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人碑 琥珀匙 黨人碑 琥珀匙 评价人数不足

丘园《党人碑》研究

Maël
2018-04-29 09:35:27

翻出本科写的论文,权做个纪念——又生产了一篇垃圾,哈哈~

摘 要

丘园是明末清初苏州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艺术涉猎广泛,戏曲艺术成就颇高,影响深远。现知著有传奇达九种之多,全本传世传奇三种,即《党人碑》、《幻缘箱》、《御袍恩》。有关他的代表作《党人碑》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党人碑》以北宋徽宗年间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与权奸蔡京不屈不挠斗争的孤忠形象刘逵。笔者试从主题、艺术论、典型人物等角度入手,试对《党人碑》文本做条分缕析式的解读。其中,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梳理、对戏曲偶然性成分在文本使用中的评价、以及对专业戏曲表演术语“道破”的分析,将有助于本文重点把握《党人碑》中的“孤忠”概念、私人化情感的文本意义、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分野以及更好地分析丑角刘铁嘴的人物形象。此外,本文还将指出文本在表现矛盾时呈现的部分问题与不足,以期完整地评价该文本。

关键词:《党人碑》;孤忠;道破;文本分析

Abstract

Qiu Yuan who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of Suzhou Kunqu Opera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a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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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本科写的论文,权做个纪念——又生产了一篇垃圾,哈哈~

摘 要

丘园是明末清初苏州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艺术涉猎广泛,戏曲艺术成就颇高,影响深远。现知著有传奇达九种之多,全本传世传奇三种,即《党人碑》、《幻缘箱》、《御袍恩》。有关他的代表作《党人碑》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党人碑》以北宋徽宗年间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与权奸蔡京不屈不挠斗争的孤忠形象刘逵。笔者试从主题、艺术论、典型人物等角度入手,试对《党人碑》文本做条分缕析式的解读。其中,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梳理、对戏曲偶然性成分在文本使用中的评价、以及对专业戏曲表演术语“道破”的分析,将有助于本文重点把握《党人碑》中的“孤忠”概念、私人化情感的文本意义、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分野以及更好地分析丑角刘铁嘴的人物形象。此外,本文还将指出文本在表现矛盾时呈现的部分问题与不足,以期完整地评价该文本。

关键词:《党人碑》;孤忠;道破;文本分析

Abstract

Qiu Yuan who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of Suzhou Kunqu Opera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abbled in various fields of arts, especially in the art of traditional opera, whose works were widespread and represented his huge achievements. Now we know that he had created nine romances or so, and among them, there are three romances in completed version, namely, Clique Elements' Steles, Huanyuan Chest, and Grace of the Imperial Robe, the first of which portrays Liu Kui, an image of an unyielding loyal and upright official, against Cai Jing, a traitorous image in power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lif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mes, art and the typical charact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exts of Clique Elements’ Steles. In particular, via the text analysis, the assessment to the appliance of contingency in drama and a simple gener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Daopo” in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so that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Lonely Loyalty”, the enrichment on text themes which exerted by private emotion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ideal world,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clown Liu Tiezui, etc. In addition, the paper aims to show the presence of the disadvantages and partial issues when texts manifest the conflict, all of them will be attached with great importance, in order to show the intact texts panorama.

Key words:Clique Elements' Steles;Lonely Loyalty;Daopo; Text Analysis

1.研究现状

苏州剧作家作为明清之际较有影响力的戏曲创作群体,学人针对代表人物李玉、朱佐朝、朱素臣等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有关丘园的理论研究尚不充分。官桂铨《丘园的曲目及生卒年考》一文,考证了丘园的创作曲目范围及生卒年。李玫《关于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的名称和成员》一文,将丘园置于整个创作群体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考察。顾聆森的《论丘园的全本传世传奇》,回顾了丘园三部全本传奇的大致情节内容,并扼要地总结了相关艺术特征。康保成的《丘园评传》则从戏剧家、美术家、诗人等角度,对丘园的艺术成就做了归纳概括。综上所述,有关丘园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其身份的认定与对作品整体面貌的把握,尚未对其特定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丘园(或邱园),字屿雪,江苏常熟人。生于公元1617年(即明万历四十五年),卒于公元1690年(即清康熙二十九年)[1],集戏剧家、美术家、诗人于一身。苏州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肇始于1963年出版的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之后,“吴县派”[2]、“苏州剧派”[3]、“苏州派”[4]、“苏州作家群”[5]等说法,日益甚嚣尘上。对领军人物李玉的研究,大体上概括了该文学群体的创作旨趣:“皮里阳秋”的笔法;及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戏曲创作的态度和主张是“以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6]《党人碑》作为丘园仅存的三部全本传奇(另外两部是《幻缘箱》《御袍恩》)之一,不仅体现苏州派的基本创作面貌,还体现出其鲜明的个人特点。丘园同苏州作家群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恪守音律,他“于音律最精,分剑节度,累黍不差,梨园弟子畏服之,每至君里,心辄惴惴,恐一登场,不免为周郎所顾也。”(《海虞诗苑》卷六)[7]

2.选题意义

首先,从研究现状看,有关丘园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寥寥可数。而对其代表作《党人碑》的研究,更是存在空白。其次,苏州作家群的戏剧创作具有一定的共性,对丘园特定作品的研究分析,有助学人更好地把握该群体戏曲创作的艺术特征,更客观地对该群体的艺术创作成就进行评价。此外,对丘园作品中特性部分的抽离,能更真实地还原丘园作品的艺术风貌,对以后的研究具有示范、补充作用。最后,对戏曲的舞台表演做悬置处理,仅从文本角度考察《党人碑》的研究手段,具有一定的现实考量。

1.孤忠——与奸臣抗争的决绝

刘逵作为孤忠形象的代表,其道义内涵,作为具象化的特殊存在,具有典型意义。文本试图将受众导向符号化的思维范式,启发受众关于忠的反思。符号本身的内在一致性与现实虚拟性,又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体验。从主体间,对象-关系的角度,把握孤忠的现实意义与形而上的逻辑结构。

(1)与奸臣的对立

蔡京、童贯是奸臣的典型,而刘逵孤身一人与其抗争是反奸臣的典型。刘逵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承袭儒教传统教旨,承担作为士大夫的道义操守。丘园在描绘刘逵遭遇的过程中,设立了两种语境:沉默不语的集体语境与声嘶力竭的私人语境。集体语境是士大夫阶层一致的话语系统和行为范式:无力战胜奸臣,便隐而自保。纵使有反对树立党人碑的意愿与诉求,朝中宦官亦难有行动。“如此是非颠倒,忠佞不分,成何国体?成何世界?好笑那满朝臣子,一个个隐恶不言。”(第三出)处于集体语境中的士大夫有着一致的愤懑,有着一致的不平,但愤懑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抗争,是可悲的。但这种可悲的意义在于反衬刘逵行动的有力。私人语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敢说,敢于表达,敢于争取。私人语境对集体语境的反拨,预示了集体语境下抽离出来的独特个人身份,及其被放大渲染了的高尚操守。而有效的指涉,沉落为诤谏行动带来的结果,无需考虑它的果效。

有意强化厄运模式的共鸣形态,使受众情绪随着刘逵下监株连达到高潮。情绪狂欢的背后,暗含了这样的原则:“忠”在主人公的顺境中难以达成,离开由此带来的戕害,“忠”所引起的共鸣将难以为继。不去强调“忠”的主张,而关心因“忠”而发生的不幸。“忠”在添置的苦难处得到彰显。这份责任,只能由个体独自承担。只有“孤立”,才能强化这一道德体验。“满朝中狐鼠为群,怎容那孤鸿凤友?”(第三出)刘逵愈孤独,才愈能表现他的忠。“忠”是非利我主义的,不以尽“忠”者的实际利益为依托,宣扬了一种道德至上论的超脱。

仅就刘逵抗争的技巧而言,他的忠是一种“愚忠”,是非智的。奸臣以其毁灭性的力量,钳制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刘逵的女儿、女婿都难以幸免。刘丽娟在第三出【榴花泣】中唱到“只怕势成投鼠定招尤,枉自忠肝赤胆,空付与东流。”刘逵亦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却不甘等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有太监的苦苦劝说(“任你嘔肺腑,谅没有回天之日了”),刘逵不为所动,反倒视死如归(“再休提君志潛埋,衣冠士须进臣礼”)。决心赴死的浩然正气,成全了他的忠。但正如太监所言:“我想蔡京正在煊赫之际,那刘逵乃一注之水,焉灭得巨薪之火?此揭一进,刘逵必竟抄没无疑。可惜朝堂之上,从此再无人敢言矣,岂不可叹?”(第五出)。从目的论的角度看,赢得“党人碑”的胜利不再是最高追求,它的次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受众对他绝对的“忠”的怀疑。

(2)面向皇权

刘逵的孤忠,源自对主体操守的坚持与对个体身份的确认。“忠君”不作为最高的信仰规范,不是信仰的全部内容。他接受的教化系统,早于他的所有义举。他的“生成刚介性子,全不以祸福介意”,不是先验的,是在社会儒化过程中逐渐养成的。所以,在第三出当他吟唱

【山花子】籲昏莫展回天手,忠言逆耳难投。恨奸雄毒如虎彪,坏纲常疚如仇。党人碑贤良罄收,冠裳尽列名教休,空招千载百世羞。谁向汪澜,砥柱中流?

受众窥见了他行为的必然。磨难的存在,似乎正是他乐于看到的。如果刘逵不这样做,他就难以确认自我。刘逵语义下,自我的核心内涵,包含了忠君的全部意义。他不是在实践某种操守,而是在践行自我。他的决心“我刘远既列朝班,岂能默默?我拼将此身,与一百二十人洗涤冤仇,未为不可。”明明可昭。他更远大的抱负实则是想像那一百二十人一般,成为理想中的贤者。即使“身殁葬丘,还只虑皇纲解纽带。”(第三出)。

君的存在,确保他通向理想的彼岸。当忠君对象被预设后,形而上的寄托成为他唯一的追求。由此带来的结果无需考虑,因为自我是一切是非判断的标尺,他对所接受的教育充满信心,主体判定为真的决定成为一切行为的核心与出发点。任何的现实意义被重估,只在士大夫视域下,才变得合理、当然,且值得追求。面对女儿的劝退,他只道“隐忍退避,岂臣子之所为?”

所以,与其说刘逵向帝王尽忠,毋宁说他对自己接受的教育负责,向自己尽忠。对纲常崩坏、奸佞当道的担忧,是立志成为中流砥柱的前提。潜意识下的倾向性设立,完成了个体的理想追求:把握和研究自己,是值得的,且是唯一值得的。

2.私人化情感——友情与亲情的传递

私人化情感的穿插,丰富了文本的情感世界,拓展了文本的主题内涵。

(1)友情与侠义

丘园对傅人龙与谢廷玉的友谊着墨颇多。他们之间的相交极其偶然而又戏剧性。傅人龙“要寻个有义气的汉子与他契结同胞,生死相许。”奈何苦寻不得。却在凌烟寺,无意中听到谢廷玉诉告冥王,赋诗一首,决意与其同结金兰。二人可谓萍水相逢,却在初次见面后,结义金兰。谢廷玉流离在外,傅人龙慷慨收留;谢廷玉收押在监,傅人龙设计骗了令箭,将其救出;躲避搜捕时,杀掉追捕之人,等等。“我傅人龙天涯游荡,要寻知己,以托死生。不想得遇越水谢生,情投意合,方遂我愿,舒放襟怀。”

结义背后暗含着侠义情怀。丘园所要呈现的奸臣专权的世界是以党人碑作为特定标识的世界。党人碑的符号化表达,给了侠义情怀得以施展的现实空间。谢廷玉的砸碑行为是自觉的,是源自内心的不平而做出的义举。“是那个把公评一旦儿多抹倒,这一座党人碑分明是坑儒窑,可不是坏国根苗!……石碑,石碑,你须受我谢相公打几下者”(第七出)。而为知己的赴汤蹈火(第九出“他如今落于虎穴,我若不去救他,非为大丈夫也”),则成为傅人龙行为逻辑的出发点。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受到惩罚(躲避缉拿),但并未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不受法律约束的情义世界,成为受众可以接受的理想乌托邦。法律并非被取消,而是被悬置,司法机器与暴力机器,不再具有约束力。傅谢二人代表了侠义的力量,代表了民众最广泛的声音,故此总能逢凶化吉,总能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受众乐于看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兄弟情义,其中蕴藏了对现实的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所以才会在听闻谢廷玉砸碑后而高呼其为“豪杰,豪杰!大豪之杰而无比者”(第九出)。傅谢二人行为的侠义化基于结义金兰的兄弟情义,而又在民众普遍情绪表达中获得全新的理想意义。情义与侠义的书写,丰富了文本的主题蕴藉。

(2)亲情

父女亲情的设立,并非孤立存在。它的意义,附着在突出“孤忠”影响的背景下。父女离别与刘丽娟遭受的苦难,侧面烘托“孤忠”的后果。假设情亲缺失了或者进一步淡化,它的影响则是“孤忠”代价的下降。而代价愈大,引起的情感共鸣愈多,对主题的渲染烘托愈强烈。

具体而言,刘丽娟在家等父亲的心情是“愁多消翠黛,欢少懒拾针。”(第三出)女儿盼父归家,如此焦虑不安。对父亲的担忧占据了女儿的内心,以至她无心它事,连针这般轻的事物,也染上了沉重的情愫,难以拾掇。女儿反常的行为,加深了氛围的凝重。在面对权奸当道的朝廷时,她劝父亲应“恬退为上”。作女儿的终究是“孤怯怯风逐如狂絮,影悠悠水上如萍芰,喉哽咽思欲醉”,令人不忍卒读。“你暂迟迟却了胭脂腻,暂除却了钗钿珮”(第五出)又是满含作为父亲不能给予女儿美好生活的忧伤与无奈。一曲【越恁好】

只得粉抛脂弃,了粧台且自离。吉凶未审,天涯里何处寄棲身?生离死

别在须臾,珠残玉毁。你眼儿里须谨奸和细,你口儿里须软言和气。

使得父女分别时的不舍与辛酸跃然纸上。之前的不舍与困厄,为之后的重逢做了情感上的铺垫。受众在大团圆的祥和氛围中获得满足性的审美愉悦。

3.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营构

丘园的作品明显地呈现出由案头向舞台回归、由文人向民间回归的总趋势,显示出写意性削弱和写实性加强的特征。[8]回归舞台与现实性的增强,表达作者对社会状况的关照。这种关照直击人性阴暗面,并有意塑造某种光明正面的形象,使受众获得心理补偿,同时无形中完成道德教化的功能。《党人碑》的众多场景,有意无意的诸多对比,或是世态炎凉,或是善良正义,都有所指涉,有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揭露,有寄寓个人美好的理想诉求。

对刘琴儿入宫为奴的描写着实生动。长信宫宫女谋划道:“昨日圣上发下一个宫女,说是什么刘侍郎的女儿。他是个宦家之子,必然多带些使用进来的。我和你要他些见面钱,若是有钱,大家把那些衣服均分均分;若是没有,都要叫他一个人洗了。”见无钱,便说:“近日太后娘娘发下许多衣服在此,着令近日多要洗完,不可有误。”宫女不会体谅刘琴儿的悲惨遭遇,相反,还试图因为她的身份而讹诈她一番。宫女扭曲的人性写照,宫闱内人际关系的冷漠,一句“你我前世不敬丈夫,罚在深宫孤单独宿,受此凄惨之报”(第十七出)便道出了宫女的全部心酸:是源自封闭环境的压抑与上升无望的心理重负。

而刘琴儿是理想的善良人格的化身。刘丽娟暂住她家,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甚至将自己的背心让于她。而当自己被捕后,在监牢里与刘逵相遇,却说道:“小奴那时不知分晓,误捉到此。我想老爷姓刘,小奴也姓刘,念小姐金闺弱质,正堪指鹿为马;奴是村户蒲姿,何妨以李代桃?”(第十六出)任何普通人在那样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平,都会有怨言。选择欣然接受,并能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是不多见的。而正是这种不多见与牺牲的精神,才将平民百姓的高尚品质高扬,树立了人性光辉的榜样。

安石匠的引入,导出作者可能性的去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奈镌刻党人碑,之后选择放弃这门手艺,而归隐修行。道德律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依然有效,普通人依然会因为违背道德判断对自我做出惩戒。这个普通人身上的不普通的决定,树立了坚实的理想高标:有违天良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对戏曲文本的解读,适用一般的文学分析方法。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始终遵循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内在逻辑。立足故事发展的整体脉络,结合戏曲独特的艺术要求与范式,并从中归纳出专业的戏曲表演形式,成为研究《党人碑》文本的关键所在。

1.文本结构与叙事线索

《党人碑》共计三十出,前后两出散佚。由余下二十六出推断,第一出“家门”应由副末开场介绍故事,第二出当是叙述谢廷玉进京应试之事,最后两出则是大团圆之类的情节[9]。该剧改编自《宋史·刘逵传》,剧中人物刘逵与史书记载颇不相符,实则是借宋徽宗时造党人碑一事,影射明熹宗时魏忠贤等人立东林党碑,批评明末的社会政治现实。

该剧主要篇幅围绕“党人碑”展开,之后着重于剿灭田虎一事。故事虽呈网状结构,支线颇多,但无枝蔓之感。“党人碑”不仅发挥了题眼的作用,还串联起各分支故事。剧情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户部侍郎刘逵联络六部六卿,诤谏“党人碑”。奏本既上,全家被拿,唯女儿刘丽娟在内监段笏协助下逃脱。

(2)刘逵之未婚女婿谢廷玉因砸碑被捕。结义兄弟傅人龙设计骗得令箭,救出谢廷玉。捕快在追捕傅谢二人时,在东岳庙被傅人龙所杀。相士刘铁嘴为他们谋划,令其换上捕快衣服逃出城去。

(3)刘铁嘴返回家中,恰遇刘丽娟病投他家。他见悬赏五百两银捉拿刘丽娟的榜文后,即去告密,且引军士至家。机缘巧合,反将刘铁嘴的女儿刘琴儿抓了去。此时河北田虎占山为王,闻刘铁嘴打笤灵验,绑架他至山寨,逼他担任军师。

(4)太监段笏为救刘逵女儿,以太后名义把刘丽娟(实为刘琴儿)发配浣衣局。随后,太后通过刘琴儿知道了党人碑事件,下旨救下即将行刑的刘逵。后宋徽宗私访民情,分辨忠奸,罢免蔡京,起用刘逵为兵部侍郎,领兵征讨田虎。

(5)刘逵征讨田虎,被刘铁嘴连破三计,兵败至青霞观,巧遇傅谢二人,在二人和青霞道人的帮助下,擒住刘铁嘴。随即,刘铁嘴将功赎罪,献计擒拿田虎。最后在封赏团圆中结束故事。

情节发展图

2.戏曲元素——偶然性的使用

“无巧不成书”,偶然性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戏剧性,是戏剧的根本。人物在巧合偶然性的驱使下联结,剧情被巧合推动,尔后向前发展。它一方面引起受众的欣赏兴趣,另一方面又使故事主旨得以呈现。但偶然性的误用,甚至滥用,则有可能与戏剧本意背道而驰。在这方面,《党人碑》处理得有些过犹不及,甚至损害了它的戏剧性。丘园沉湎于神秘主义的漩涡,使得自然神秘论的色调铺满全剧。丘园试图消解这种神秘力量:“打笤打笤,说来一场好笑。跌下两片竹根,口中一味乱道,不想事事有验,果然桩桩凑巧。”(第二十三出)但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当情节的偶然性超出归之于巧合的可能性,神秘主义在意象模式中的某种延展就成为凌驾全剧之上的隐秘力量。

模式作为某种功能性框架,隐含了对常态的认同和对规范的确定。借助核心意象暗示人物命运,成为传奇的基本意象模式。所有的行动都处于命定的循环中。纵然当事者知晓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躲避,只能循着笤解亦步亦趋。在神秘力量的笼罩下,个体丧失独立人格,或者说是丧失了行动的可能性。偶然性本身反过来伤害人物行动的可能性。当偶然情节成为必然事件,能动主体的能动性必然缺失,随之而来的是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刘铁嘴的笤词:“朱雀若开口,醉里胆如斗,祸向石边生,雁行远聚首。”(第四出)指出了未来的走向。受众先是怀疑,而当事实逐渐进入时间序列,受众的理性判断被架空,剧情发展的唯一合法性就变成了预言的真实有效性。第四出刘铁嘴唱一曲【小桃红】

这两句你自省,久已后终须应。雁行聚首天机定,尊前有酒休酩酊,登山过岭须牢撑,不提防免不得遇石跌生。

已经不单是某种警告这么简单,而是在宣扬“天机定”这样的宿命观。而如果考察刘铁嘴在田虎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更愈发匪夷所思。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军师刘铁嘴,竟然能凭借打笤,连战连捷,荒唐无比。战争成为神秘力量的附庸,取消残酷性与个人计谋的战争,其象征性大于现实性。吊诡之处在于,当事事问笤的意向性行动支撑全剧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力量被侵蚀。余下的,只是在既定情境的框定中打转,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其深刻性在神秘主义力量的延展中,逐渐丧失其特定的格调。

如果破除神秘力量的作用,笤的预言与应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应验的真正含义基于解释,主观人为的解释,促成了这种可能。这种符合,代表了集体无意识中的潜在冲动,旨在通过对心理认知与实际结果的确认,达成妥协。妥协的结果也就是所言的应验。戏曲冲突建构的内在艺术要求,允许偶然性,甚至鼓励偶然性,但无法成为其合理化阐释的背景。当意象模式被滥用,脱离它的现实要求,受众就可能缺乏公正的认知与判断。

3.“道破”术语浅析

仅就文本看,故事中充满许多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表述,限定文本的解读,将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读。如此,便必然地要求考虑戏曲在表演过程中的实际要求,这也是这些悖论得以解释的关键。

如童贯登场时的自白,完全是以批判者的口吻来介绍自己。“献拔弄才,为圣天子之股肱;胁肩謟笑,称蔡太师之爪牙。公道付于江洋,忌刻行之海宇。一味守禄保位,那知弊法殃民;只为利己肥家,谁顾骂名遗臭?”如第八出蔡京的自白:“立法殃民,蹈荆公之前辙;专权罔上,步惠卿之后尘。天子以我作股肱,我以庶人作犬马。”“所谓只论不仁在我,谁怜公道在人。”又如刘丽娟逃亡在外。乳母将其遭遇对陌生人和盘托出“为桩庭谏议,有犯权奸。”“朝廷法责避刑陷,逃生无处容卑贱。”(第十一出)完全没有考虑到由此带来的风险。

以上种种,都是基于“道破”这种专业表现手段。在讲明人物身世、故事情节等内容的时候,道出说破。主要目的是令观众明白人物关系、情节流程,符合戏曲场上叙事的需要。童贯与蔡京登场后,要求受众能尽快地了解人物性格、背景、身份,以便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剧情的发展变化。“道破”是以牺牲一定客观性为代价,以此来拉近受众与表演者的距离的专业表演手段。

4.典型人物——刘铁嘴

在丘园塑造的众多人物类型中,模式化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他们的性格、身份、特质都具有单一的特点:如奸臣蔡京只有奸诈欺凌的一面,刘逵只有赤子忠心的一面。而刘铁嘴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例外。他的平民化语言,狡黠的性格,他的机智灵活,成为全剧塑造的最为丰富饱满的角色。他不是道德楷模,他的平易近人在于真实,在于他属于普通人中的一员。而从戏剧角度看,刘铁嘴扮演的丑角在活跃气氛,引起笑料方面又是成功的。

(1)从心态、性格、语言等维度分析人物形象

刘铁嘴整日无所事事,靠打笤赚几个酒钱,神神叨叨,故弄玄虚。来自社会下层,话语的平民气息亦愈发强烈。比如他骂谢廷玉冤枉自己时:“住了,你掉了你娘的精魂了!”之后傅谢二人请他再打一笤时:“阿呀,我的老爷,我是再打不起的了!”(第四出)又比如傅谢二人杀了追捕的人后,刘铁嘴说道:“放屁,放屁!我怎么叫你杀起人来?”这些话语的措辞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正体现他性格的直率。戏剧本身就是下里巴人的艺术,受众身份决定了语言接受的层次。这也是丘园在使案头剧走向舞台所做的尝试与努力,努力让人物身份贴近普通群众,又使情节设置贴近日常生活。对生活现实做最简单的还原,保证了戏曲-生活的高度一致。

他的小市民身份,意味着他的势利是顺理成章的。如刘丽娟逃难到他家,他从早先的接受,到后面的埋怨,体现的正是小市民的日常心理。“我里个老阿妈亦勿知死活,留个什逃难女客来屋里,是什么刘侍郎的小姐,住在家里就像吃孙子的一般。我这样生意,可是多得两个人吃饭的?哎,这是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抱怨不说,还想到要告发她,妄图打捞一笔。“不如竟自去出首,我去交两个差人来捉了去,又免了是非,又得五百两银子,我一时就发迹起来哉,还要跌这个牢笤?”(第十二出)唯利是图的算计,可以让他因为五百两银子,而出卖自己的良心。而当他成为田虎的军师,吃穿不愁后,却又怀念起自己过去的小日子,无需胆战心惊度日,安安逸逸地过生活。“我刘铁嘴好端端坐在家里,出门嚼嚼蛆,赚几个铜钱,买呷黄汤吃醉了过日脚,何等快活。……如今虽然做了什么军师,吃用都是有的。单单只是惊吓大。”在第二十三出他吟唱的【点绛唇】,让受众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心境。

你本是俗村郎,怎做得貔貅将相?听了这军声莽,好叫俺暗地心慌,又不知何处兵和将?

同时,他的机敏、善于审时度势,又是符合小市民身份的。当他被刘逵所擒,理所当然应被惩处,他却善用机会,建立关系,说道:“你遭籍没之祸,你的女儿反是我老婆养在家里,我的女儿替你的女儿入官杀害,如今又要杀我,可不是忘恩负义么?”(第二十六出)全然不提自己如何告发刘逵之女,却单表自己的恩情。

(2)丑角形象的戏剧功能性分析

刘铁嘴以丑角的身份亮相,产生了良好的喜剧效果。喜剧效果的产生与语义、语境、语用、语音、修辞手法等有关。丑角的插科打诨,常常以滑稽的语言、动作穿插于剧情发展之中,成为构建喜剧性情境的一种重要手段。

如刘铁嘴的言辞常常是漏洞百出。如解笤时,将“白虎爻动”说成“白狗爻动”,将“五官斩六将”说成“五官斩七将”。又比如“谢不敢指望,少吃两个嘴巴就够了。”(第四出)容易引起听者发笑。而他与店小二的对话,因着十二个铜钱就想吃夜饭“竟是粥便罢哉。”“少放两粒粥糝,竟是引汤,呷子两口,何使得?”(第九出)也是充满了趣味。

官兵来捉拿刘丽娟。官兵问“这可是刘氏么?”刘铁嘴妻女答道“我们正是刘氏。”误会。刘铁嘴说“抢了人家女儿,与你什么相干?横天倒地介哭起来!”老旦“啐!你的眼睛珠子多瞎了么?是琴儿抢去了,什么别人家的女儿?”。(第十三出)一个糊里糊涂,自作聪明的丑角形象立时生动许多。也为这出严肃的反映政治现实的传奇,增添了些许诙谐色彩。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刘铁嘴人物的存在,又起到串联整个故事的作用。他的出现,带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他发生关系。所以,在特定意义上,丑角的作用被放大了。人物关系、剧情发展都离不开丑角在其中的润滑、关联作用。

作为丘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党人碑》的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力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但文本中呈现的瑕疵不应被忽视。矛盾冲突刻画方面稍显孱弱。首先,对蔡京的奸诈渲染不够。单凭立党人碑一事,不足以说明蔡京如何专权。其次,刘逵的正面反抗斗争太少。发动六部诤谏,然后被下监的情节,略显简单。重点情节的丰富与次要情节的删减(如征讨田虎实属次要情节),人物刻画就会更加饱满,会显得更有艺术张力。而其中不合日常生活逻辑之处亦有待考察。如宋徽宗“暗查人心公论,便知端的。”仅仅基于粗浅民意而做出的政治决策,对蔡京做出的惩治未免随意。丘园在刻画宋徽宗形象时,为贤君明主留出余地,以期通过个人的觉醒,来达成对正义的诉求。这种偶然性的评判标准,无形之中使“忠”寄托在执政者的心血来潮,是不特定的,随机的。执政者的心意难以揣度,任何离开特定语境的描写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

总而言之,结合《党人碑》呈现的部分问题,可以更好地考察其艺术价值。苏州派作为一个继明代中叶产生的临川派与吴江派以后,在曲坛上新崛起的一个戏曲创作流派,给明末清初的曲坛带来新的气象[10],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对丘园作品置于该流派背景下的考察,将有助于还原苏州派的主张与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 官桂铨. 丘园的曲目及生卒年考[J]. 文献. 1983(01).

[2]陆萼庭. 昆剧演出史稿[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

[3] 苏宁. 李玉和《清忠谱》[M]. 中华书局1980.

[4] 吴新雷. 试论李玉的代表作《清忠谱》[J]. 文学遗产. 1982(04).

[5] 张庚. 中国戏曲通史[M]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9.

[6] 邱园、叶稚斐撰. 张树英、吴书荫校 党人碑琥珀匙[M]. 中华书局. 1988.12.

[7] 康保成. 丘园评传[J]. 艺术百家. 1991(02).

[8] 顾聆森. 论丘园的全本传世传奇[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

[9] 康保成. 苏州派剧作的语言[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02).

[10]顾乐真. 李玉和苏州派的戏剧主张[J]. 江苏师院学报. 1981(02).

[11]俞为民. 李玉和苏州派的戏曲创作——江苏古代戏曲家研究之五[J]. 艺术百家. 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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