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之历史展开与历史反思

杜森林
2018-05-02 11:40:25

思考传统中国之自发现代性这一问题之困难,并不在于它涵盖的空间之范围宏大,所涉时段之绵延漫长,而在于问法所涉之概念本身:“自发型现代社会”。这是因为,现存历史的展开之唯一结果是:只有所谓“西方”演化成了自发的现代社会,这一结果使得自发的现代社会之样态最终只能由西方所规定。西方最先自发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否定其他地区文明自发现代化的历史。西方这一自发现代化进程本身,通过在全球时空范围内的多维度扩张,直接消灭了一批文明,奴役了一批文明,使其仍停留在极为原始的发展阶段。仍存留下来的文明的现代进程,在西方的刺激下,也或多或少被迫通过“模仿”西方现代社会样态来构建自身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有无自发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时,唯一可供参考的也只有西方现代文明的样态。

那么,若无殖民者的入侵,其余地区有无自发现代化的可能?我发现,当假设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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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传统中国之自发现代性这一问题之困难,并不在于它涵盖的空间之范围宏大,所涉时段之绵延漫长,而在于问法所涉之概念本身:“自发型现代社会”。这是因为,现存历史的展开之唯一结果是:只有所谓“西方”演化成了自发的现代社会,这一结果使得自发的现代社会之样态最终只能由西方所规定。西方最先自发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否定其他地区文明自发现代化的历史。西方这一自发现代化进程本身,通过在全球时空范围内的多维度扩张,直接消灭了一批文明,奴役了一批文明,使其仍停留在极为原始的发展阶段。仍存留下来的文明的现代进程,在西方的刺激下,也或多或少被迫通过“模仿”西方现代社会样态来构建自身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有无自发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时,唯一可供参考的也只有西方现代文明的样态。

那么,若无殖民者的入侵,其余地区有无自发现代化的可能?我发现,当假设这一问题时,逻辑也好,概念也好,这一思考中的形式与质料都是西方式的。我似乎只能先预设西方现代文明的诸多产物是现代文明产生的必然结果,然后再反过头来观察其他文明在受西方影响之前与之相似的现代因素,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文化等等。根据此预设,各国在其历史展开进程中会慢慢产生出一套普世性的事物系统,而这套事物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与西方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具有相似之处。历史学家通过对这些相似之处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考察,来评判这些前现代地区在西方入侵前所处的发展状态。

当我们回到现实的历史世界中思考中国之现代命运时,发现其已在西方蚕食下有累卵之危,但仍尚存一息,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很容易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学说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这一命运:丧失“文化创造力”的结果。而没有灭亡只是因为其自身具备有一定生存基础:强大的政府,底蕴深厚的文化......在西方的挑战下仍具有相等的应战能力。这样说似乎合理,但它并不能解释的是:同样是受西方入侵,为何中国的反应和其他文明不同?我们发现,各剩余文明在生存下来的基础之上,应战的方式不尽相同,发展理路也是大相径庭的。是什么使得各文明之反应不尽相同呢?在传统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现代化史观的意义上,刺激之下存活下来的文明,似乎只有越深入按照西方的样子来改造自身,才会越迅速摆脱其原有的惰性,成为现代文明。这也就意味着,各文明在西方的一波波冲击之下,只能一次又一次被动的做出几乎同质的,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恰恰是在这个疑点处,孔飞力先生出场了。他的史观立足于对传统史学界漠视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批判上,他认为这样的理解忽视了这些文明传统中孕育的与现代社会因素并行不悖的知识资源。他论证,正是由于这些本土的知识资源中与普适意义上的现代性有并行不悖之处,在外来的压力之下,整个文明通过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处理两种体系的碰撞后所产生的诸种问题,然后逐步推动自身走向现代。也就是说,即使是外部力量,也必须是依靠内部力量才能起作用。就我的理解,学习西方的过程不仅是外来的输入,更多是本土知识精英在面对西方内部的不同知识资源时,通过与本土原有的知识资源进行的对接,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落后地区利用西方来助推自身现代化。孔飞力想提醒我们的是:一国之现代成为可能,终究依靠的是其本国之内在动力,各国依据其内在因素而走向普适意义的终点。(我理解为宪政民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孔飞力对传统学界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做了一个主客颠转,使得“内部”史观与“外部“史观可以最终得到统一。

在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着重关注的即是晚期帝制现实政治中的思想脉络的转型,通过讲述魏源,冯桂芬,耒阳暴乱与新中国农业集体化四个故事,关联出三个问题: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任何国家进入现代都所需创设的“根本性议程(建制性议程)”。这指的是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在一定时期也指对未来国家设计的理性考量,它在具体层面则表现为一套行事规则或未成文的根本大法。在这根本议程之下,涉及到三个环节: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成为这一建制性议程的三个面向。

这三个面向在乾嘉之际的中衰变局中其实已有体现,孔飞力将其归纳为三组矛盾的体现: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这三组矛盾的大背景是1790年代:长期和平的环境,外来作物的引用,坡地的开发,共同促成了中国的人口史无前例的激增,同样带来了诸多问题。政治腐败,税收效率降低,民众生存环境恶化,等等。孔飞力把三组矛盾共同的具体表现为三道难题:

使得恐惧中小心谨慎的士人精英焕发活力(唤醒政治竞争);

利用并控制大批体制外的士人(加强政治参与);

增强官僚体系汲取地方资源的效率(盘活政治控制);

政治竞争的问题,孔飞力在《叫魂》中已经通过生动的笔触描写清中期的紧张而缺乏生机的君臣互动关系,其根源是满清统治者自身作为异族统治者的一种“合法性焦虑”,这种焦虑驱动着他们不断地要对汉族士人进行控制与规训,最典型的表现自然就是大兴文字狱,这最终造成的是一个高压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行事唯唯诺诺,完全丧失了之前数代王朝均出现过的官僚知识精英集团的活跃风貌。从官员们对于“结党“的态度来看便可见一斑:出于东林党与明亡的直接关系的前车之鉴的认识,士人和君主都“厌恶”结党,但行动上,通过门生故吏同乡的派系运作是很普遍的,只是因为君主对结党的敏感而不可能公开化。荒谬的是,君主的宠臣(例如和珅)却可以建成庞大的派系网络(在乾隆年老的情况下)。孔飞力说,大环境下,公开结党竞争对抗依旧之不可能也为对抗个人或某机构的权力滥用出了难题。(就我所知,古代中国士风的自由倾向带来的党争最终结局往往都是两党不断倾轧最终导致一党胜出,万马齐暗的局面。最经典的就是北宋新旧两党的争端直接使得北宋政治陷入黑暗。)问题还在于,人们如何以“忠君”的名义团结在一起,协调所谓“公共利益”。在和珅死后,士人们暂时将道德化的政治行为放在一边,更通过提倡务实之风,以各种高雅文化活动做背景,减少内耗,增强政府的管理能力,这倒不失为一个妥帖的进路。

政治参与的问题,其实与科举制密不可分。科举制本身催生了一大批靠考取功名为生的读书人阶层,但由于最终能进入政府获取官职的人数又极少,大量的读书人沉积在基层社会,扮演了一种文化精英的角色,他们广泛的参与到社区运作和各种公共事务中去。而处于体制内士人和这些体制外士人之间的是举人阶层,他们通过进京考试的机会,接触到了全国性事务,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全局性的政治关切,十九世纪的许多大臣的幕僚便是这些举人,他们为诸多政策的改善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建议,其大背景是以和珅事件为代表的王朝危机与洋人的到来,一个是中国古代王朝内生的传统性的危机,一个是新型的异质性的危机,两种危机的交织触发了这种文人阶层对政局的新型介入模式。

政治控制的问题,其实是官僚制的固有弊病:一方面是要面对财政危机,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口带来的土地行政管理的困难。孔飞力认为这种困难的难解与几个因素有关:传统论调强调“政府必须节俭”;(这个论调自然是有合理性,扩大支出必定同样会带来新的税收,而扰动稳定)官员团体自身的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导致了这个群体本身的封闭性,这也使得扩大官员队伍,重新改革行政系统与行政区划变得不可能。人口倍增后,在现有官僚体制下,地方只能大量任用编外的胥吏人员,他们的地位极低,无法挤入体制内,而又要靠盘剥底层民众来获得收入,地方权力在这里被滥用了。整个系统是社会巨大的重担。

其实不难发现,这三组问题自古有之,但孔飞力认为,此时由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经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从白银流入等贸易关系中能得到体现),而这种危机已经不是传统的政治体制所能容纳解决的,它急需需要对这一体制进行新的改造。帝制进入危机之日,即是现代进程开启之时。我们的教科书中对“西方入侵之前夜的清王朝”之描写,似乎也有类似的暗示:特别是把士人的“经世致用”之风作现代意义的解读。毫无疑问,二者都浸透了“一切历史即当代史“的理解。孔飞力更是指明了自己对当下的这样一种”关照意识“,特别是重视知识精英的这样一种关照意识,在本书的语境中,他则把这种意识投射在魏源与冯桂芬上。

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上面所述的文人困境之下,魏源的事业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政治诉求:体制外的文人们需要更广泛的介入国家政治。这与他对时代的问题深刻洞察密不可分。就出身而言,魏源是中下层地主商人家庭的文人,青年时代所见西南地区的动乱,黄河涝灾,鸦片流行,直接触发了全局意识,而他能得以进入举人阶层,看到了目前士风萎靡,士林不振的局面,“文人中流”这一政治地位也给他提供了发声的权利。在这里,魏源赋予了自己特有视野之世界观一种普世的意义。他试图寻找国家权力与地方士人之间的协调机制,以使得大批体制外文人能为政权所用(这其实是一个双向需求,在时局急迫的大背景下,士人们也不得不团结起来面对危机)。魏源鼓励“隐居”的士人们重新参与现实政治,”山林之气虽清,而礼乐不在“,他认为”荒野“的环境不在政治共同体之内,因此不利于”道“的学成,而合适的场所应该是城阙与乡校,在这里士人们得到充分的交流,也可以做到”广开言路“。他这一思想也在具体研究领域得到了体现,相比于清代的考据风气,他偏向今文学派的解读,主张挖掘经典中政治生活的共时性内涵。例如他对《诗经》的解读:“呦呦鹿鸣“在他看来是鹿群们在言谈时的一片和谐景象,在这种言论的自由空气之下,有助于君上得到士人们的支持。孔飞力指出“得多士之心”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也是现代国家之“建制性议程”初步创设的基础。

魏源得到的不仅是西方人的高度评价,共产党亦然(在教科书体系下魏源的评价完全是一个开化之士,而非传统改革派的形象)——它的理论内涵在于:经世致用的儒学,看重事物的更新,并认为对“器”持的中立,实用的态度,包括对人才的选用,都应该更加看重才能与气魄。这其实仍然是知识人在传统变局之下的应对观念。(他自然是不会意识到对西洋“器物“的使用会带来包括文化上的连锁反应,这和后来中体西用派是一致的)

在当时,魏源等文士能够对经世精神有所宣扬,同样离不开改革派地方大员对他们的支持的庇护(这与中央逐步失去对体制外文士的控制力又是同步的),这些大员们深知盐政与漕运官僚机构作为跨省际的一个权力怪物,对地方造成的破坏,而魏源的设想可以帮助他们摆脱来自中央的麻烦与地方管理的麻烦。

孔飞力指出,魏源所提开言路(是否可以与西方的言论自由挂钩,而说明十九世纪的中国暗含着“现代政治”的因素)更多的应该还是传统政治思想资源里所说的,君主与臣子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朝堂应是一个宽松的氛围,这样高质量的建议便能得到传达,而这种氛围同样离不开君主的开明与大度。(同样,在经济领域,他也提倡私商来管理诸如运河一类的经济事务,并肯定市场的作用,认为这样比起政府管理来更高效。)他这种思想的目的不在于道德上的正义,而在于仍然是恢复一个活力旺盛的威权国家的有效性之上。这也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特质,即“中国性”。

当然,魏源广开言路的建议是中国古代改革传统与现代社会因素的巧合,还是现代因素自身孕育的思想,孔飞力似乎更偏向“契合“的说法。即使魏源提出的建议仍然是过去所有改革派都提过的,但其中隐含的历史进路已经指向了现代。而这种指向在之后的冯桂芬那里被体现的更加充分。与魏源相同,孔飞力对冯桂芬的的好评并不在于一般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推进技术引进的层面,而是对旧的“根本性议程”的更新改造上。

在出身上,冯桂芬通过考取功名,超出了地方层面的一般文士,同魏源相同,他同样能做全局性思考。在国内,相比于对西方的忧虑,他们这派改革派文士们更多是对漕运司压榨地方的不满,传统的国家权力汲取地方资源的方式低效而滋生腐败,已经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升到前所未有紧张的地步。在《校颁庐抗议》里,冯桂芬主要提出的还是对财政和官僚制度的改革,更多的是工程技术性的建议。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在光绪朝期间被皇帝发布给各京官阅读,从京官们对《校颁庐抗议》的批注来看,建制过程中传统士人对这些政治建议还是十分敏感的。

在《公黜陟议》一文中,冯桂芬提出从低层官员中选举上层官员,这无疑透露出西式的选举思想,但他尝试引古而论述,只不过中国的传统便认为靠众意选举是靠不住的。在《复乡职议》一文中,他上溯到顾炎武的思想,意在为乡村地区的难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民众选举下层官员,重建乡里与国家权力的协调机制(这将形成一个新的中介阶层);官员们这些观点的批判,则立足于这种权力下放会带来人们结党营私的后果:这也很明显能看出他们对于权力为地方集团的私利分走后带来的不利结果的担忧。

很多批注正切中民主制的弊端,但孔飞力并不认为这是官员们明白民主制,这种恐惧只不过是精英小集团的偏见与狭隘。不过他也认为士大夫们或多又少有对引进西术的想法,这些抵触不代表这些他们是完全固步自封的,但身处十九世纪末的京官们,大多处于一个地方权力日益膨胀的时代,对这一鼓励地方自治的思想自然不能认可,(这些超前的内容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确令人不能不惊叹冯桂芬的超前。)在我看来,冯桂芬首次引入西方的政治资源中的话语,以图加强所谓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的意义是极大的。而这种外来的异质资源自然是会触碰到传统士大夫们敏感的神经,他们同样基于的是一种现实考量,并不应该指责他们的迂腐不化。因为这是对整个政体,包括官僚机制带来的全局利益和稳固的冲击。

就这些建议本身,孔飞力探讨了公民德行与公共利益两个问题。公民德行是否真正存在于全国性的一般民众之中,或仅仅是有范围的存在于县级以下?(对乡里共同体的一种德行,我想即使有这种德行,在旧社会也是依靠宗族秩序来维系的)。对于公共利益,谁来维护呢,孔飞力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里麦迪逊的言论,他承认人性导致党派的出现,但党派是维系政府与人民间平衡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事物,而且他相信存在于一般民众中对德性的向往能让民众选出德才兼备的代表。只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大都认为通过皇帝之下的层级制官僚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之所必需:皇帝是行动内涵也是指向公共利益的。

冯桂芬的议题的共时性意义在于,我国当今政治建设中的仍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基层民主的参与和效度问题。当冯桂芬引入西方因素来发展魏源的扩大下层政治参与的思想时,现代的“中国性”毫无疑问已经显现出来了。

冯桂芬关于地方自治的论述,在孔飞力关于耒阳暴乱这一极其微小的事件中的描写以一种可能出现的反面而凸现出来。体制内的掮客阶层:胥吏,在县官的默许下通过高利贷敛财,而白银的流出造成农民无法支付——旧有的补偿机制是免税的生员们为邻居农民们缴纳,然而此时生员们自身也对胥吏们的行为不满,当上京告状最终惹来地方势力反扑时,生员们的宗族网开始运作,暴乱发生。

这一案例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县官(国家权力末梢)要向触及一般民众,不得不依靠胥吏们敲诈民众,而使得农民们沦为债务奴隶。

掮客阶层的出现与税收系统本身的弊病有关:因为商业化与人口增长,旧有的税收体制不起作用了,固定的土地与人口清册系统没有考虑到具体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同日益增长的政府开支不相匹配,长此以往使得政府必定依靠大量的苛捐杂税。

此根本性议程的考量上:魏源和冯桂芬都意识到,中间人环节对于维持国家权力在乡间的存在极为重要。虽然满清入关后多代皇帝对大地主精英的逃税和包揽农户税收行为的打压,从一开始的抓捕流放,到文字狱,手段用尽,但依旧愈发变得无力。耒阳暴乱后不到十年,太平天国运动就使得朝廷不得不依靠地方乡绅来招募民团对抗之,这等于不得不出让对基层社会最后一点控制力,而这些民团组织的组织者同耒阳暴乱的那些组织是同一类人。这与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倾向直接相关。如果魏源和冯桂芬能看到清末风风火火的举人运动与地方乡绅在国家中发挥的作用,它们一定会瞠目结舌。

孔飞力通过对耒阳事件的考察,直接切入现代国家在中国降生时的一条线索,国家对地方的控制的加强:北洋时期的军阀出于战争需要,对乡村体制有所改造,加强对农民的榨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农村集市为范围,在村与县间建立乡,强化行政控制。

到了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政府的革命性体现在通过彻底重组社会关系,让资本注入农村,以期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通过统购统销满足城市人口以及工业对粮食的需要,在土改造成“新富农”的倾向时,通过合作社的建立,最终消灭了这种中间阶层的存在可能,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汲取力量。然而这样的体制在其走向极端之时暴露了其短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却农村回退到了单一封闭的生产单元的状态——市场体系被取消,手工业等副业被瓦解,农民陷入一般性的贫困,即使从运作上,它依旧是可以继续维系,但这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当上层政治出现变故时,它也就顺理成章的解体了。

孔飞力在这里指出,合作化并不是一个国家打压中层的简单故事,而是使得中国在成为现代国家的路上的必然实践。通过这样的必然实践,旧有的国家-地方的紧张对立关系得到解决,国家做到了社会结构的一体化。这看起来是与魏源和冯桂芬的“民主”建议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二人提出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在这一点上,“中国性”这一点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问题是,权力一定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传送而发挥效力的吗?自下而上有无可能呢?

如果魏源和冯桂芬能看到清末的历史,那么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文人的政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各地方的积极性也被充分的调动起来,二人强调的文人之间在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地位最终借助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借而扩展到全体公民的一种文化平等权:仿造日本构建全民一致,君民一体的国民国家。关于国家的创设方式上,梁启超和诸多思想家都更偏向于地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这在清末民初也极为风行。但是,历史在运动过程的力量在此时显露的尤为明显了: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强,仍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民主/自治)的问题,中国各阶层对于强大的现代国家的需求都比以往更迫切,而最有传统的“秦政“也就仍是最可行的取法途径。

在这里,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历史哲学观的极佳说明:作为现代精神载体的现代政治力量使得此精神现实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出身于本土的这种精神自身走向了它的反面,完成了向它本土根源的复归。强势国家最终压倒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而这两点被同样认为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因素。改革开放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层面才在中国出现复苏,因此,孔飞力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的构建仍在进行当中,而且这要由中国人自己给出这个过程的答案。

虽然孔飞力反对西方经验垄断现代性界定,但正如我开篇所说,如此观念的落脚点似乎仍在不自觉的用西方提供的“普世现代国家”标准来衡量,无法摆脱对西方经验的参照。这一问题在历史领域似乎过于宏大与不可解,不过它仍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合理的思考方式。既然成为现代国家的主动权在中国内部,那么中国人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取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西方各国在历史上以近乎相同的面目(殖民者与文明的传播者)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但把“西方”当作同质的一个整体来看待仍然会陷入偏颇。近代的国人们对于西方内部的差异(首先是政体)初有了解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有选择空间和可能,当这一意识萌动时,中国人也就越来越能意识到自身进入现代化的主体性了。这也就是进入现代的方式不是被动接受改造的(西方对一国之社会进行直接改造的例子极为罕见,二战后日本算一例),而是我们自己选择利用西方的资源,通过这一资源与传统中国资源进行对接性整合,选择的一条自我塑造的现代性过程。

但我并不认为这个过程像孔飞力所想的那样,是三个维度可以解释的事情。因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本来是由方方面面因素所共同组成的。译者曾提到本书书名在汉译时的考量,为何是译成《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非《现代中国的起源》?就译者所说,作为一个文化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前现代时期既已形成的一个成熟实体,它在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与西方诸国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就我的理解,西欧中世纪的所谓“王朝国家”,实际上表现为“个人国家”,各阶层臣民们通过封建关系的纽带,承认的是君王个人的统治。正是这一对个人的服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君王个人利用来加强自身的实力,建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上权力末梢的确认,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自身的行政统属,在国际意义上表现为国家边界的日益清晰,相应的也就催生了国际条约体系。这一厘定边界的后果是各边界内中央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影响,逐步使得一种区域的民族文化被定型与筑模出来,这也便是西欧民族国家的起源。而在传统中国,汉地十八省已经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汉文化的自认同的国家实体,而清代的特殊性在于它又同时有一个内亚范围的统治身份,因此当清末民初之时,边疆危机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了。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最终定型的考察,是极为重要的,孔飞力更关心的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但它缺乏作为实体的“现代中国”这一现实维度的讨论。

从当下这个时间点就可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在物理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地理空间体,但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是正在急剧撕裂中的:从前现代的部落狩猎与宗族聚居的小农生产,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存在与大城市所面临的后现代消费主义,这一历史展开所混杂的民族,宗教,阶级等问题似乎在制造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同样在塑造中国的“现代性”。如果对历史的考察不能观测到这种断裂的存在,那么偏颇是自然不可避免的。孔飞力的“中国”的似乎只是看到了“塑造中”的一个断面,对这个断面的观察又不可避免的受“一切历史皆当代史”的符咒般的驱动,体现出某种现实的诉求,(这与他对现代性之指向的理解有关)在这个诉求未能满足前,他似乎也只能不断地把最终答案留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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