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 孽子 9.1分

家庭*主体

何以不解忧堪忧
2018-04-29 14:09:06

《孽子》作为白先勇至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其涉及同性恋群体甚至是流浪卖身者状况的描写,使其自问世以来就遭受着沸沸扬扬的褒贬毁誉。最大的争论集中在于小说的主题思想探寻上,当下学界至少已有六种较为成熟的讨论。

接受度较高的“同性恋说”,以学者乐牧、陆士清为代表。乐牧指出:“《孽子》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步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小说,第一次一个作者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严肃而认真地把同性恋者的世界呈现出来。”[1]然而这篇小说并非是一篇单纯的“同性恋文学”,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的:《孽子》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2]

相较于后来陆续在台湾文坛问世的《荒人手记》《鳄鱼手记》所不同的是,《孽子》同样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和一定程度的意识流手法,但同时也保持了第三人称的冷静叙事感。这可能与作者的性别相关;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作者有心将文章所覆盖的内涵从“抒发小我”身上脱离,走向关照四周的“呈现世情”为主。作者同情但不滥情,悲悯与沉郁交杂的书写风格可见一斑。

文章以蒙太奇开头,两段十分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揭露了“我”被逐出家门的背景,“父与子”的关系被第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暴躁固执的父亲,空有一腔愤怒和逐渐消逝的武力,却无法维护自己家庭的体面甚至是完整;悖德的儿子,不仅仅在性向上异于大众,更是为了“追逐爱”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事情。小说中再往后提到的父子关系,大多都绕不开这一模式:成长于父权阴影下的青春鸟们——惯窃的老鼠不知生父;机灵的小玉生父消隐,继父暴虐;渴望安定、委曲求全的吴敏父亲嫖赌具沾,早早就坐了牢;甚至连师傅杨教头,都是因挪用家里的钱花给干儿子而被自己老爸逐出家门的。这些父亲的角色,无一都是偏执粗糙的,他们仅仅依靠性向的不同而给儿子归罪,扮演着社会中的审判者身份。他们持有道德的天平,放逐悖德的孽子。但从亲情的视角出发,他们同样也背负着“被放逐”的身份,他们被自己的血肉继承者们放逐,在维护伦常的同时失去了宝贵的亲人。

既是讽刺,又令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他们这些遭到弃逐的孽子,在这个幽暗又隐秘的王国中,重新获得了三位“父亲”:公园园丁郭公公、师傅杨教头以及傅老爷子。他们一位悲悯,为他们纾解心理;一位刚毅,带领并聚拢他们;一位正直,庇护他们的同时提供教养规导——尽管这份看似最成功的父亲角色,依然是建立于失败的经历之上的。但这一形象的出席,也为我们营造了一份曙光。傅老爷子倾其所有帮助这些“青春鸟”,不单是为了自己的“赎罪”,更是一种思想上的渐渐开明。他不再企图劝说同性恋者扭转自己的性向,而是希望他们能有稳定、平安的生活,甚至开导李青,希望他能与父亲和解。从小说整体以父亲对应社会这一暗喻关系中,这位出现在故事后半段处的父亲形象,正是作者渴望看到的,社会渐渐接纳性少数者,性少数者也渐渐与社会走向和解的发展趋势。

在传统的中式观念中,家庭和社会都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孽子》这本书也是一样,以父权的世界作为了探讨和建构的主体。不仅仅描述了生理上的父子关系,也在尽力探讨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上的父子关系。对这一主体关系的阐述思路也是这一阶段离开大陆甚至是离开国家的作家们常常试图思考的,当他们与传统的生活环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怀念故土和渴望融入的两种思绪并行,便构成了书写状态中的思考倾向。但这样的成长叙事同《青春之歌》等革命成长小说中,企图以个人的反叛反映大时代环境的目的不同,《孽子》是一部在平等解放的新眼光中,探讨如何与个人的特殊性和解,寻找个人处于社会间认同的成长小说(类似题材在大陆文学中受到重视,大抵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在这一层面上,《孽子》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地位,便是因为它的切入点犀利,探讨的问题又颇具普世意义。读者可以在文本内容中实现自己的凝视快感,却不仅仅局限于享受和消费,具有可读、耐读性。

小说同时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另一家庭构成主体的思考——负责孕育孽子们的母亲角色。李青的眼睛同母亲一样闪烁不定,小玉的桃花眼也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眼睛这一灵魂的载体,不仅承载了血脉的延续,也是一种悲剧命运的延续——一样地漂泊,一样地无枝可栖。甚至体现着一种角色的同化,男权社会中对于男同性恋的认知是被阉割的,他们不再是健全的男人,而是前往女性角色的一种边缘性别认知。相较于男同对父亲、弟弟角色关系中可能有的些微模糊地带,他们对母亲的亲情体验感和血缘依赖性更加强烈、更加单纯。在这本小说中,母亲的角色呈现虽然着墨有限,也缺乏像傅老爷子这样足够光耀的角色,但母爱的存在、包括姐姐形象的存在,都是父权规范社会下能给予“孽子们”最温柔、无私支持的力量之一。这一对比也再次揭示了作者感受到的残暴父权。

小说虽为同性恋题材,但与当下流行的网络耽美文学在情色表达上的侧重截然不同,作者依然延续着早期风格中的象征性、暗喻性曲笔方式,虽稍变明朗,但依然在大量地借助月光、凉风等环境元素辅助书写。不以猎奇性的内容吸引读者,也使得作者的复调书写,对于身份寻找,同性之爱之余的主题关照倾向更为明显。

《孽子》重版之后,台湾文学的同性恋书写也渐成一派。除去前文所提《荒人手记》、《鳄鱼手记》,还有如《失声画媚》、《童女之舞》等,但再如白先勇这般,从凝视切入,以悲悯渗透的大格局书写,已再难相见,实为叹惋。

[1](台)乐牧;《敏感的电影,不敏感的电检——论白先勇的<孽子>》,《当代》1986年总第七期

[2](港)蔡克健:《访问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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