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 台北人 8.9分

挑着留下没说的

无知的大肠杆菌
2018-04-27 21:29:15

这个月看的第一本书是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之所以放到这么后面才写,一是因为这本书我有太多话想说,也有太多疑问想去弄清楚,二是相比纽约客而言,台北人是我更有机会去接近的一个群体。

所谓的“台北人”,指的是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到台湾的一群人。这其中大略包含三个类型的人:一是政府部门;二是军队;三是大陆资本阶级。

《台北人》一书中所涉及的社会阶层很宽泛,高到政府高层军队将领,低到商人小贩夜场舞女,书名叫台北人,可这些人无一不是从大陆退去台北的大陆同胞,纵然阶级有着千差万别,从某种角度来说,却都是时代的放逐者,他们从叫嚣反抗再到最后漠然接受时代赋予他们的沉重结局。

书中只有14则故事,其中所描写的人,和先前光鲜亮丽的生活相比,剩下的是家破人亡,满腹疮痍,壮志难酬。他们或苟延残喘的活着,或行尸走肉般游走在街头,或凄惨离世。

摘几段书中的内容: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百乐门头牌舞女金兆丽即将下嫁陈老板,结束二十年的舞厅岁月。她在舞厅的最后一夜对被舞客搞大肚子的朱凤恨铁不成钢,又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和朱凤一样不幸的经历,帮朱凤继续生活。

金大班看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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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看的第一本书是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之所以放到这么后面才写,一是因为这本书我有太多话想说,也有太多疑问想去弄清楚,二是相比纽约客而言,台北人是我更有机会去接近的一个群体。

所谓的“台北人”,指的是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到台湾的一群人。这其中大略包含三个类型的人:一是政府部门;二是军队;三是大陆资本阶级。

《台北人》一书中所涉及的社会阶层很宽泛,高到政府高层军队将领,低到商人小贩夜场舞女,书名叫台北人,可这些人无一不是从大陆退去台北的大陆同胞,纵然阶级有着千差万别,从某种角度来说,却都是时代的放逐者,他们从叫嚣反抗再到最后漠然接受时代赋予他们的沉重结局。

书中只有14则故事,其中所描写的人,和先前光鲜亮丽的生活相比,剩下的是家破人亡,满腹疮痍,壮志难酬。他们或苟延残喘的活着,或行尸走肉般游走在街头,或凄惨离世。

摘几段书中的内容: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百乐门头牌舞女金兆丽即将下嫁陈老板,结束二十年的舞厅岁月。她在舞厅的最后一夜对被舞客搞大肚子的朱凤恨铁不成钢,又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和朱凤一样不幸的经历,帮朱凤继续生活。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的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护住,一脸抽搐着,白得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怔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的端详着她,她看见朱风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它鸡蛋的人拼命了似的。她爱上了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息着,要是这个小婊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了。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得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呼地的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姆妈好狠心,到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媛,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她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甘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将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

《梁父吟》中朴公从兄弟孟养葬礼上回来后,和孟养下属兼幕僚雷委员谈起年轻时候和孟养并肩作战的往事。他们共同创建民国,继承国父遗志,决心要完成国民革命。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献给共同的理想,他们的命运因此和民国的发展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此来说,个人的悲哀也映衬了时代的悲哀。

本书中的《思旧赋》与此主题大致相同,都是当年叱诧风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其部下们,赴台后宛如风中残烛的凄惨晚年。李宅辉煌风光的曾经和家破人亡的现状跃然纸上。以往轰轰烈烈在园子里摆酒赏花,如今夫人逝世,小姐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为此甚至不惜和父亲断绝关系,少爷从国外回来便精神失常,只能坐在院子里淌口水,老爷旧病不起,欲遁空门。这一切通过两位仆人的对话来展示,颇有“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之意。(此篇在此不做摘抄 以下片段都是《梁父吟》一文中的内容)

“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朴公侧过身去,微笑着问道。雷委员会心的笑了一下,却没敢答腔。朴公把头上的貂皮帽摘了下来,用手搔了一下头上那几络白发,又独自沉思起来。

“其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隔了半晌,朴公才喃喃自语的说道。

朴公说毕,赖副官已经把汽车叫过来送客,打开车门在那里等候着了。正当雷委员要跨上车的时候,朴公又招住了他,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道: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裳佩挂是要紧的。

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骚然的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朴公踱到院子里的一角,却停了下来。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架上齐齐的摆着九盆兰花,都是上品的素心兰,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璃龙纹的方盆,盆里铺了冷杉屑。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朴公立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髯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直到他的孙子效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

《冬夜》中讲昔日投身五四运动中的战士如今分崩离析,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但大多数人都过的并不怎么样,他们有的为生活穷困潦倒想逃出台湾令人窒息的环境,有的被所在国家行业政策逼迫无奈想回台湾,有的在奔波中失去生命,有的做汉奸被枪毙。值得一提的是开头所描述的台北冬夜,我隔着年代都觉得凛冽刺骨。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这本书创作时期正是台湾踏入“白色恐怖”的高峰期,有人说《台北人》是民国期间台北外省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此后,我再看到“当年随大部队撤去台湾的共计200万余人”这句话时,就像有一部波澜壮阔的电影以默片的形式在我眼前闪过。

关于他们心中的“大陆情结”,有或没有,是多是少,着实无从考究,可是我好像总能从这些人物眉眼之间读到一点对大陆土地的怀念。随着时间距离的隔阂逐渐加大,历史的变数也不再那么跌宕起伏,这些台北人从最开始想回大陆的迫切到最后接受败北的事实。命运在台北重新洗牌,此后他们不再与大陆荣辱与共,仅存的“大陆情结”在几代人的交替中,可能不复存在。

在一个特殊的契机下,我和一位台湾朋友进行了交谈。谈到这段时,他用了“拉扯”形容这段历史。那个年代太多的人被一段政治变革从大陆拉去台湾,在那个通信完全断绝的年代,几乎是咫尺天涯的距离便隔断了和大陆亲人再见的机会。

一场战争把我们隔了60多年,一部分人被迫与大陆分离远走台湾,难以消化的乡愁在那些峥嵘岁月里,化作一杯杯烈酒,一声声哀叹,一行行的泪,最后随着已经离去的外省人一代消失了,而留下的外省人的二代,三代怀着仅存的稀薄的乡愁拼命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归属感,寻找属于自己的乡愁。

这里我想到白先勇先生说的一段话: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中国现在强大了,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大陆人民太迫切的想找回遗失在外的同胞,把他们紧紧抱住,告诉他们不会有人再敢来欺负我们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而台湾人呢?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面对这片崭新的土地,陌生的脸庞,有过负面印象的政权,怎么可能那么快的产生情感?他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崩塌,害怕自己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甚至可能害怕,再一次被抛弃。就像小时候因为家境窘迫被送走的孩子,等到家境富裕的时候接他回来,他也不能在转瞬间就接受这一切,何况我们之间隔了60多年。

张悬在“国旗事件”之后回复了一封信,我摘抄部分:

“我们(不是发言者,而是我们都会有的)的许多观念,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我们各自被教育或听来的,所以我们有时才会回避政治,或是避免讨论任何有不同立场的话题以为是尊重,但因此我们反而永远没有机会平静下来,或是有机会互相了解。”

“如果我们能够因为体会过自己的生命是独立的,所以能够去体会于是尊重另一个哪怕截然不同的个体,那我们将有机会不必忌讳所以回避什么话题,我们会有只是消费以外的交流与交集。”

“旗帜,凤梨酥,台湾米,高山茶和繁体字,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都代表着我来的地方,我在哪里看到它们,永远都会是感激,认同和思念。我当然知道“国旗”是敏感的,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为我的身份认同想了很多年,但我不愿意逃避交流的机会,或逃避它们对不同的彼此来说目前是什么。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塑造与目睹它们以后会是什么。

请相信我与我所受的教育,都不是为了轻易划分种族或族群,反而是为了诚心真实去看待所有同与不同的事。

成年后,我决定我必须永远要比政治的教育更平静看待这件事,我的认同与看见“国旗”的开心,从不是为了诋毁不同意见的人的价值观,我跟外国听众怎么分享,就会带着同样的心意跟任何华人听众分享,没有一丝嘲讽与不敬。”

如果我们去了解那段历史,再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可能会做的是耐心聆听而不是一味的抨击,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它有魔力可以让我们变复杂,变沉静,变迷人。像任何一个等待远行者回家的家眷一般,我只想对台湾同胞说: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永远会为你留一扇门,一盏灯。

【这篇文章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台湾人,都是极为可爱和善的,我很愿意去和他们成为朋友。所以有些生活环境际遇跟我大不同的朋友,不必因为理念不合发表任何言论,一笑而过就好。】

此文摘自公众号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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