法史学这一范畴。作者不能区分二者,实在忽略了人本身的经历。

所谓法制史的学派或者说研究方法划分,实际上也差强人意。作者还是陷入了“方法”的陷阱,实际上这种方法的区分并没有意义,学者往往会综合多种方法,只是在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会使用某种方法,而非绝对,更不能简单认定归属为某一个学派。

这是大方面的错误,细节上的问题也很突出。

在评价沈家本时,认为沈家本“为迎合政治需求而表现出的穿凿附会”,然而引用的材料居然还有陈汉章的文章,试问,1930年的文章如何能传达沈家本的思想?事实上,沈家本对中西差异认识得相当透彻,在他严重,西方的法治学说是中国所无,他早就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申韩法治”与西方的“民主法治”之间的区别,作者并未深入研究即做此判断,实在糊涂。

癸卯学制中在法律学门开设有“大清律例要义”,作者居然把这门课当成法史课,试问,1904年的人学习大清律例,难道是学习一个历史上的制度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中国法制史的起步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即在清末民初,传统律例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因此绝不能忽略。

在论及中华法系研究成果时,居然忽略了杨一凡的研究。实际上,杨一凡教授一直认为自己在研究中华法系,所有的研究都在围绕“重述中华法系”这一主题,作者对此并无了解,而直接忽视了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可能只是在检索时以“中华法系”为主题,而对学界根本没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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