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

川贝枇杷
2018-04-27 看过

初涉精神分析的读者也许对“焦虑”、“ 性欲”、“ 爱的需要”、“ 受虐”这些词汇,既熟悉又陌生,即紧张又好奇。待到坐下来,翻开它,这里边所谈及的生活中的例子,也许使人不自主地联想起自己那些相似的经历,心里升起一个疑问:难道我也有神经症吗?这时候,合上书,再看看封面——《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定定神,也许这个时代的确人们都或多或少地焦虑、缺爱。害怕吗?是的,谁能不害怕呢?于是,抱着难以遏制的好奇心,壮壮胆子,继续探索下去;又或许为了证明心里隐约的假设,执拗地往下读。

假如是一个读过弗洛伊德的读者,他必将更从容的接纳这些词汇。凡人,不可能毫无焦虑,但我们还是有机会能让心里头过得更舒适一些,更健康一些。由于特别关注神经症在性生理上的因素,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导致一时间口诛笔伐。即使有人愿意承认弗氏是敏锐的,迫于社会文化的压力,恐怕也不敢公开支持。然而它的确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绘画……各种门类的艺术创作。人类永远在两条道路上探索着,一个是宇宙,一个是内心,前者向外,后者向内。弗洛伊德为我们在探索自己的路上,打开了一扇门,这个洞开的世界,在他的眼里一片漆黑。门开了,自然有勇敢者走进去,探个究竟。卡伦•霍尼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人类生理上的性冲动、童年经历是许多神经症问题的本源。卡伦•霍尼拓展了他的说法,她认为弗洛伊德过分放大了性的生物冲动和童年经历的影响,而没有考虑一个人具体的境遇。实际上,他所处的家庭、社会文化环境、偶然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对引发其神经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成为培育神经症的温床。霍尼很清楚地在书中阐述了,她如何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新的假设,这个新的假设来自大量的实际案例。同时,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她并没有推翻弗洛伊德,她只是调整了我们对神经症的认知方向。神经症患者的情况,其精神动力构成变幻莫测,比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更复杂。今天,在她的拓展下,我们了解到“性”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有时甚至不是因素也不是表现。抽丝拨茧,我们才得以窥见冰山一角。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所说:我所做的,不过是初出揭开了人类认知的新领域。

弗洛伊德是著名的神经科医生,他从大量的临床案例中,概括了神经症的特质,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症状,和症状彼此间的联系。他也创造了不少新词汇,比如“力比多”、“潜意识”、“移情”。弗氏的思维,即描述症状—概括神经症本质特性—用新的词汇表征问题。就是说,从大量具体的案例中,分析抽取神经症的根本特性,帮助我们认知症状与根源。这是极其具有弗洛伊德时代学术研究特质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哲学、社会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各种学科的发展,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现代思潮,使西方学术界整体的研究思路发生了转向。人们注意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焦虑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卡伦•霍尼的作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所以书名里有“时代的”,端源于她把神经症放在“社会心理”(或者说社会文化)层面来谈。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境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其症状和精神动力构成也极具个性化。霍尼认为,我们不能只考虑人们的共性,我们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注意他们的“不同”。

我想,这就是弗氏和霍尼的不同。他们分属于人类哲学史不同的时代,弗氏注重归纳,霍尼看到时代的差异,个体的差异。

我以为,一个抱有谨慎态度的学者,是不会对一个问题轻易下结论的。霍尼就是这样的学者。所以,如果有的读者阅读本书,因此疑惑自己是否也有神经症的症状,那么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类的焦虑、对爱的渴望、对受虐甚至死亡的幻想,都有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卡伦•霍尼在书中不断重复这个观点:正常的焦虑,渴望被爱……这些需求如果建立在实际需要的情况下,都很正常;而建立在幻想、恐惧等实际不存在的情况下,才属于病态。经过她的发掘,现在我们知道神经症并不只有一个来源,性则既是来源又是表现。

本书在论述神经症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焦虑”、“ 敌意”、“ 爱的需要”、“病态竞争”、“犯罪感”、“受虐”等主要症状。行文通俗易懂,条理从容,不但内行人受益匪浅,外行人读起来,亦能冰释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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