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木谭》

陈嘉映
2018-04-26 21:44:04

关于五四精神遗产和基督教,我觉得唐逸先生谈得很深很透。严复认为中国的道本质上和西方的宗教是一样的,都是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敬畏。唐先生谈过要对最原初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对原初的东西的敬畏”这个提法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想也要考虑到另一方面,那就是在现实中,它可能导致某个实体、某个组织掌握了对可敬畏者的最终的解释,例如像西方的教会。

唐先生谈到对理性的后现代的解构,这似乎可能引向两种结论。一种是唐先生说的,不可把一切都纳入理性的领地,对理性的解构有助于保持“对原初的东西的一点敬畏”。另外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把理性解构了,没有理性的标准了,那么怎样解释都无所谓了。

这就回到唐先生的另一个话题,思想史的方法问题——分析和解释,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关注的问题,只不过我更常用科学方法和解释方法来称呼这种区别。我同意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解释是有限度的,否则就成了艾柯所说的过度解释。但解释的限度何在?解释最终落在我们的自然理解上。自然理解的确为不同的解释提供空间。如果解构是对惟一的、霸权式的理解的解构,我很同意,例如反对科学对理解的霸权。但是,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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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精神遗产和基督教,我觉得唐逸先生谈得很深很透。严复认为中国的道本质上和西方的宗教是一样的,都是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敬畏。唐先生谈过要对最原初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对原初的东西的敬畏”这个提法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想也要考虑到另一方面,那就是在现实中,它可能导致某个实体、某个组织掌握了对可敬畏者的最终的解释,例如像西方的教会。

唐先生谈到对理性的后现代的解构,这似乎可能引向两种结论。一种是唐先生说的,不可把一切都纳入理性的领地,对理性的解构有助于保持“对原初的东西的一点敬畏”。另外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把理性解构了,没有理性的标准了,那么怎样解释都无所谓了。

这就回到唐先生的另一个话题,思想史的方法问题——分析和解释,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关注的问题,只不过我更常用科学方法和解释方法来称呼这种区别。我同意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解释是有限度的,否则就成了艾柯所说的过度解释。但解释的限度何在?解释最终落在我们的自然理解上。自然理解的确为不同的解释提供空间。如果解构是对惟一的、霸权式的理解的解构,我很同意,例如反对科学对理解的霸权。但是,后现代主义中的很多提法,看似在对抗科学主义,实际上更像与科学主义共谋,就像是因为人文思考不能达致惟一真理而产生的一种绝望。

问题在于,尽管对某个历史事件没有惟一的解释,例如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没有惟一的解释,但仍然有较好和较差的解释,而这些差别是多多少少可以说清的。我们既不可硬说科学真理也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因为这明显荒唐;也不可要求在其他领域,例如在人文思考领域内,达到惟一性的真理,如果达不到,那么,怎么解释就都无所谓。

无论从哪个方向上把科学和人文解释混为一谈,都不能防止科学主义的泛滥,反而会助长这种倾向。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在于看到科学真理只是真理的一种类型,并且从学理上澄清这种特殊类型的各种特质。

——收入《泠风集》,2001,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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