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摘抄(152页以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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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7 16:47:22

《反思社会学导引》,布尔迪厄、华德康,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第1版

p152.惯习(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惯习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的从实践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ars inveniendi)。

1.Attitude :布尔迪尔反感西方哲学的唯智主义特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是少见的例外。他认为理性行动逻辑是学究谬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学究谬误就是持有某种逻辑的专业人士常犯的错误。理性行动理论用科学家们用一概括实践的思维概念,取代行动者们在社会中建构的实践感。用这种视角解释出来的行动者,不是别的,只是学究本人的一种虚构投射罢了,即在行动主体(acting subject)里面投射了一个认知主体(knowing subject)。它的这种“虚构人类学”(imaginary anthropology),就是要把行动——是不是“经济行动”都一样——建立在行动者有意图的选择上,而行动者本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不受什么条件限制。这样狭隘地用唯经济主义的眼光理解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自然看不见行动者的个体历史与集体历史。而正是通过这些历史进程,寄居在行动者身上的偏好结构,与那些产生偏好、也往往被偏好再生产出来的各种客观结构一起,在一种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之中,被建构出来。

2.八卦: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将逻辑的事物错当成事物的逻辑”。

关于人类学:我的努力是以对当代社会的特定性质进行的历史分析为前提,构建一种广义的人类学,而别的人却将它解释为一套政治纲领——特别是有关学校体制或文化的政治纲领。

3.八卦:布尔迪厄说,很多人无法领会他的著作中俄人类学基础和理论内涵,,而他自己认为这是奠定他著作基础的实践理论和行动哲学。

4.名言:康德说,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据此,布尔迪厄说,今天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模式,其基础恰恰就是具体研究和纯理论家的“无对象理论”之间壁垒森严的区别和实践中的相互脱节。

5.布尔迪厄于1989年发表的文章《”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支配的符号基础》,发表于《农村呀研究》,研究的是有地产的家庭的长子,这些长子继承了家里的地产,他们原本在旧的体系里面是享有特权的,但是现在却成了特权的牺牲品,注定要独生。”被禁止的再生产“,因为他们不能抛弃特权地位,也无法适应新的婚嫁规则。布尔迪尔描述了一个处于特殊状态的婚姻市场,单身汉们站在舞场边缘打量,但是自身却并不进入。单身汉们是开放市场取代封闭市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从受保护的婚姻体制向”自由交换(往)“的婚姻体制过渡,产生了许多牺牲品,而且这些牺牲品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在这一阶段中,布尔迪厄转向统计材料,以显示根据这些被研究者的居住地点、“城市化”程度、教育等方面的因素,这一过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原文摘引:

6.两性差异的灌输强化了两性差异,在男女两性身上强加了互相不同的整套性情倾向,这些性情都与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社会游戏有关。男人身体的男性化和女人身体的女性化导致了文化任意性的躯体化,正是这种文化任意性持续地建构着无意识。我们可以从文化空间的一极转向另一极,来从被支配者的立场出发,探讨这种原初性的排斥关系。《到灯塔去》表现的正是这种立场。在这部小说中,伍尔夫对符号支配中一个颇为悖谬的向度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而这个向度却往往为女性主义的批判所忽视,即支配者运用他(对别人)的支配关系来对自身进行支配:一个女性的眼光注意到,任何男人都必须在他洋洋自得的无意识中,不顾一切地、有时甚至是令人同情地,竭尽全力去达到公认的男人形象。伍尔夫还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女性是如何通过回避那种引导一个人从事社会中的核心游戏的幻象,摆脱了涉身其中所必然沾染的支配里比多(libido dominandi),因此在社会中更容易对男性的游戏获得一个相对明晰的观念,而这些游戏,平常她们并不直接参与,只是托付他人。

7.男性支配是基于符号交换的经济逻辑,也就是说,是基于在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建中被制度规定的男女之间的根本不平等:即在主体与客体、行动者与被动工具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正是符号资本的经济具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点,解释了男性支配何以不管生产方式如何变化,仍然能够维持自身。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妇女解放只能来自于一种针对符号斗争的集体行动,这种斗争可以在实践中向身体化结构和客观结构的直接呼应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妇女解放要来自一种符号革命,这一革命对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本身提出了质疑,并且尤其质疑那种矫饰和区隔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作为区隔标志的文化商品被生产和消费的基础。p212

8.米尔斯在50年代末提出“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这两大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布尔迪厄说,从某个层次上看,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社会学的图景并无多大变化。一方面,经验研究仍旧把矛头指向那些更多地源于“学究常识”,而不是严谨的科学思考的问题。而诸如此类的经验研究又总是抬出所谓“方法论”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些“方法论”,太过于把自己看作是独立存在的专门领域,网络了一大堆方法诀窍和技术戒律,对于它们,你还必须敬若神明。而这些东西的目的呢,不是去探知对象,而是要让人们认为,它们是在探知如何去探知对象的方法。另一方面,你又面临那种脱离任何具体研究实践的宏大理论的复归。于是乎,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主义的理论探讨携手共进,互相帮衬,彼此吹捧。不过话说回来了,从另一个层次上看,社会科学还是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从60年代以来,随着扎斯菲尔德-帕森斯-默顿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的崩溃,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潮,产生了许多进展,开辟了新的论辩空间。这里我所指的,就包括由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开创的“微观社会学革命”,以及女性主义影响产生的一系列学说,等等。在“宏观经济学”力,一种势力强劲的历史思潮已卷土重来,现在又波及到文化社会学,以及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某些新学说之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显然都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p214

9.布尔迪厄:必须学会在你的社会学实践中,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

10.亚里士多德说,“德性需要一定的闲适”。没有自由所需的社会条件,就谈不上什么自由的德性。这和韦伯说的从政者最好是食利者有相似之处。布尔迪厄说,没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就没有自主性,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靠个人单枪匹马去赢取的。说到最后,自主性的必要条件就是存在自主的科学资本。因为科学资本有着各种防御、建构、论辩之类的手段,并且,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能使你免受异治性的诱惑。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场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参考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松内先生,自身是为不成功的作家,爬上了官位,利用权力来向往日的朋友无情地行驶权威。他是那群作家中最具异治性的一个,按照文学场域的标准,他正是最没出息的一个,也正是因为这个,他最容易受到美人鱼的蛊惑,也就是说受到政府、社会显要、政党等方面的利诱。)

11.布尔迪厄认为,学者们关于人文科学独特性的所有讨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人文科学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遵从着同样一些规则。你必须提出一整套连贯一致的变量说明体系,各种假设也必须统统纳入十分简明的模型之中,这样的模型还必须说明可在经验中观察到的大量事实。要想推翻这个模型,必须再拿出其他更强有力的模型来,新的模型也得符合同样的条件:逻辑连贯性、系统性和经验可证伪性。

12.布尔迪厄: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跌社会需求和作用。现在有些社会学家觉得有责任为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存在提供证明、寻求依据,并履行他们觉得有责任履行的义务。可是,为谁履行义务?履行什么义务?社会学必须首先明确自身的自主性,必须在关系自身的独立性问题上,拿出咄咄逼人、目空一切的强硬劲头来。只有凭借这种方式,它才能获得各种精确严格的手段,从而获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和潜力。至于它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潜力,就得看它是否拥有纯属科学的权威,即它是否自主性。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社会科学家要想为自己科学的进步出力,使自己的努力卓有成效,就应该努力建立并巩固各种能够克制不宽容倾向的制度机制,以促成更公开畅通的沟通形式,让各种观点更加顺利地相互撞击。这里说的不宽容倾向是说存在不同的各个国家传统,有可能演变成孤立主义乃至帝国主义,从而引起科学上的㾫狭。

13.布尔迪厄:科学理性应当不再将自身寄托在某种实践理性的伦理规范中,不再依赖于某种科学方法论的技术规范,而是铭刻在不同策略之间互相竞争的社会机制中,这种机制表面上看来无法可依,实际上其中所设计的策略都具备了足以调控自身的用途的各种行动与思维手段,而且这种科学理性还要铭刻在这一场域的作用机制所生产和预设的持久性的性情倾向中,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科学理性实现了自身。

14.反思性:反思性使一种更加现实、更负责任的政治成为可能。反思性的目的并不是什么“为艺术而艺、术”式的老套子。反思社会学能够有助于知识分子走出他们的幻觉,首先是摆脱他们自认为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尤其是认为对他们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并且至少可以从反面使这些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地以被动的无意识方式来助长符号支配。p237

15.p238,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自然啦,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深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至少在法国,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

16.p239,(接上)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任的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指责所在,常常不过是欺诈悖德行为的托词,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

17.那些“社会问题”从业者们是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置的“实践专家”,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在充分了解了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p245

18.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并因此踏上了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别看这种道德不起眼,它完全符合人类自由的范围要求,在我看来,这种人类自由并非一大而无当的东西。在社会场域这样的;领域里,事情总是不停地变化着,从没有什么彻底的预先决定。但话说回来,这种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比我们初涉社会学时所认为的高得多,有许多时候,面对事物被决定的程度如此之高,我也不免震惊,有时我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人们会认为你是在夸大其词。”不过,请相信我并非对这种决定机制津津乐道。实际上,我认为即使我对这些必然性因素过于敏感,那也是因为我发现它特别令人难以忍受而已。就个人而言,当我看到别人深陷必然性之中不能自拔,不管是穷苦人还是富人,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p243

19.我的社会学话语时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是有所区分的。而我的社会学实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以我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社会学的产物。而我始终不懈地将我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只不过不是在自恋症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类范畴的一个代表。......我这样说,并非要捍卫我自身、我的身份、我的隐私,而是要保证我的话语和我的发现,在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独立自主性。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个人——布尔迪厄——可以逃避对象话:我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具有的品味和偏好,喜爱之事与厌恶之事,也大致与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对应。我也被社会分派在某一个类别中,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你了解我的作品,就能够非常轻易地从对这种位置的知识中,从我写的文字中,推出有关我本人的不可胜数的事情。我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方面的一切必需工具;至于其他方面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20.问: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而不是哲学或精神分析,是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您发现了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自我理解最强有力的工具?哒:若想充分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对思想进行一长串社会分析。就这么说吧,我想,考虑到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考虑到那些我们称之为我的社会生产条件的那些因素,社会学是我的最佳选择,即使不能感到与生活完全情投意合,也至少可以发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实现了某种自我治疗。我希望,这种治疗同时已经产生了他人可资利用的工具。我始终不懈地运用社会学,力求在作品中清洗那些势必会对社会学家产生影响的社会决定因素。

21.布尔迪厄心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之一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他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真正的批判。

22.关于怨恨,布尔迪厄认为,“怨恨”一词并非舍勒所说的,被支配者对于支配者的愤恨,而是尼采所言,是社会学意义上残缺不全的存在形式的人,所具有的怨恨情感,这是一种人的情感。它建立在对支配者无意识间的迷恋之上。二社会学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病态的符号倒置策略,迫使我们去质问更深层次的东西。在布尔迪厄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也许在任何社会世界中,支配者的主要特权就是在结构上免于陷入怨恨之中)。因此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

23.在《学术人》出版不久,布尔迪厄在一篇反省此书的文章中,以罕见的饱蘸情感的语言写道:”社会学可以是一门极为有力的 自我分析工具,它可以通过让人们理解他(或她)自身的生产条件及其在社会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他(或她)自身到底是什么......“

24.布尔迪厄:只有当客观对象化过程包含了对推行这一过程(即对象化过程)的观注点本身进行对象化时,它才有成功的机会。简言之,在‘参与观察’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常见选择,只能妨碍我们把握‘参与性对象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前者必定以一种神秘化的方式沉浸于所研究的社会之中,而后者则对所研究的世界采取一种绝对(专制)的观注。......最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正是那些预先假定并暗中蕴含了最彻底自我批判的社会学。把从事对象化工作的学者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这既是充分彻底的客观对象化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只有当观察者本身被观察,只有当社会学家也成为客观化的对象时,而且不仅是他的社会身份,他自身被生产的社会状况,以及因此产生的‘他的心智的局限’要成为研究对象,甚至他所从事的客观对象化的工作本身,在这一工作中隐含的利益,以及它未来将会带来的利润,都将成为研究的对象,社会学家才有可能成功地完成客观对象化的工作。(1978a)

25.阶级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是布尔迪厄符号支配理论的核心观念,而这种合法化只有通过不同系统之间产生的对应关系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合法化并不要求文化生产者蓄谋尽心竭力地去掩盖事实,或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事实上,只有当文化生产者并不有意对文化进行合法化时,文化为阶级不平等所提供的‘社会正义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符号生产中,只有当知识分子作为专家真心实意地去追求他们的专门利益时,他们才能同时赋予一个阶级位置以合法性:意识形态的组成结构及其最具特色的运作过程归因于它们生成和流通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被专家作为对争夺所在场域相应才能(宗教、艺术等)的垄断工具来发挥作用,其次附带地才是被非专家用于其他目的。

26.p283,在《阿尔及利亚1960》里,布尔迪厄(1979c,也可见趋势农户其余各处)指出,阿尔及利亚的准无产者们无法跨越“现代性的关口”,正是后者造成了他们和稳定的工人阶级的区别。在关口的这一边,只要这些准无产者们“整个的职业生存都受制于任意武断性的规则”的支配,就无法形成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要求的那种“理性惯习”。任意武断的规则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这些人处于持续不安全感和极端的被剥夺之中。在这里,他们对世界的确信和他们的内在支撑以前是由农耕社会保障的,现在突然消失了,这种消失导致了文化的震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以上状况。由于行动者完全被束缚在与基本生存相联系的那些紧迫的经济活动之中,他们无法形成根据时间进行筹划的性情倾向,而没有这种性情倾向,就不可能体察蕴含各种选择的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决定。一个来自君士坦丁的无业者概括得好:“当你朝不保夕的时候,你又怎么能把握明天呢?”

27.布尔迪厄指出:“生存状况的同质性,使得群体或阶级的惯习在客观上也变得同质起来。正是这一点,使实践无须出于什么策略计算或自觉的规范参照,就能在客观上协调一致,这样无须什么直接互动,更无须什么明确的协调合作,就能得到相互调适。”

28.布尔迪厄揭露了“官封预言家”的社会科学家僭越了他们特定能力权限所及,经常装模作样地为着大众或“普世”的事业出力,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利益(二所谓的公共福祉,在许多时候最终不过是国家代理人当下所关注的问题罢了)。

29.社会科学只有拒绝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或社会操纵工具的要求,才能构成其自身。社会学家只能借助自己研究的逻辑来确立自身的地位,也许他们会为此而伤感痛惜,但除了这种逻辑,他们并没有别的,没有他人委托的工作或赋予的使命。

30.有些人总想将对社会法则的阐释曲解为预定的命运,并想从中找到宿命论者或悲观失望的屈从者的借口。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记住,科学说明为我们提供理解的手段,甚至提供宽恕的手段,而这些科学说明也同样可以赋予我们改造的可能。对支配知识世界的机制,我们的知识已经日渐增长,这一点不应或不一定会(should not)导致“使个人解脱令人困扰的道德义务的负担”,而这正是布福海寺(bouveresse)所担心的。正相反,它会教导人们,让她们在自己自由的真正所在之处,承担起义务,毅然决然地拒弃卑微至极的懈怠和畏缩,那样只会让社会必然性为所欲为;它会让人们努力战胜自己与他人身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机会主义,以及看破红尘、随波逐流的无所谓态度,那样只不过给了社会世界它想要得到的东西;东一点西一点的退让,直至放弃抵抗,对一切漠不关心,并且卑躬屈膝,成为社会世界支配过程的同谋。

31.“是什么需要向人透露?需要广为宣扬?是这种科学的观注方式,这种同时能够理解世界,也对世界进行对象化工作的观注。它反过来作用于我们自身,使我们能够勇于接受自身,甚至——如果可以这么说——宣扬自身的特性......这并不是把社会行动者约束起来,一成不变地将他们看成”原初性的社会存在“,看成某种命定之物,某种自然天性,而是要让他们有可能无所愧疚、无怨无悔地接受他们的惯习。

32.在生平错觉(the biographical illusion)一文中,布尔迪厄提出要取消那种“生活故事”的“人为产物”,这些产物往往”在社会上享有不可指责的地位“,代之以理论建构的”轨迹概念,这一概念应被理解为在一个空间内,由同一行动者(或同一集团)相继占据的一系列位置;而这个空间本身也不断演变,并且受到持续不断的变化的影响。有些人力图把生活看作一些相继发生的事件独特的、自足的序列,这一序列只是通过某个“主体”才连接在一起,而这个“主体”恒定不变,无疑完全就像一个专有名词那样,没有变化。这样理解生活是十分荒谬的,就像在考虑一条地铁线路的意义时,不问整个地铁网络的结构,也就是不理睬不同车站之间客观关系的聚合体。生平事件可以被适当地界定为社会空间中为数众多的场域中处于利害关键的不同种类资本结构相继发生的不同状态间为数众多的位置和位移。

33.《实践的逻辑》的前言是一篇篇幅很长的社会分析性导言,在它的结尾,布尔迪厄这样写道:“根据个人轶事进行的肆意反驳,拒绝进行科学的对象化构建,只能构建一个虚幻的人。社会学分析则与这种做法针锋相对,特别是当它把自己置于探究分类范畴形式的人类学传统之中时,就更加是如此。社会学分析通过将那些在一贯被视为主观性的领地中出没的客观性构建为它的研究对象,从而使一种名副其实的对自我的重新理解成为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些主观性的领地,诸如思维、感知和理解的社会范畴,正是所谓客观世界的所有表象背后的无私原则(unthought principle)。社会学通过迫使我们发现内在性中的外在性,揭示出稀有罕见事物的幻觉背后隐藏的司空见惯的机制,从独一无二的事例中发掘出所共有过的过程,这样就不仅在效果上否定了所有自恋式唯物主义的招摇撞骗,而且向我们提供了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使我们不屈于世界的力量,而是竭尽全力地构建出某种类似主体的东西,哪怕只是通过意识到社会决定因素才能实现这样的努力”。

34.科学应当优先处理的,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将社会上预先构建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这正是真正的科学断裂的关键所在。

35.要构建一个科学对象,要求你对“事实”采取一种积极而系统的态度。要与经验主义的被动性决裂(后者只知道接受常识中未经科学构建的“事实”),而又不堕入宏大“理论化”的空洞话语,这些并不要求你提出宏大、空洞的理论构建,而是要求你抱着建立一个模型的宗旨来处理非常具体的经验个案。

36.如果你必须把实践感的图式转变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这其中的目的并不在于去证明社会学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世界观中的一种,比起其他形式的世界观来,科学性既不更强,也不更差,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在于把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的重重包围中解救出来,避免实践理性侵蚀科学理性,避免那些本应该成为知识对象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构成社会世界实践感的东西,所有赋予活生生的世界以结构的各种知觉与理解的预设和图式,都被当作知识的手段来使用。把一个人对社会世界的常识理解以及在社会世界里的基本体验,看作一个人的研究对象,不以设定性的方式接受社会世界,不把社会世界当成一个面向某个主体的客体来建构的世界,这恰恰是避免深陷客体对象重围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把一切使有关这个世界的信念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即不仅把这个世界的预先建构了的表象,而且把这种表象的建构背后潜藏的认知图式,统统地置于科学的审视之下。

37.参与性对象化要求研究者与他们所固守和追随的那些隐藏最深、最不自觉的因素相决裂,而往往正是这些因素使那些研究者产生了对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兴趣”。也就是说,参与性对象化要求研究者全面摆脱与他们竭尽全力所要知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研究者往往对这方面所知最少。这项操作最难,也最为必要。

38.意识到客观主义对象化的局限,使我发现,在社会世界,特别是在学术世界里,存在着一整套制度,它们的效果就是使我们可以接受在有关世界的客观真理与有关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在世界中做了什么——这也包括成为研究对象的主体用“事情并非如此”的观念来反对客观主义的分析时的一切所作所为——的活生生的真理之间存在的鸿沟。在我所从事的这个研究中,具体来说,存在着集体性的防卫体系,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争夺对一个市场的垄断,而这样的市场里,一个人的顾客也是他的竞争者,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而这样的集体性防卫体系,能够通过使我们接受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托词和补偿性的酬赏,来使我们安于现状、随波逐流。正是这种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真理,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整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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