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绅政权 军绅政权 7.7分

军阀,现代化的桎梏?

T-Mac
2018-04-27 15:32:01

近日,老师在近代史课上向我们推荐了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一书,遂于孔网购得此书略读一二。

中国走向现代化,一直是几代国人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何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如此之多的荆棘、这些荆棘又如何扫除,这一直是人们思索的问题。陈先生在本书的论述中主要提及了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至1928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桎梏——军——绅政权。

一、 离心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凭借其舰炮政策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到1860年代中国开始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尝试——洋务运动,在这之后,一系列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太平天国、捻军)、对外战争一步步地侵蚀着中华帝国孱弱的躯体。中国的大政方针到了不得不变的境地,在怎么改的问题上产生了不一致的意见。

在野的绅士开始对行政人员产生信任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人主张立宪以保全中国的民族主权并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朝绅士之间也产生了隔阂,以“东南自保”最为显著。于是,保守派开始在190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有关教育考试、政权、经济层面的各项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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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师在近代史课上向我们推荐了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一书,遂于孔网购得此书略读一二。

中国走向现代化,一直是几代国人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何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如此之多的荆棘、这些荆棘又如何扫除,这一直是人们思索的问题。陈先生在本书的论述中主要提及了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至1928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桎梏——军——绅政权。

一、 离心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凭借其舰炮政策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到1860年代中国开始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尝试——洋务运动,在这之后,一系列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太平天国、捻军)、对外战争一步步地侵蚀着中华帝国孱弱的躯体。中国的大政方针到了不得不变的境地,在怎么改的问题上产生了不一致的意见。

在野的绅士开始对行政人员产生信任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人主张立宪以保全中国的民族主权并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朝绅士之间也产生了隔阂,以“东南自保”最为显著。于是,保守派开始在190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有关教育考试、政权、经济层面的各项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中华帝国的绅士集团种产生了离心倾向,有主张民主立宪的工商阶级、有要求共和的军人、有立主推翻清室的秘密结社,但此时的绅士集团中尚有大部力图维稳之人。

在清末新政之后不久,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政府作为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的地位进一步动摇,地方上逐渐形成军——绅政权,军人由绅士阶级的附庸一跃而成政治舞台的主角。遂成为1913年“第二次革命”的源头。

二、 地区分裂

由上诉的一系列离心运动后,中央政府不再强有力地控制着地方,产生了地区间的分裂状态。首先是南北之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洋军阀”与“南方军阀”的争斗,以不包含敌对势力的渗透为标准,北方主要有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福建东北部和中部;南主要是指云南、贵州、广西。南北之间以秦岭以南、武夷山以北和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缓冲地带在当时公路铁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以战略价值较高的四川为例,南北双方均以四川作为主战场,南北战争规模、次数的扩大促成了四川地区防区制(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成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的形成。其税收来源主要是田赋及其附加税、鸦片税、盐税。我们又以盐税为例,鄂西是长芦盐(今河北)、淮盐(江苏)、川盐争夺较为激烈的地区,处于财政层面上的考虑,四川的军绅政权常常因势利导以保证其政权稳固。

需指出,内战的南北双方也为和平做出过努力,即1920至1924年各省所倡导的“联省自治”运动。还是以四川为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出现了“川盐济楚”的现象,其背后是淮盐遭到打压的缘故,因此出于保护川盐同时还有鸦片税的考虑,川军援楚是四川军阀的既定策略,而吴佩孚在湖北的胜利对四川的自治运动则是沉重的打击。可以想见,“联省自治”在全国范围内最终成了一场有“自治”而无“联省”的运动。地区间的分裂因土地、资源等问题而不可调和。

三、 派系斗争

在地区的分裂之外,又存在着派系间的争斗,北洋军阀中便分别爆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之奉战争;南方军阀中又以在广东的争夺最为激烈。而导致这些冲突最根本的原因还在财权和军权的分配上,向外延伸便是派系间关于内政、外交、法统等问题上的分歧了。

派系文化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中的体现很显著,甚至在金融界也不例外。在军绅政权中,上下级通常事父子、师生、施恩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人情同心圆”,那些热衷于新式政治组织的人通常也是派系斗争者,一个政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外交上则主要体现在欧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的分歧,各个军阀在这些事件中均怀有私心(我们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突出表现在不同军阀在五四运动之后对游行示威的学生的立场,在这当中,真正对学生动用武力的是皖系和支持皖系的军阀,直系军人和南方军阀则未采取高压政策。

四、 底层的挣扎

陈先生在本书中提及了军绅政权中的兵,近代中国,兵祸匪祸连绵。据陶孟和先生对山西警卫旅底层士兵人员结构的研究,在这5000人中有87.3%的人来自农业或是失业者,其余则是小手艺人、教书先生等。他们中绝大多数不识字,年龄多在15至29岁间,承受着较大的家庭压力。据陶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当兵是一种职业选择。而在正规军之外,各省脱离生产的农民绝大多数去当了土匪,且正规军吸纳土匪是常有之事。这些训练素养极差的军队往往造成兵祸、匪祸。一定程度上,军阀需要手下的军队保障他们的安全,士兵则需要领饷养家糊口,以至于军阀欲裁不能、骑虎难下,造成财政上的恶性循环。

同时,军绅政权也与农民展开了对农业生产剩余分配的斗争。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地主可通过投资于工商业来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一些不发达的山麓地区,加租、加息、扩大土地面积来保证支付税收而变得不可避免。陈先生在文中以四川为对象,对四川的农村收入和全省农民结构列出了表格,我们发现农民的收入随着所拥有土地的面积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拥有最少土地的佃农无疑是收入最少的,1931年至1935年间,拥有50亩土地以下的佃农的收入竟为负数,拥有100亩以上的地主则高达1068元;同时,佃农的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自耕农则呈下降趋势,只有半自耕农基本持平。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动。农民对于不道德的经济压榨的岔怒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或是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相结合便衍生出了农民革命。这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举足轻重。

五、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可以得出结论,军——绅政权的出现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弊大于利的,这些军阀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交通、科技教育的发展作用有限甚至是负面的(其每年用于战争的军费数倍于新式工业的总资本)。

尽管如此,在缺乏切实证据的情形之下将他们简单扣上“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是极其简单粗暴的,李鸿章在其《筹议海防折》中便已指出西方列强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各国条约断难更改,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谈平等似乎是痴人说梦!在批判的同时保有一丝温情与敬意应当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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