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對劉文典的一則誤判

事了扶伊去
2018-05-02 看过

2015-06-25 05:08 星期四

1961年,吳宓教授赴廣州中山大學看望老友陳寅恪,8月30日夜兩人會於陳宅。此時陳寅恪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吳宓日記續編V記曰:陳寅恪當日精神極好,撮要談述十二年來近況。始知黨國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龍雲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雲南之功,政府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請移吳梅(瞿安)師之柩。歸葬蘇州—立即照辦;(乙)請迎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居廬山自由研究講學—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來迎。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生活,圖書),政府於是特致尊禮,毫不系於蘇聯學者之請問也!(按,劉文典之為政府禮重,亦必由李一平之力;典1956對宓所言由於蘇聯學者之曾讀典所著書而追詢及典,乃有政府擬派其赴蘇聯講學之意云云,恐非事實。又按王德錫之得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似亦出於李一平之推薦)。......(下略)

吳宓先生作“劉文典之為政府禮重,亦必由李一平之力;典1956對宓所言由於蘇聯學者之曾讀典所著書而追詢及典,乃有政府擬派其赴蘇聯講學之意云云,恐非事實”按語這一判斷,其實是不准確的。章玉政著《劉文典年譜》並無劉文典與蘇聯學者交往記錄。《溫故》雜誌二十一期載劉平章《我的父親劉文典》道:還有一件事情,吳宓的日記裡寫得不准確。解放後中蘇關係非常好,蘇聯漢學家愛德寧來中國訪問,父親作為古典文學家,政府安排他去翠湖賓館見了幾次愛德寧,好像還送了他一套書,兩人相見甚歡,愛德寧邀請父親到蘇聯去講學。後來父親到成都時還跟我講過,等他去蘇聯時,讓我陪他一起去。當時父親刻了一個圖章,準備帶去送給愛德寧。吳宓好像說父親有點吹噓之意,他不相信有這個事情,實際上確有這個事情。我在家裡還見過一個石頭圖章,上面刻着“愛德寧”三個字。但是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了,未能成行。此文即可明證劉文典所言“政府擬派其赴蘇聯講學”誠事實如此,非自讚自誇也。

另一旁證可參閱夏承燾先生之《天風閣學詞日記》。1957年3月9日:劉叔雅亦在前門飯店,艾君在昆明時嘗晤及,惜今日適外出,不及重會。聞叔雅方著杜甫年譜,予昨與一浮先生談杜老與蘇渙事,蘇渙以“白弩”出身,中進士服官,旋入廣州助哥舒晃反抗政府,此唐代文士中一奇人(一浮先生謂唐人遊俠之風如歐洲人),惜其遺事不多見,不知叔雅有新材料否,恨不得把晤求教。

此則日記中“艾君”指蘇聯詩人艾德林教授,亦即劉平章所提“愛德寧”。“艾君在昆明時嘗晤及”當為艾德林語夏君也。《天風閣學詞日記》附錄1957年2月27日記:君(艾德林)謂在廣州識季思,恨不識陳寅恪先生,曩讀其元白詩箋證,傾仰已久。予告寅恪先生即住季思樓上,囑予為作書求其論淵明諸文字。2月28日:晨發寅恪先生函,告蘇聯艾德林教授欲讀其考陶潛文字。3月28日:得陳寅恪寄桃花源旁證兩本,以其一贈艾德林,自北京教育部轉來。6月18日:以陳寅恪先生桃花源記旁證一冊寄莫斯科科學院艾德林。1959年2月6日:得余冠英北京函,謂艾德林過廣州求見陳寅恪先生不得。冠英謂聞之彼中人云,陳先生近日心理不大正常,不知究為何也。艾德林定於七日首途返莫斯科。故“蘇聯學者之請問”陳寅恪亦為事實,非劉文典杜撰,吳宓先生誤判也。至於“政府特致尊禮”,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引竺可楨日記一段:“周總理總結論,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雖寥寥數語,卻為周恩來直接過問陳寅恪的情況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但在陳寅恪致吳宓信函中對所謂“尊禮”則曰“照顧亦虛有其名”而已。吳宓日記續編8月31日記曰“彼台灣,香港之報紙時有記載寅恪兄之近況及著作者,此類記載乃使人民政府及共產黨更加尊禮寅恪兄,以反證彼方報紙傳聞之失實而表示我方之確能尊禮學者云爾”,即可視為對此尊禮之詳注。

另,“典1956對宓所言”指當年3月,吳宓由重慶西南師範學院至成都參加四川省政協會議,劉文典時參加完全國政協會議過成都遊杜甫草堂擬作杜甫年譜,二人曾久談。吳宓日記續編1956年3月6日記曰:典寫示寄寅恪詩(二句注,“當時傳聞宓墜樓自殺”)。旋乘汽車至典館舍,烹茗細談。典述(一)典近十年之情況,此次赴京之使命,留此之原因;(二)寅恪近況,政府命典作說客,典欲宓代往(宓絕不效華歆之對管寧,但未明說);(三)典在京遇稻(仍住受璧胡同九號)之詳情;(四)典勸宓赴雲南大學任教,以李廣田(共黨)為副校長,主持一切,宓可作自由研究或編譯(典舉示楊憲益英譯之《唐人小說》)云云。宓答以“安土重遷”,不欲去此矣;(五)典雜述秦纘,陶光,孫樂等之近情。樂之變節,誠宓所不及料者也。11:00急步歸,京戲方散。3月10日記:宴畢,未看川戲,自訪典,未遇。留柬(不願赴粵說寅恪)。3月19日:(葉麐)又述在京謁梁漱溟先生,已久病,甚衰。麐曾勸其師作文,表示思想完全改變,以為後進之表率。漱公答,此文亦須作,內容我正在考慮中,云云。……麐在漢晤典。麐亦覺寅恪應尊召赴京居住,蓋陰晴無定,從命較安也。大儒與學者今受尊禮,倘怙寵而驕,則身危矣,云云。宓心殊悲,莫知所對。……又得典十六日自渝告別函,附寄二詩,錄此。【按:二詩一為劉文典所作丙申仲春遊草堂詩,一為謝無量作送別劉叔雅文典。(詩略)】

此幾則日記忠實記錄彼時舊學者對新政權禮遇之態度。麐指葉麐葉石蓀,曾任川大教務長。“麐亦覺”之語似指葉麐與劉文典皆認為陳寅恪應“從命”赴京,不應“怙寵而驕”,否則“身危”矣;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發言逆龍鱗,“眾以此诋責漱公,宓則以此而敬漱公而深憐之”;“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絕不從時俗為轉移;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云云”。吳宓“絕不效華歆之對管寧”即不願赴粵代劉文典說陳寅恪進京也。此句章玉政著《狂人劉文典》解讀為“華歆與管寧曾經是莫逆之交,兩人一起讀書,門外有官員轎與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放下書本跑到門外去看熱鬧。於是,管寧與華歆“割席”絕交。在傳統士大夫的眼裡,名節是高於一切的”。《魏書.華歆傳》載華歆仕致司徒,“黃初中,诏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後“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管寧“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叔雅先生最終“有辱使命”,亦未赴粵說陳寅恪。二年後,吳宓得友人函告詳述劉叔雅先生1958年七月在昆明逝世詳情,歎曰:嗚呼,今益服王靜安先生1927之自沉,不僅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極,生榮死哀,不屈不辱。我輩殊恨死得太遲,並無陳寅恪兄高抗之氣節與深默之智術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極。若澄若典及光午,今聞其死,宓豈特兔死狐悲而已哉!若碧柳之早歿,得正命而終,比王靜安先生為尤幸也。……

又及:近讀余英時先生《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亦提及劉文典與吳宓久談這一話題。余先生評析如下【這是有關陳寅恪晚年極重要的一條新史料,前所未知。由此可以推知三點:第一,1956年初北京政府特召劉文典赴京,交給他前往廣州向陳寅恪作“說客”的“使命”。第二,劉也許自知不能達成這一“使命”,因此特別繞道成都,請吳宓代往。請代事,劉必已得政府同意,不可能是私相授受之舉,因為陳,吳關係特殊,無人不知。第三,吳宓本來便和陳寅恪採取同一立場,因此堅決不肯接受劉文典轉交給他的任務;他借華歆舉管寧的史例為喻,即可知道這是一件正式的政府差遣。總之,劉文典的使命來自政府,與科學院全無關係。劉自己最後怎樣向政府交差的,其事已不可知。如果他沒有去廣州,那麼章士釗8月之造訪陳寓即執行了劉的“使命”,否則也是負着同一“使命”。1953年北京當局命陳的學生汪去作說客,失敗之後,1956年改用與陳有交情的劉章二老出馬,其志在必得的姿態十分明顯。如果其中完全沒有牽扯到毛的意向,這件事便不可理解了。】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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