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浮生仍有梦
2018-04-27 看过

偶然对明朝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去找了这本盛名在外的《万历十五年》。现根据不同的章节再按自己的思路梳理一下。

《万历十五年》(明朝本身、张居正、申时行、万历、正德、海瑞、戚继光、李贽)

对于明朝本身:

不可否认明朝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盛和稳定,不过它的弊端也显而见。

1、 重文轻武的畸形机制。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趋于稳定时,文官制度得到大规模发展,文官除了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也是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国的实际主人。然而体制教条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不能与时俱进的进行改革,仍然遵循老传统。明朝以伦理道德为治国标准,道德至高无上,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与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况且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需要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道德观念作为救命符。说得严重一点,这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会发展的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也越来越困难。张居正在位十年,仅仅够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使群臣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归依”就表现了他调和阴阳两极的方针。

2、 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历史上直言纳谏的例子不少,但就算是这种看似为国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行为,其实内里也存在着阴谋论,某些人臣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即为“讪君卖直”。当然,为国事兢兢业业的文官也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官场人心复杂,勾心斗角之事也在所难免,有时候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整个方式“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引起公众注意,促使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累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则为一例),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其实这一套路放在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社会,仍然实用。

张居正:

纵观张居正整个执政生涯,不能不承认他的足智多谋和精明能干,如果不是他,明朝也许不会出现所谓的“万历之治”。至于他死后的被彻底清算,历史上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就算张居正本人执政期间一丝不苟,任命的官员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他的十年“专政”,也无非是局部整顿,而非体制上的改革,这种整顿,严重威胁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安全感,原因在于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太过严厉,强求效率增高而超过了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他本人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执政十年,虽政绩略有成效,但也毕竟锋芒毕露,树敌无数,死后被清算,也在情理之中了。

申时行:

通篇看下来能看出作者黄仁宇对于申时行的评价比较高,否则也不会动用这么多篇幅去刻画这个人物,面对历史上说他不能“直言纳谏”,“在位执政使明朝发展停滞不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释。确实,申时行和张居正的性格大相径庭,申时行主张以恕道待人,以柔克刚。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都是万历与群臣之间的调和剂,好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不能不说申时行是明智的,他的办事原则是基于对本朝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制度下,人君和群臣必须相互迁就相互让步,倘若一方只是坚持大义之所在,则只有逼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虽然申时行任首辅之时国家的发展并无明显进步,但在这种文官与皇帝矛盾空前白热化的时代,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应付一切,让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也是一种本领。

万历:

1、 万历是明代即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8年,前十年励精图治,然而后面心灰意懒,长期怠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万历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万历登基之后,他的职责和权限已和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是文臣所规定的,感情更需绝对的抑制,从小早熟,强迫遵循各种礼法和道德规范。其实随着朝代发展,各项制度早已成熟,朝臣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毫无主见,不携带任何个人嗜好和偏爱的君主。此刻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名义上是天子,其实受制于群臣。文臣为了防止正德朝代的重演,决心不再把朝廷大权放任在一个年轻人手里,而是强迫万历遵循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万历的自尊心受到损伤,就设法报复,多年经验发现最有效的报复就是消极抵抗,即为“无为”。在万历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明白自己难以避免历史的指责,但是由于他的聪明敏感,又不甘心做臣僚的工具,于是虽消极无为,但仍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2、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然而万历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使文官既得不到物质上的报酬,精神上的动员也成为泡影,一片丹心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各个带有爆炸性的小团体。到后期,大臣们也以消极敷衍的态度应付局面,使整个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之所以能勉强维持,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能靠惯性使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

正德:

看完之后徒然对这个不按套路出牌、我行我素的皇帝充满了兴趣。正德一生一意孤行,富有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然而生不逢时,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则注意个性的收敛,以至于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以后,群臣在表达自己的哀痛之余,实则都长松了一口气,而正德去世以后被谥为“武宗”,也是明褒实贬。

海瑞:

印象比较深的一段是,问道一个君子何以有志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为农、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海瑞的一生体现出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也许海瑞为人处事的方法在大多数人眼里都甚为怪异,做法也无人效仿,但他的信条和个性也使他被人尊重、仰慕。

戚继光::

都说“乱世出英雄”,在这样一个文官制度高度成熟的时代,戚继光作为武将能被历史记住已是着实不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他有清醒的现实感,是一个实干家,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自己的天才的将领。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了至矣尽矣。说他是一代武将未可有错,但他本身也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复杂人物,否则也不会在如此复杂的官场之中,以一个武将的身份混的如鱼得水。不过由于与张居正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反张”运动中也被弹劾,失权失力,最终晚年凄惨,郁郁而终。

李贽:

最后一章把自己彻底看懵了,因为我对哲学实在是一窍不通,看到李贽受王阳明思想很深,我就特地跑去问了把王阳明奉为男神的闺蜜。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四句话。

“这四句差不多可以简单概括他的思想,讲的是不同的境界,做个比喻的话,比如你有一把菜刀,它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而用它切菜或是砍人,取决于你,也就是良知;而你用它切菜,不拿它砍人,就是格物。”

闺蜜说她喜欢王阳明,是因为他和他的思想都很豁达,阳明心学差不多相当于金融小说里的乾坤大挪移,取各家思想之精华,然后灵活运用。等到哪一天自己真的对哲学产生兴趣并开始有所了解,一定要来重读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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