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我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

北窓
2018-05-02 17:42:35

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谈及自己早年访问中国之经历时曾感慨:

在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中国,国民们普遍拥有相当高的鉴赏人物之眼力。他们绝少仅根据表面就做出评价,而是通过对象的内部进行一种立体的观察。在这点上,日本人与之相比,仅仅只是旧制高校生的水准罢了。 我自己同时具有旧制高校生和高校教授的经历。从教授的立场上,其所见无疑和从学生立场上所见之人物观完全不同。在学生看来如仙人和偶像一般值得尊敬的教授,反过来很可能只是个物欲颇深的悭吝之人,能淡然地将办公室里公用的茶叶带回家去,而这些却是学生所永远不知道的。如此这般一无所知的学生一旦进入社会,若不进一步地学习,则其人物观恐怕也永远不会进步吧。(《中国的人物与日本的人物》,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二卷)

而本书中所收诸篇先生以人物为对象的文章,亦如先生上文所言,是进行了一种“立体”式的观察的。如其中对贾似道的专论和为石涛所作之小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世人对其人之扁平化的理解。

事实上,宫崎先生对人物的关心由来已久。据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所言,宫崎先生早年对中国和欧亚其他国家都进行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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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谈及自己早年访问中国之经历时曾感慨:

在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中国,国民们普遍拥有相当高的鉴赏人物之眼力。他们绝少仅根据表面就做出评价,而是通过对象的内部进行一种立体的观察。在这点上,日本人与之相比,仅仅只是旧制高校生的水准罢了。 我自己同时具有旧制高校生和高校教授的经历。从教授的立场上,其所见无疑和从学生立场上所见之人物观完全不同。在学生看来如仙人和偶像一般值得尊敬的教授,反过来很可能只是个物欲颇深的悭吝之人,能淡然地将办公室里公用的茶叶带回家去,而这些却是学生所永远不知道的。如此这般一无所知的学生一旦进入社会,若不进一步地学习,则其人物观恐怕也永远不会进步吧。(《中国的人物与日本的人物》,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二卷)

而本书中所收诸篇先生以人物为对象的文章,亦如先生上文所言,是进行了一种“立体”式的观察的。如其中对贾似道的专论和为石涛所作之小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世人对其人之扁平化的理解。

事实上,宫崎先生对人物的关心由来已久。据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所言,宫崎先生早年对中国和欧亚其他国家都进行过实地考察,从本书《张溥及其时代》一文中亦可窥见先生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兴趣,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重合之处便是对人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先生自少及老,在《史记》这本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通史上曾抛掷过绝大的心力。据本书编者砺波护先生的解说,宫崎先生一生最后的工作,便是《史记》列传的日译。诚如解说中间接引用宫崎先生自述之语,先生一生虽在东洋史的宏观建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和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上有伟大的贡献,然而先生所深为同情的,却并非旧制度,而是旧制度中呈现出复杂性格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先生并非是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人物关心者,而是首先作为一个善于并喜欢观察复杂人性的学者,然后才选择了得以大量接触《史记》等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料之东洋史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先生研究科举制度和九品官人法,亦非徒为了制度本身,而是为了给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而史学中较少反映“人物观”者,如天文史地等,却是先生所不多措意的。当然,先生所作的研究,如先生自述,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先生虽对《史记》非常推崇,可是对其中所载史事的来源和可信度,却又是作过非常严格的批判的。从本书所收李斯与孔子二文可以看出这点。陈寅恪先生序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尝谓:“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可见宫崎先生的个人旨趣,本身与以实事求是之态度深究世间人物的东洋之史学考据是有所冥合的。经过砺波护先生精心选编的本书,亦是了解宫崎东洋史学的绝好窗口,与先前引进的《宫崎市定中国史》一书对读,颇能想见先生构建其东洋史宏观体系的过程。

不过,在以文献及其所反映之事实为基础、和对复杂人物的探究这两大原则支配下的宫崎史学,是不得不以传统东洋之王侯将相为考察中心的。《史记》以下的诸多纪传体正史自不用说,宫崎先生所倡导的对复杂人性之观察,同样是建立在多种文献的排比考证之上,而能拥有众多来源、褒贬不同的传记的传主,亦自然是在传统史学观念上的“大人物”。先生著作中多有关注“名君”如隋炀帝、雍正帝,恐怕正因如此。先生在本书所收诸文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对新进唯物史观的不满,以为后者不以文献为根底,其观点偏颇,只能照见隅隙。其实唯物史观所关注的古代一般人、乃至古代社会本身,既与宫崎先生的旨趣不甚相合,而其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史料所不载,学者在考察时,是不得不加以阐释的,而这两点正适足为宫崎先生所深文。反过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传末所言: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其实正道明了以人物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特质。按“世间法”来讲,“小人物”肯定是文献不足征的,可这些史料阙载的小人物之平生性格,本应与“青云之士”同等复杂才是。而考验司马迁以下传统史学家治学技艺的标准,也就变成了如何优游于少量史料之间,用以揭示并表彰那些为正史所不载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本书中“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的宫崎市定先生,虽然位于传统史学的延长线上,却又与后者有着今古之别。这种区别,恐怕只能用先生对整个东洋史学的学科构建上的用心来解释。出于对人物的情热,在整体上论述整个旧制度的结构,宫崎史学的这种风貌,其实和唯物史观是同样属于非传统的史学。

最后谈一下我译本书的相关问题。先生行文多有古奥难解之处,且其引文和体例亦属于过往时代的规范,与今日所行者不同。翻译之时,颇有力不从心之叹,能按时交稿,已属意外。译稿虽屡经查证删改,必仍存有许多错误,只能留待方家指正。而在此亦需感谢本书编辑杨海泉老师的细心审校。近年来,以宫崎史学为代表的大量日本汉学著作得以引进,相信对吾国文史学界不无裨益。忝列此中,想来也算是附其驥尾,让我倍感荣幸。2017年11月15日,林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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