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 8.6分

无题

脸上写满了高兴
2018-04-30 13:52:40

所有文学作品都在自己的书写中书写着自己,只不过,有的是在用她的文字构建起世界的秩序,并在秩序中发现自己;有的则竭尽所能地吐出每一个字只为将这僵硬突兀的秩序拆解掉,好将活泼泼的人原原本本从这秩序的坟墓中挖出来给你看,好让活泼泼的自己在这个充满秩序的压抑世界中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去面向一片空旷深深返回自我内心,问一句:我是谁?

我想,而就后一种写作中所映射着的人生体验而言,张爱玲大约真的是最懂的。这本书里她初载于1943年11月的《封锁》这篇气质奇异的小说就微妙地刻画了此中的意味。所谓“气质奇异”,是说初看这故事时我们或许会体察到在小说中丝丝游离的荒诞气息——怎么好端端地在电车上就会有这样一股魔力,吸引一对儿男女着魔似地坠入爱河,却又荒唐地突然消散而让两个方才激情四溢的人转瞬间又回归到了日常的冷漠与平静呢?但更奇异的其实是,若细细体味那潜藏在平静面孔下“可怜啊可怜”悠长哀伤,就会发现所谓荒诞气息所诉说的,其实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切身体味着的,要在爱的激情中挣脱与超越这个理性的表象世界之拘束的努力。而在这样一个理解中,整部《封锁》,其实也不过是对《倾城之恋》中两句话的真切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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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学作品都在自己的书写中书写着自己,只不过,有的是在用她的文字构建起世界的秩序,并在秩序中发现自己;有的则竭尽所能地吐出每一个字只为将这僵硬突兀的秩序拆解掉,好将活泼泼的人原原本本从这秩序的坟墓中挖出来给你看,好让活泼泼的自己在这个充满秩序的压抑世界中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去面向一片空旷深深返回自我内心,问一句:我是谁?

我想,而就后一种写作中所映射着的人生体验而言,张爱玲大约真的是最懂的。这本书里她初载于1943年11月的《封锁》这篇气质奇异的小说就微妙地刻画了此中的意味。所谓“气质奇异”,是说初看这故事时我们或许会体察到在小说中丝丝游离的荒诞气息——怎么好端端地在电车上就会有这样一股魔力,吸引一对儿男女着魔似地坠入爱河,却又荒唐地突然消散而让两个方才激情四溢的人转瞬间又回归到了日常的冷漠与平静呢?但更奇异的其实是,若细细体味那潜藏在平静面孔下“可怜啊可怜”悠长哀伤,就会发现所谓荒诞气息所诉说的,其实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切身体味着的,要在爱的激情中挣脱与超越这个理性的表象世界之拘束的努力。而在这样一个理解中,整部《封锁》,其实也不过是对《倾城之恋》中两句话的真切解说: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1]

也许那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真心,“那时”当然是惊天动地的倾城时,但也是在日常中转瞬即逝的一次小小“封锁”时——而这时间的长短与意义的大小,其实本就没有什么区分。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2]

以这样一种方式,《封锁》的开篇直观地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充满了无力感与煎熬的情境:大太阳底下,一片死气沉沉;电车抽长了又缩短了的机械运动永不停息,却也正因它永不停息而充满了可怕的无聊与无意义。太阳底下行进的电车构成了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有条不紊运作着的世界的表象——理性、富有秩序、严谨,却离开谁都一样,没有味道、也“没有完”。生活于其中的人仿佛正在烈日下不知所谓地驾驶着电车,他盯着前方的两条车轨,在大太阳底下他会感到光的刺目与微弱的眩晕,鳝鱼的幻觉也就这样自然浮现在了他有些眩晕的头脑中,“然而他不发疯”。在这样无边无际的压抑空气中,连发疯的激情也被炽热蒸发掉了。对开电车的人而言,他的生活除了无意义,并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道说的,而无意义本身则更让人无话可说,于是他便沉默地浸入了这个“没有完”的绵延时间中的日常世界,而一言不发地做起了自己手边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开电车的人开电车”。

对于这样的艰难处境,张爱玲体味得很明白——“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3],绵延着的无意义生活作为“文明”的表象没有办法像范柳原所说的那样被彻底摧毁,即便是一座城的陷落也无法阻挡激情在绵长的时间流中被无意义的浪潮所淹没,动荡的冲突总还要归于连续的秩序之中,而只有“封锁”这样转瞬即逝的“片断”(break)才能够将我们从这可怕的秩序中释放出来,只有用“玲玲玲玲”的声音“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才可能给了爱的激情以暂得偷生的喘息之机,让我们能够在秩序的缝隙中感受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被从连续生活切出来的时空片断里,电车作为张爱玲所搭建的戏剧舞台划分出了小说中的两个世界:在舞台下,是电车外的人“可怜啊可怜”的哀苦呻吟,但无论他们怎么可怜,都只能作为乘客视野中的一个第三人称表征而出现——他们作为文明的边缘无法进入舞台的中心,作为理性表象秩序的外部不被允许进入电车这个交互着的意义场来言说自己的苦闷,而他们在这无意义生活中唯一使意义绽放的方式其实只是去竭尽所能地登上电车,让自己同样被文明化,从而在文明的认可中真正从一个第三人称的自我变成一个第一人称的自我;而在舞台上,则是种种文明之中“体面人”之日常生活的集中展演——八卦、闲聊、无关紧要的好奇和两可的兴致是这个社交场的日常——充满趣味却无意义、忙碌却没有方向感、掌握着资源与权力却把握不到权力之中活生生的生命——文明生活的实质描绘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而也正是在此情境之中,我们的主人公,两位社会身份上的“体面人”在这种文明社会自在的逻辑助推下终于登场与相互碰面了:

一位是吕宗桢——中年男人、华茂银行的会计师,“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带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4];另一位是吴翠远——姿态端庄的未婚小姐,“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5]。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个人形象作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具身化呈现都是标准而典型的——试问还有什么人能比男性城市工薪中产(bourgeois)与受过良好社会化教育的新式家庭小姐更能生动地体现“形式性礼貌”(civil)的意涵呢?但比起被社会性的身份形式与道德要求所束缚,这两个人作为“体面人”更为典型的特征其实是,他们都深深地体验到了这样的形式性要求究竟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困难:吕宗桢最为怡然自得的时候,其实正是当整个社会退场,没有人的目光再聚焦于他的身上,而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吃起不符合他身份的菠菜包子时;而一直努力做一个模范性好人的吴翠远则会发现,她真正会动心,会去喜欢的人,恰恰是能够忽视社会赋予她的道德身份,而“胆敢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男学生。作为社会人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意义真空的抽象社会生存,所依赖的正是自己生活中每一个这样的“片断”构筑起的自我理解和生命感受;而“封锁”作为一个特殊的“片断”,则以两个人同时脱出形式性关系的方式更深地向他们揭示出其自我的样貌。

在小说中,两个人的接触出于机缘巧合:吕宗桢为避开有意迎娶他女儿的董培芝前来讨好,而刻意接近吴翠远以做戏支开董培芝。但也正是巧合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样一出离奇的“风流韵事”(love affair)之产生正完全出自于其意在摆脱的那个形式性考虑——董培芝为“求上进”而迎合接近吕宗桢;吕宗桢基于身份考虑而回避董培芝;而在这样的双方关系中,吕宗桢则被推着以一种形式性的方式去接近了作为第三方的吴翠远——毕竟“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6],他在这个接近的行为中不仅自己的动机与情感是虚空的,连对对方的理解也是虚空的,他觉得对方就像牙膏一样只是作为一个类别的,和别人无异的“一般人”,而非看起来有款式的特殊的某个人。

然而,在揭示出这一面的同时,通透的张爱玲还是会再次反过来进入对爱情的描写,仿佛向我们抛出这样的发问:纵使这一场接近的出发点是绝对形式性的虚空,又有哪一场爱情不是这样呢?难道真正的浪漫之爱同亲人之间绵绵温情的区别不就在于,这样的爱完全缺乏熟悉和具体而完全就是由抽象的不了解出发,才在对理解对方的渴望中慢慢生出来的吗?两个人后面的恋情着实完全如此展开,吕宗桢的搭话从没有内容的搭话式闲聊,一步步地打开了吴翠远的内心,也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当他终于说出“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这句吴翠远早已猜着的话时,这两个都深深感受着社会的形式性要求对于内在自我冲动的压抑的人,内心被接通了。他需要一个能够原谅他和包涵他的女人,而她则怀着对自己本身的理解,产生了原谅包含和保护他的深深渴望。在两个人的接近中,他们第一次发现了脱出于这个形式性社会关系的对方和自己——“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7];而翠远则在这样的注视下默默脸红了。他们都明白,此时此刻,在这个孤单的“片断”之中,他们的感受不再属于除了他们之外的任何一人,她的白皙不再像牙膏一样乏味,而如白描的牡丹一样动人,悄悄地浮动着宗桢的心扉,而宗桢的注视也独属于翠远一人。在两个人的接近中,仿佛除了对方之外的整个世界都不再被需要,都可以被抛弃,因为正是在这时,这个绵延着的无意义世界之中仿佛真正的意义闪现与“绽放出来”(ecstasis)了,而在这种绽放之中他们才都把握到了属于自身生命的那个“狂喜” (ecstacy)。

然而也就是在这爱情最炽热的一刻,最懂爱情的张爱玲提醒我们,“车上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外面许是有了‘封锁行将开放’的谣言,乘客一个一个上来……”[8],理性的秩序随着人群的涌入要回归了,而爱情的狂喜渐渐退却。在所要电话号码的一刻,两个被冲昏头脑的人都以为这种交换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他们的爱能够越过这个小小的时间“片断”,但冰冷的电铃一响,秩序就又会将他们的声音携去——封锁开放了,电铃开始叮铃铃玲想起来了,而这一次“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它们冷冷地又一次切断时间与空间,让这个片段隐没在绵延之中,被缓缓的生活长流所淹没而陷入遗忘。仿佛就是在转瞬之间,“他走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9]。生命意义的闪现不过是一瞬,爱情不过是日常的一次突然的绽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10],而我们从要从爱情之中走出,复归到那绵延着的无意义的生活中,默默体味“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的生活,而聆听与回应窗外那些作为景观的“可怜啊可怜”的歌。

[1]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6,p.180。

[2] 同上书,p.148。

[3] 同上页。

[4] 同上书,p.149。

[5] 同上书,p.151。

[6] 同上书,p.153。

[7] 同上书,p.156。

[8] 同上书,p.157。

[9] 同上书,p.159。

[10] 同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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