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评价人数不足

“成敗”張之洞及其湖北教改

bitterlemon
2018-04-28 21:41:05

本文作者認為湖北的新教育改革是成功且值得肯定的,並將教育改革之成功首先歸因於政治領導人的因素,即張之洞從中的作為。首先,作者認為張氏有見識,能不斷求變,重視教育,雖然幼年時代的社會環境使他孕育出經世致用的思想,但是在西方的事務與知識這一方面的見識也經歷過貧乏到逐漸了解、再深入的過程。張氏也是傳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能夠形成西學、實用,求變的教育思想和他於清廷從政不同階段的經歷相關,例如張氏尚未出任封疆大臣時,也就尚無幕府洋務人才之助,而這些人才又多是湖北新教育中的師資力量。對此,在閱讀中也可發現,張氏也有好學公允的一面,最開始與傳教士李提摩太接觸,意見並不相投,但是願意閱讀李氏的書,了解其思想,並且可以改變對其原有的印象,在教育改革過程中,知人善用也是關鍵能力,尤其是在為各個新式學堂聘任中外教習,以及設立學務處時對行政人員的任用。但是張氏本人對西學知識的了解程度到底是怎樣的程度,從文中看來則不夠清楚。

其次,張氏的教育思想和施政重點多因應內政與外交等時局的需要,如膠澳事件后,張氏主張教育上學習日本,且大幅度仿效西法,內政上其革新教育思想是為保中央政府、國家元氣與主權獨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張氏也隨著時局變化呈現出既希望改革,又恐引起麻煩的矛盾心態,例如當新政運動等外部原因擾動他的教育計畫,或新舊勢力激烈衝突,發現政府的權威及社會傳統秩序受到挑戰時,又或者學生滋生事端,張氏都常常變得保守,採取對學生施以嚴厲思想控制措施。又如,通令官銷維新派的《時務報》,卻又令書院學堂的學生去閱讀,中學的“正統主義”與西學之“實用主義”難以調和的矛盾,通過張氏的這些舉措一一體現。與此同時,從文中亦相應地可以見到,張氏的新教育思想中濃烈的實用主義色彩,比如改自強學堂為專門培養翻譯人才的場所,設立武備學堂是為培養陸軍幹部,設立工藝學堂與農務學堂,是為培養工農專業人才;在學科的教習身上和學習內容中,也能看到他十分重視學科的應用之利,例如地理重視測繪能力這項學科實用價值,方言學堂開設英法俄德日語言課,目標為培養學生直接閱讀各國著作之能力,且多有學堂附設於各類工廠之中,以及武備學堂中教材缺少介紹各種理論方法的書,但武器配備則較為充實。

復次,張氏十分重視新式教育中的師範教育及師資作用,作者將其實施正確的師資政策歸納為湖北教育改革成功的另一因素。張氏在幼年接受教育階段,共換過十三位教師,在師資方面也可算是有所“見識”,這樣的經歷可能是影響他看重教習的因素之一。此外,張氏十分重視留學,大量教育經費投入當中,而從師資角度來看,留學也是為了當國內師資出現困難問題時儲備力量,正如在水陸師學堂的洋務人才中看到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

對於張之洞興辦新式教育,作者提出的另一觀點是,其“中體西用”的思想理論在推行教育計劃的實際應用上存在偏差,認為以往對張氏及其教育改革的研究多集中於其思想,但在研究張之洞的思想時,應“不要單看他的理論,還應該看他的實際。這中間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所謂偏差,例如在農務學堂所授的課程內容中多是農科專門知識,國文與史地課程不佔重要地位;形成學制體系,擬定及頒布課程與教材時,對中學與西學的教材有不同的處理,舊學偏重經書倫理,未定使用範圍,而西學教材則不斷增加與分級化,使學生易於吸收新知識。足見所謂中學為體,這時已更像是在社會失序、學生滋事時習慣拿來一用的思想控制工具,更何況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長的學生們,其思想只會越來越進步與開化,當學堂中不斷有學生參加學潮與革命運動,以及在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教育因經費拮据陷入停滯與紊亂,學界因此轉向革命時,都可從中發覺正統中學作為管控工具這一方便法門更加只是虛有其表。但從學堂的課程安排上看,雖然有如自強學堂一般,是日常主修西學,只在晨間、休息,或體操課結束后輔助學習中學經典,但似乎也有反例,在專門教育中開設的醫學堂,則是先教中國醫理、生理及理化諸科,後教西方醫學,是否因為醫科本身重於實際操作,中醫在實作特性方面較其它正統中學突出,因此找回“自信”規定學生先修?老師的解答是,中醫在當時已成體系,可直接應用教學。

湖北新教育的改革過程中,張之洞所出現的矛盾心態,以及“中體西用”的思想理論與實踐應用上的距離,所產生的結果也同樣反映在當時社會的政治時局上,一方面,張氏雖曾一度心儀西方民主政治,但因為與其尊君衛道的專制思想不能相容,他號召對西方的效仿只能止步於制度層面;另一方面,張氏本慾為挽救滿清政府之厄運,培養保國建國專才,結果學成的大量人才紛紛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當中,成為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與北洋政府中的有生力量。可見張之洞雖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亦有其個人之局限,種因未得其果,只能被晚清腐朽制度推著走向另一個結局,看似沒有成功,“但從中國民族的發展前途看,他確有很大的貢獻”。

在作者論述中,“很大的貢獻”意指張之洞力求教育現代化的貢獻不限於湖北,他對全國性之書院改革、留學政策、科舉割廢與學制建立,亦有貢獻,其新教育是由點(湖北)及面(全國)的開展與推廣。而在湖北新教育的推廣這部分,也因張氏對師範教育的重視,“顯然向師範與小學的方向發展”,湖北師範教育後已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並為初等教育奠定了基礎。張氏企圖迅速普及初等教育與推廣實業教育,但論及中等教育,作者則指出是“顯然受到張之洞政策性的抑制”在經費的使用安排上也寫明“中學堂,因遭到張氏政策性的抑制,屈居第四位”,但張之洞壓抑中等教育發展的原因為何?作者並未清楚解釋。

課上老師的解答是,在經費有限的條件下,教改首先認定重要的教育階段是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中等教育的師資是要考高等教育培養所得,在當時,初等教育的師資幾乎是馬上培養出來的學生馬上成為下一批學堂新生的老師,所以經費必然先於中等教育而流到高等和初等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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