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自传 容闳自传 7.9分

容閎與留美幼童

bitterlemon
2018-04-28 看过

《中國幼童留美史》的作者對容閎的介紹是“第一個完全擺脫中國舊有社會範疇,而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國人”,是“現代化的拓荒者”,容閎的一生“反映了中國古老孔教傳統,邁向現代化的蛻變過程”。但一個人要組成關係才更能看出一個人,容閎雖入美國籍,但“在外國人眼裡,容閎是個十足的中國人,是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這樣一個人回到想要報效的祖國,在中國政府和士大夫眼裡卻并不再將他單純當成是中國人,這就使得容閎“處在一種尷尬的位置上”。可以說,這種尷尬的位置就是近代中國在接觸與學習西方時,所秉持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態度在容閎身上投射出的一個縮影,“西化”為容閎帶來的個人資歷,在士大夫與高官眼中不過是一個“乃用其所長之意”,並不受到朝廷信任的人,他可能甚至比那些通過“異途”高升的士紳們都差一截,更不要說何走“正途”位及翰林的陳蘭彬等人能一般“識大體”,正如無論是出洋肄業局或是在外交事務上,他都只居於“副”位,以及“凡是認為必須是以‘中體西用’方式實行的事情,那麼是絕不會讓容閎一個人去做的”。

除了能在容閎身上看到“中體西用”的影子,也能預見他努力推行“出洋肄業局”之項目中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們的處境,容閎越洋學習以及歸來救國的經歷不僅是“首例”,其實也是“個例”,他所想要將此例推行出教育計畫成為的“慣例”之下的幼童面對的困境與尷尬實則更甚,因為計畫的推行必須經靠清廷的官員,在幼童留美經歷的細節上看,“西學”與“中體”之間的關係更多是“衝突”而非“調和”,且在主權逐步喪失的情況之下就更不消說是平等才能有的“交流”。那麼,發生在容閎個人身上的個例事件,放在留美幼童集體身上就更容易激化此種衝突。容閎在歸國初期也遇到漢語能力落差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他的教訓提醒是要讓幼童們學成回國能更早更快投入實務工作,因此需要留美時為他們附配中文教習,但在士大夫與“保守派”看來,漢語中文的學習是對“天地君親師”此種禮教的守本識體,更以幼童們中文課業的荒廢作為“忽視中學”的證據,使之成為撤銷出洋肄業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對待“中國幼童是否穿西裝”的問題也竟成為了容閎及陳蘭彬之間關於肄業局問題衝突的開始。

此外,留美幼童們在奉召返國後的遭遇也較容閎尷尬許多,不但得不到歡迎與接納,反而遭到冷漠與敵視之對待,甚至被“監禁”與“押送”。在之後的工作分發上,也因留美學習未能全部達成,除極少例子外,幼童們並未擢升到最高職位,多數有可能成為工程師的最終只做一名技師,加上“中國官僚集團是不愿以平等地位來接受他們的,反而苦心蓄意把他們壓在九品之下”。更諷刺的是,民國成立后,他們又因在清廷政府中工作有年,被打上“滿清遺老”的烙印,“本應由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們享有的領導地位及職務”,終被民國後培養的大批新的留學生取而代之,足見時代予之不公平。可見,個人的奮發圖強與精英階層中的個體反抗是一回事,集體的明智覺醒與開化是另外一碼事,後者需要前者的號召與引領,但是後者更牽扯著根植於時代中頑固的民族意識形態,晚清中國在現代化“西學”面前並非是自信與謙卑的,晚清的破敗與腐朽所樹立的“中體”更多的是在隱藏盲目自大之下的自卑。

如果說在中國出洋肄業局的計畫中,光譜的兩端是容閎和留美幼童們是“不受信任”的“西學”一方,陳蘭彬和吳子登等“中體”翰林出身的士大夫背後是“不信任”“西學”的清廷一方,那麼晚清的官吏名臣們,例如兩本書中提到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位置則值得注意與思考。一方面,他們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策決定者,“積極開創和努力推進留學事業的,不是清廷”,是他們這一批“開明的漢族洋務大臣”。晚清的中國,沿海各省總督已建立兵工廠、船廠,期使中國有自衛力量,這些措施全賴總督的後繼者能否支持不懈,也“正是有他們的支持和贊助,容閎的留學計劃才得以施行”,留美學習者出國前後都只是位卑職低的人物,但這些人物一其實也是洋務大臣的構想之執行者,須得他們的支持才能有機會赴美留學,留學返國後又能展其所學。

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受到清廷以及士大夫階層的牽制與壓抑,常常動搖。例如在陳蘭彬提出要撤銷肄業局期滿回國時,李鴻章認為“維實無可接管此事之人”,即便“含蓄地向總理衙門建議可讓容閎接管留學生,清廷也根本不予以考慮索性要召回留學生,可見“李鴻章雖然是清廷中舉足輕重的大臣,但實質上,他又只不過是清朝廷的一個極為馴服恭順的弱小臣子而已”,他的態度“確實左右著肄業局的命運,但肄業局的命運又不是他能決定了的”。同時,“中體西用”的思想在這些大臣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左右著他們的決策,曾國藩雖同意了容閎派幼童出洋的計畫,但“對容閎等擬定的留學期限有所顧慮,認為為時過久,經費也甚巨”,而李鴻章也“幾乎對陳蘭彬、吳子登這些官階比他低得多的老翰林毫無辦法”,同樣礙於守舊勢力以經費開銷為藉口所施加的壓力在“態度上出現動搖”,“實質上就是不敢得罪那些以翰林為中心的中國士大夫階層”。同時,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洋務視野的發展,加上政治官場的爭鬥,官僚腐敗現象之嚴重,洋務大臣們的觀念也在不斷髮生變化,“自強”的目標由重點在“求強”逐步轉向“求富”。

美國在整個中國幼童出洋計畫中扮演的角色也應當注意,“蒲安臣條約”一度令當時的中國對美國抱有較為友好的幻想,但美方後又單方面修改或廢除了條約中雙邊互惠的條款,令中國政府的信心大打折。19世紀西方新文明“唯物”、“動態”,“侵略”的特征,與当时“唯心”、“靜態”而“循序”發展的古文明中国形成著多少矛盾衝突的局面,“中學”與“西學”在此局面之下根本已經無法談得上交流與調和。“中體西用”對衝突雙方來說都不過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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