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入门作品

静嘉张
2018-04-30 23:53:25

九州大学冈田武彦教授有言:“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切至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起真髓的。”那么何为“切至的工夫体认”呢?冈田教授提出一种新的说法,即“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国近代学术自陈寅恪首倡“同情之了解”,几乎成为国人治学的准则。“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二论在后,钱著在前,然就读书所感,我觉得钱著《阳明学述要》完全经得起冈田、寅恪二先生论断的检验。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为民国《万有文库》之一种。钱穆写此书时年三十五,任教于苏州中学,概受方壮猷之邀,同时分别写《墨子》《王守仁》二书,“一周成一书”,然厚积薄发,至今仍是了解阳明学的极简便入门读本。钱先生此书虽仅不到五万字,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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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学冈田武彦教授有言:“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切至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起真髓的。”那么何为“切至的工夫体认”呢?冈田教授提出一种新的说法,即“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国近代学术自陈寅恪首倡“同情之了解”,几乎成为国人治学的准则。“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二论在后,钱著在前,然就读书所感,我觉得钱著《阳明学述要》完全经得起冈田、寅恪二先生论断的检验。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为民国《万有文库》之一种。钱穆写此书时年三十五,任教于苏州中学,概受方壮猷之邀,同时分别写《墨子》《王守仁》二书,“一周成一书”,然厚积薄发,至今仍是了解阳明学的极简便入门读本。钱先生此书虽仅不到五万字,但讨论王学却能放在宋明理学的大脉络下予以审视,认为宋代学者所热烈讨论的两个问题:"本体论方面主张的万物一体"和"修养论的主张变化气质"不能相统一。既然万物与我一体,那就需要"即物而格",或者"反求諸心",宋儒为此争论不休,朱陆分垒。关于阳明回答这些问题,并如何自成一家,我们于此后阳明的主张中可以见出。

《康德传》作者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以外,他自己就再也没有别的传记。”但对西方哲学的研读方法未必尽能适用在中国哲学家身上。中国文化在先秦就形成一种“理性主义”,李泽厚界定为“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时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做抽象的玄思。因此对于注重"事功"的中国哲学家,"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而探讨阳明成学的经历也就十分有意义了。

阳明幼年读书,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十五岁出塞逐胡儿骑射,慨然有领略四方之志。如钱穆所说:“他只是爱做世上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他到底不肯安于卑近。”所以有同舍以不第为耻者,阳明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二十六岁,当时边报甚急,他读尽兵书,留心武事。三十五岁,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他因首抗疏救戴铣等对“奄瑾窃柄”的谏议,被“下诏狱,廷杖四十,死而复生,谪龙场驿驿丞”。钱先生据此发挥到,“他内心沸腾着豪杰的热血,鼓舞着神仙的想望,崇拜着圣贤的尊严。他自己按耐不住,触机即发。他看到朝廷阉宦柄政,直士遇祸,他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义愤来抗疏相救。”

三十七岁时,阳明到“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的龙场,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钱先生解析到,他在极踌躇的境地,“只在自己内心深处奋斗着,却表露着他一贯的人格”,不甘降服,不甘消沮,情态自在,心境洒脱。他那种险恶的处境,正是帮他超脱一切的大动力,世间一切荣辱得失到此境地,都成过眼烟云,直至悟透生死。至经历此人生大变,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明史》有载:“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

钱先生对此评论到:“原来王学的萌芽,他所倡良知学说的根柢,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他有热烈的追求,有强固的抵抗,他从恳切的慕恋里,转换到冷静的洗伐;又从冷静的洗伐里,转换到恳切的慕恋……他所认识的“良知”,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他说立志,说诚意,说事上磨炼,说知行合一,说易简,说真如,凡他说的一切,我们都要把他自己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空来听他的说话,将永不会了解他说的真义。” 黄宗羲认为:“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

龙场归来,阳明始与学者举“知行合一”之教,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以此“收放心”。主收敛,忌发散,在心性上涤荡扫除,无偏无倚,此心廓然大公。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此正是北宋以来相传的“变化气质”的真功夫,也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真血脉。阳明在未经历人生大变之前,也曾学宋儒格物之学,奋发做格物工夫,但终究是隔了一层,至龙场悟道,反而在宋儒的基础上更精进一步,直指人心,而进极高明的境地。四十三岁时,阳明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始教学者“存天理,灭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以纠偏那些“流入空虚脱落”的学者,教人笃实践履。此为王学第一期。

阳明四十六岁后,立了不少奇功伟业,平宸濠之变更是建立了不世之功,却被谄臣诬为造反,险遭不测。经历这一番磨折,于动心忍性之际,阳明的修为比起龙场悟道反而更进一层。五十岁时,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益信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阳明自己说:“进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们正法眼藏。”一切不在外界,而却在他自己之一心。此为王学第二期。 阳明晚年在越,曾说过“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碌碌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阳明走了一条从狷到狂,从狂到中道的路,他自己工夫进境如此,他指点人的学程也是如此。

阳明讲“致良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的此天理,也不烦再有所谓工夫,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明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即强调北宋传下来的一个“敬”字,阳明所谓的“致良知”,即北宋传下来的一个“义”字,但是北宋以来所谓的“敬义夹持”本来是分成两橛的,到阳明手里,便浑化为一了。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随时就其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钱穆本人生活思想亦深受阳明影响,他在给杨联升的信中写到:“穆早年好阳明,亦习静坐。”并认为静坐是王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阳明年谱中叙阳明洞、龙场驿两次静坐,实阳明良知学之真胎”。钱穆自己学习阳明的静坐,并有记载,“鄙意每日静坐片刻,只须在座椅上略为闭目调养息神,一次五分钟十分钟皆可”,“余坐电力车,在车中闭目静坐,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此店机声渐远,彼店机声续起,乃同一戏,连续不断,甚足怡人。”并极力劝导杨联升:“心定体强,则智慧易开,悟解力增进,易有新得。与其在写作上每日化六小时,不如移出一时或两时静坐与行拳,成绩反而好。”于此可见阳明对钱先生影响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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