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学 舆论学 8.4分

刻板成见对公众认识现实世界的影响

枉用相存
2018-05-01 看过

本文原是课程作业,现与诸君分享。

《舆论学》(Public Opinion)是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研究舆论问题的传世之作,出版于1922年,被誉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奠基之作。本文以华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林珊翻译的《舆论学》为媒介,探讨书中提到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对公众认识现实世界的影响。

李普曼在书中指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刻板成见”的囚徒,并将“舆论”定义为“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

所处的地位和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1]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进行活动,只对圈子里的事情感到比较熟悉,而对圈子外的公众事件,往往只能了解到它的一个侧面。为了对事件作出评价,我们必须把媒体的报道与我们的想象拼凑在一起,从而形成意见。

面对同一事件,社会公众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且掺入私人感情去理解其内容,解读出不同的“事实”,形成不同的意见。如江歌案,有的人关注事件本身的发展,有的人研究起中日两国刑法的不同,有的人担忧留学的安全性,有的人对择友择偶进行评论……在关注事件本身的人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的人看到了受害者母亲的坚强与无助,有的人愤怒于凶手的残忍,有的人谴责受害者好友刘鑫的冷漠……在发表评论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没有到过事件现场,与当事人也从未有过现实生活上的交集,他们做出评论的依据是记者的报道与自己脑海中对相关事件的刻板成见。

然而,媒体从业人员本身也没有办法对事件进行完全客观公正的报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带着一些成见去进行报道的,在对事件进行观察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除此之外,编辑在对稿子进行编排的时候,又加入自身的成见,最终社会公众看到的新闻报道是知情人的成见与已知事实的混合产物。

例如,同样是对2010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报道,《人民日报》解读出的是施工者对安全常识的置若罔闻[2],《明报》看到的是山西GDP的增长建立在矿工的牺牲上[3],《澳门日报》则直指社会缺乏真正的法治理念及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体制[4]。同一事件,不同的媒体根据其宣传的需要和刻板成见的引导,往往形成不同方向的报道,而这报道被读者有选择性地阅读后,又形成不同的意见。

在刻板成见的影响下,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公众在刻板成见的引导下,根据自己的习惯、兴趣、需求去选择其阅读的媒体,并受所选择媒体的报道方向所影响。为了盈利,媒体需要从绝大多数读者希望看到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报道,根据读者的爱好对报道进行编辑,媒体定位同时受工作人员与读者的刻板成见所影响。

刻板成见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在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的引导下,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所熟悉、所愿意看到的景象,对那些与之相抵触的事实则视而不见。

李普曼在书中提到,刻板成见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之所以根深蒂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省时省力,现实生活的匆促与繁杂,兼之物质上的距离,使人们没有办法与任何事情都产生实质性的联系,在需要对一些事情做出评论时,借助刻板成见的引导,我们可以省力地在大脑里形成意见;其次是公众将刻板成见当作社会地位的防护手段,刻板成见是有条理的,我们根据其调节自身对世界的想象,我们熟悉那个想象的世界的情况,在其中感到自在,在其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和状态。

从李普曼对刻板成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多数意识中的事实是属于部分捏造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对事件进行完全公正客观的认识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5]

参考资料:

[1]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第51页

[2] 《人民日报》:《坏就坏在“勇争第一”上》,2010年4月2日

[3] 《明报》:《当矿工从死地被抬出来 “带血的煤”本质未变》,2010年4月6日

[4] 《澳门日报》:《感叹生命奇迹 严肃追究责任》,2010年4月12日

[5]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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