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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徐静波)

夏尔·言
2018-04-27 09:54:06

本书的译稿大部分是在1998年底完成的。1998年我在日本乡间的长野大学任教,正开始做村松梢风的研究,勉力搜集了他有关中国的大部分作品。当时应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之约,从他的各种作品集中选出若干篇翻译成了一本中国旅行记,译作还是手写稿。不意风云诡谲,该出版社总编辑因故易人,又因版权问题等,译稿也就一直被束之高阁。此次蒙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弃,付梓出版。“魔都”一词,如今已是炙手可热,成了上海顶级的流行词,而其最初的制造者,就是村松梢风,时在1923年。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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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译稿大部分是在1998年底完成的。1998年我在日本乡间的长野大学任教,正开始做村松梢风的研究,勉力搜集了他有关中国的大部分作品。当时应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之约,从他的各种作品集中选出若干篇翻译成了一本中国旅行记,译作还是手写稿。不意风云诡谲,该出版社总编辑因故易人,又因版权问题等,译稿也就一直被束之高阁。此次蒙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弃,付梓出版。“魔都”一词,如今已是炙手可热,成了上海顶级的流行词,而其最初的制造者,就是村松梢风,时在1923年。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不过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特别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作家文人在中国的活动时,村松氏却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人物。自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他大约来过中国近十次,足迹北及东北、热河,南涉台湾、广东、香港,有关中国的文字,仅结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此次将他有关中国的旅行文字编选翻译出来,其意义大概有两个。

其一是记述了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历史实状,在中国的文献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或已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漶漫不清。梢风的文字,并非事后的回忆,而是即时的实录,且文字亦颇为生动,权当一部黑白纪录片来观看。

其二是反映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与同时代的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诸人不同,来中国之前,梢风对于中国并无太多的学养和知识,相对来说成见和偏见也较为淡薄,在他的文字中所体现的,多为直观感受,鲜活生动,也不免有些肤浅低俗,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多少也有些流露。在文人中,他算是一个游荡儿,吃喝嫖赌都不会缺位,在这方面,与井上红梅有些相近,也因为如此,笔墨所涉,就相当广泛。开始的几年,他对中国相当痴迷,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大正昭和时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多达上百种,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是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这种笔下的温情,构成了上海事变前梢风中国观的基本色。

需要指出的是,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成了梢风中国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梢风从此前的中国赞美者,骤然变成了日本当局的同调者。严格地说,上海事变以后梢风到中国来已不是纯粹的游历了。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的著述结集出版的有《话说上海事变》(1932年)、《热河风景》(1933年)、《男装的丽人》(1933年)和重新编定的《中国漫谈》(1937年)、《续中国漫谈》(1938年),在战后有将以前的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稍作修改后重新出版的《回忆中的上海》和《燃烧的上海》。虽然他对中国的情感依然无法割舍,但狭隘的日本人的立场却严重扭曲了他观察中国的视角,我在《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一书中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对于本书中出现的一些旧地名和一般不广为人知的人物、事件以及有关日本的词语,译者做了适当的注释。

最后,对于使这部译稿在长期蒙尘之后终于得见天日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徐静波

2017年1月13日

于复旦大学望得见燕园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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