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夢為魚而沒於淵
2018-04-28 04:28:27

政治文化涉及的是人们对重要政治议题的态度和倾向,比如,如何看待国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洛克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有趣的是,张先生也认为“在心理上中国人认政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教训:“如果政府要雷厉风行地做事,老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处,而且要受许多无谓的骚扰。”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一以贯之的是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最高的政治理想则是“政简刑清”,而政府最大的使命是保境安民。这番分析不可不为精辟,而这种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形成许多恶果,最重要的就是普通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几千年民众政治参与极弱,中国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皇帝和一群士大夫们的独角戏。张先生说:“中国在二千余年的专制局面下,人民素无政治兴趣。‘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的心理是一种消极同意的心理”。所谓“消极同意”也就是不反抗,顺从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就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中“臣民文化”的概念,而“臣民文化”的直接表现是政治上比较消极,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无力影响政治

...
显示全文

政治文化涉及的是人们对重要政治议题的态度和倾向,比如,如何看待国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洛克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有趣的是,张先生也认为“在心理上中国人认政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教训:“如果政府要雷厉风行地做事,老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处,而且要受许多无谓的骚扰。”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一以贯之的是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最高的政治理想则是“政简刑清”,而政府最大的使命是保境安民。这番分析不可不为精辟,而这种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形成许多恶果,最重要的就是普通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几千年民众政治参与极弱,中国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皇帝和一群士大夫们的独角戏。张先生说:“中国在二千余年的专制局面下,人民素无政治兴趣。‘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的心理是一种消极同意的心理”。所谓“消极同意”也就是不反抗,顺从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就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中“臣民文化”的概念,而“臣民文化”的直接表现是政治上比较消极,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无力影响政治,也就更具有服从权威的意识。这种政治上的无力感带来的是对国家利益的淡漠,张先生无不深刻地总结道:“大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总觉得揩国家的油并不算了不起的罪恶,甚至于对于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们发生无限的羡慕与钦佩”。这种文化一直具有很强生命力,八十年代盛行的“官倒”,侵害国家公众利益谋私利,“官倒”反而令人艳羡的群体。张先生认为,一般来说,各国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都不大,但是中国人对政治的趣味更为薄脆,其原因一在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哲学,二在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实在太低,三在于中国人民太穷,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参加政治?把张先生在八十年前为中国政治文化作的病因分析放在今天看,不得不让人深思——今日的中国实现了诸如义务教育全覆盖、拥有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拥有世界第一博士群体等等辉煌的教育成就,再不会有八十年前大部分人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情况,而中国的经济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成为了八十年前的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经济强国。可为什么我们普通民众政治参与度还是很低?不要说基层民众对政治的漠然态度,中国一批著名高校的未来精英还在最严肃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把票投给“黄焖鸡米饭”,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对政治参与的冷淡。如果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都不成问题,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张先生所提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念恐怕还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组织中存在,民众不信任政府和国家,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同样也不信任民众,我们政府仿佛始终坚信“刁民”无处不在。张先生在1939年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民主政治”,“我们所注意者仅此一点: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惟有人民对于政治又积极的兴趣,然后统一的基础始能巩固”,我想张先生所说“统一的基础”即是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中所提出的“共识”,只有在人民中形成政治参与和对民主的共识,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民众对政治的兴趣。 当中国历史往近代推进,传统的消极政府则被积极政府所取代,出现了许多古代未有之问题。张先生概括为“职权分配”和“财务分配”问题。所谓职权问题的核心就是省与县的问题,“省政府以上级机关的地位事事要过问,县政府只是省政府的附庸,本身绝无自由处理任何政务的余地”导致省县的关系俨然是主仆的关系。而财力分配的问题的核心则是省于县的财务关系不合理,“所有固定的财源皆为省政府所占据,而县政府只有在省税附加或其他零星杂捐上做打算。”虽然张先生论述的是国民政府时期,但是这两个问题放在今天看仍然具有极大的洞察力。不过,与民国时期出现的县政府是省政府的附庸不同的是,今日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县政府是市政府的附庸,往往地级市形成资源黑洞,截流下面各个县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拉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张先生认为应该合理划分省县职权,扩大县的自由,以达到“各省各县能有平均的发展,并且省县政府可以养成自动处理政务的精神,而收因地制宜的效能”,这与我们2002年启动的“省管县”改革的思路竟不谋而合。张先生认为合理的财力分配是合理的职权划分的基础,解决合理财力分配是核心和关键所在,要让“县有独立固定的财源,具富有弹性的收入制度,以便自由适应一县的支出。”在地方债务不断增长,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的今天,这些闪光的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分税制改革掏空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政府的财政,虽然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颇大,但是高一级政府有驱动截留本应用于低一级政府的收入,来提供本级政府的所需的公共品支出,基层政府往往入不敷出,不得已大规模举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风险很可能超过我们想象。目前我们已经在做张先生所说的为地方政府“开源”的改革措施,即是当下大热的房产税改革,其改革的逻辑就像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任超教授所言“韭菜割完一茬还有一茬”,根本目的是为了形成一项“富有弹性的收入制度”,在土地财政难以维继的情况下为地方形成稳定的财源。而张纯如先生的洞见之深,可见一斑。 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中用一章来专门讨论政治积极分子与政体稳定的关系,可见一国内政治积极分子对一国政体的巨大作用。作为中国政治兴趣最浓厚、政治上最积极的群体——士大夫阶级,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塑造,几乎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张纯如先生却对这个群体失望至极,对士大夫阶层的批判在本书中着墨最多,也最酣畅淋漓,可以说是“最精彩深刻的失望”了。张先生对士大夫这一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做了深刻的解剖,由于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文化,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导致知识分子的知识与实物不发生关系,知识阶层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而他们的政治兴趣与热情也不是像《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文化”那样为了改善公共治理,而是“盖政治是他们的利薮和不劳而获的捷径。”在张先生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天然虚伪,“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春播秋耨,手足胼胝;他们不能如工人那样的劳精苦骨,终日矻矻。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与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言行往往虚浮。这一虚浮就体现在士大夫好咬文嚼字,而作为中国政治的绝对主角,士大夫的这个偏好遂蔚然成为举国政治风气。崇拜文字本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把文字看成万能却导致了极大的流弊,此处张先生的对此种文字崇拜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其一曰口号标语政治。其二曰文字代表行为,“言论乃实行的终点”。其三曰重视名词,“以为有名词就有了实质”。此三点无不让人感同身受。窃以为在今日尤甚,每一届领袖都有主义、思想、理论,都要写入宪法,以至于宪法因为“政策性修改”而权威降低。中国知识分子爱创造名词也是一大传统和风气。特别是国内“中国模式派”某些学者尤爱创造新名词、新概念,却难自圆其说。而文字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惟有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张先生这一精彩绝伦的洞见与后来埃里克·霍弗的著名判断互相契合即“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可见这种毛病是世界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张先生认为“欧美各国国民知识高,且有政治训练,反对党尽可以唱其高调,国民不敢盲从”,然而,实际上近年来各国民粹主义政治风起云涌,中国却因为政策输入渠道对民众诉求回应低而不必受民粹主义拖累,倒十分有趣。张先生还认为士大夫好携私倾轧,王安石新政的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士大夫对其妒忌的心理,无聊文人很多议论“都是对于王安石个人的攻击,与他的政策毫无关系”,如此观之,我们今日舆论场的混乱背后还是士大夫携私倾轧的那一套,好拉山头,各说各话,争端看似以某种观念而起,实则只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而已。张先生对中国士大夫有四字评价“厚颜无耻”,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风气的弱点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点,而二千余年来中国政治的不健全大部分是由于士大夫阶级本身的不健全。对于政治风气的改进,张先生的一句话吾辈应奉为圭臬——“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中国政治二千年的更多书评

推荐中国政治二千年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正在热议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