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考察

Ivanoff
2018-04-26 13:50:01

一、小说的驱动力:父亲 《墙上的父亲》三万多字,从篇幅看,是标准的中篇小说。小说的篇幅与小说的写法有着一定的关联。短篇小说的写法明显要比长篇更加多样,以至于哈罗德·布鲁姆觉得那些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们不是在用同一种体裁来写作,“也许短篇小说只是像一个又一个奇迹彼此相联吧。”由于长度的需要,中篇和长篇就需要一种比较持久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会难以为继。这种内在驱动力,对应到鲁敏的这部中篇小说,即是它的标题——墙上的父亲。

父亲,像一个幽灵,一直游荡于小说之中。父亲之死是小说的前史,当他被定格成一张遗像挂在墙上时,叙述者(如同那些稍微卖点关子的讲故事者)其实是在进行一个断言:整个家庭将会无法摆脱此一“前史”,并会由此发酵,生发出一系列相关事件。我很期待鲁敏会在某个节点,掀开父亲隐匿的笼罩,从而摆脱这个看似是唯一的叙事依靠。然而并没有,那个死去的父亲,影响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家里的三个女性都像是猥琐的蝼蚁,离开了父亲便卑微得不像话。

稍微有一些女性主义观念的人,可能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叙事之必要,还是隐含作者的某种观念在作祟?可以发现,“父亲”在不同时刻演化成了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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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的驱动力:父亲 《墙上的父亲》三万多字,从篇幅看,是标准的中篇小说。小说的篇幅与小说的写法有着一定的关联。短篇小说的写法明显要比长篇更加多样,以至于哈罗德·布鲁姆觉得那些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们不是在用同一种体裁来写作,“也许短篇小说只是像一个又一个奇迹彼此相联吧。”由于长度的需要,中篇和长篇就需要一种比较持久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会难以为继。这种内在驱动力,对应到鲁敏的这部中篇小说,即是它的标题——墙上的父亲。

父亲,像一个幽灵,一直游荡于小说之中。父亲之死是小说的前史,当他被定格成一张遗像挂在墙上时,叙述者(如同那些稍微卖点关子的讲故事者)其实是在进行一个断言:整个家庭将会无法摆脱此一“前史”,并会由此发酵,生发出一系列相关事件。我很期待鲁敏会在某个节点,掀开父亲隐匿的笼罩,从而摆脱这个看似是唯一的叙事依靠。然而并没有,那个死去的父亲,影响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家里的三个女性都像是猥琐的蝼蚁,离开了父亲便卑微得不像话。

稍微有一些女性主义观念的人,可能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叙事之必要,还是隐含作者的某种观念在作祟?可以发现,“父亲”在不同时刻演化成了实用主义、恋父情结、偷窃嗜好、男权崇拜,“父亲”是一切秘密的源头,需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轻易不可触摸,所以王蔷会急忙从K处逃出。只是,这个秘密之源就挂在墙上,放在钱包里,极为确定,只需一抬头或一低头便能望见——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时刻戳痛自我的肖像,“父亲”之驱动力由此成为文本的张力。看来,“父亲”在文本中的地位越重要,所能搅起的波澜越大,对于小说写作便越有实用意义。不过,值得怀疑的是,“父亲”之作用,是不是仅仅存在于此篇文本中的幻想呢?换言之,文本中不断更新的关于父亲的发现,是受限于文本的,还是能在世界中立足的呢?

从小说驱动作用来看,“父亲”是绝妙的驱动器;可是,望向小说的世界,逼仄得都被“父亲”包围了。《墙上的父亲》不是向外敞开的,它极度封闭,来来回回在固定的三个人之间打转,其余的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陪衬,毫无指向更开阔处的能力。那狭窄的家庭内景,与人物狭窄的思维活动有着很明显的对应关系。一直要到小说的结尾,父亲遗像那“不能承受之轻”,既昭示了父亲压在文本上的沉重,又在死亡的轻盈感中暗示出能让人稍微松一口气的未来。“父亲”的另一维度——曲折的温情——才得以倏然展开。而我认为,这一种架构方式,其写作的考虑大于人性的考虑。 二、飘忽的叙述者 叙述者是谁?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墙上的父亲》开篇即用一种极为贴合故事的声音,来讲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片段,仿佛那个声音就出自家庭内部。然而往下看去,王蔷出现了,王薇出现了,叙述者却没有出现——原来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叙事。

可奇怪的是,这个叙述者的讲述方式,却好像对这个家庭了如指掌。他/她如同这个家庭的又一个孩子,用着“父亲”和“母亲”的称呼。他/她深入各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为她们的行为和心理给出解释,为她们的生活叹息。仿佛叙述者是一个此家庭中的幽灵一般,不在而在。鉴于小说的聚焦者基本上是王蔷,我们可以把许多奇怪的声音看成是王蔷所发——看来,这是一个伪第三人称叙事的第一人称叙事。

这个判断仍然不够准确。毫无疑问,叙述者是全知的,也是同情其所讲述的人物的(试看这一句:“她粗枝大叶拉拉扯扯地拖着女儿们往前走,只要能往前,就是好的,就算有些破绽明显的成长症结,她也是听之任之,直至成年,那些幽暗的伏笔,以曲折而隐晦的方式演变成别的果实”),这些都无所谓对错。真正奇怪的是,叙述者何以同情并未给出提示,导致了叙述者是一个飘忽的声音,无法在小说中进行定位。换言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可靠叙述。

我们当然可以从鲁敏本人的非虚构作品中窥见她对于“父亲”主题的执念,以及她的成长经历与小说的互文关系。在鲁敏的散文名篇《以父之名》中,到处可以看见《墙上的父亲》的本事:“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指的是《墙上的父亲》的王薇;“父亲与母亲的事情,错在他,并且有许多令人羞耻、被乡人传谈的细节,那些事情,而今说来也不新鲜,无非就是男女”这又和小说中父亲的婚外恋直接挂钩;“那几年,我们过得颇为艰难,一个细节:菜叶汤是一道很好的菜,但如果加了豆腐,那简直就完美”这是小说里面母亲烹饪技巧的一个片段。但我想,作者与作品的互文有其限度,并且也是可疑的:如果一部作品必须要求读者了解其作者才能得到连贯的理解,那岂不是全然否定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小说可以选取作者自身的经验片段来创作,但这些片段已经在另一种语境下了,绝不会与发生过的现实事件等同。自身的经验也好,他人的故事也罢,这些素材最终都要落实到作品的完成状态。《墙上的父亲》在呼唤读者去探索隐含作者的情感来由,而答案不是靠思考来给出,而竟然是作者本人的其他篇目。这就是这位叙述者为何“不可靠”的原因——他/她的部分声音竟然来自于文本之外。 三、语调之异样 让我们再来看那位叙述者中途插入的议论。正因为这是一位同情人物的叙述者,与小说的故事贴得相当近,于是,文本的思维深度不会溢出叙述者的思想内容,我们遂能以叙述者的头脑来评价整部小说。

在构建叙述者思维的时候,语体便成为一个绝佳的观察角度。王薇,这个家庭中的小女儿,叙述者如此说她爱吃的癖好:

这分秒必争、有条不紊的忙碌里,有种化繁为简、诸事不管的超然物外。

短短一个句子,用了五个四字成语,其中四个都是用在定语的位置,成为滞重的修饰词。

紧接着,叙述者回溯王薇这一爱好的由来:

那几年,家里确乎惨淡,伙食比较粗陋,她反倒对‘吃’一事兴趣异常,有股子‘抢’的劲头……

很难想像,在一个顺畅的讲述中,为何“吃”与“抢”要加上如此醒目的双引号。对话之外的引号,在整个《墙上的父亲》中出现频率之大,简直到了令小说读者瞠目结舌的地步。引号,在语流之中如同一块横亘而来的岩石,立刻使文本的行进受阻。可以再举出好些用例:

事实上,王蔷知道:就是到现在,王薇还是喜欢”搞“。 迎面而来的人们一望而知,她们三个是到厂里去”占便宜“的。 她们感到自己长大了,可以”谈谈“了。 王蔷说着,愈加气愤,像小牛那样”呼哧呼哧“的。 王蔷认为,一个人,为了取得与众不同的特质,为了在人群中”出挑“,任何手段都可以谅解,况且她并没有撒谎。

类似的用例还有许多,能够随处在文本中看见。这些泛滥的引号,其用法是规范式的,似乎来自于中小学教育:突出、强调某个词,或表示此词有言外之意。如是的用法,我们能在公文、社论中大量看见,几乎已成为某种腐朽的定式。公文式的用语,还有几处明显的踪迹:

第二天,她就开始抛头了、露面了,用她的方式披荆斩棘,蜿蜒前进,争取她们利益的最大化。 有钱与没钱,这概念是相对的、发展着的,在与”这一个“交往的同时,谁会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更加有钱?或者,”再下一个“的发展潜力会更大……

我不认为一个小说家不会敏感于标点、句式的效果,因此,我能想出的唯一解释是,这位叙述者是王蔷的一个独立分身,既能低空俯瞰整个故事,又能钻入人物的内心,说出来的话也符合王蔷的身份和经历:有文化,但不是非常有文化;对家人既同情又憎恨;对往事的描绘有其侧重点,但因为表现能力之不足而只能干脆用引号来彰显。 如此一来,一些其他的语体特征竟然也能得到很合理的解释。有些时候,小说会在一个叙事片段之后给出一个人生譬喻,而这些譬喻来得突然而矫情,并不能切到实处。

走在这繁华世道最边边的羊肠小径上。 他像根冰棍那样,化成了一摊。

但假若把譬喻看成是王蔷的发明,竟然显出了它们的无比贴切——对于王蔷来说,只能做到这一步,表达虽然未能完成,但在表达欲之中有着难言的受惊、失落、彷徨。 直至此,我才发现《墙上的父亲》给我带来的怪异感的核心:小说试图用一个全知叙述者来统摄整个叙述,然而这个叙述者和所叙述的人物之一——王蔷——靠得太近,以至于像是自己在评论自己,却又选择了以讲述他人的方式来讲述。于是,小说声音的发出者,就像一个幽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文本的病室中,编织出这一部《墙上的父亲》。它自有其病态的、恍惚的美,甚至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风格,但或许因为与经验表象靠得太近(无论是事件还是反思),而没能加固其完成度。《墙上的父亲》显示出从底层的绝望生活中提炼出某种美学的倾向和愿望,但明显不够成熟,尚待鲁敏本人和后继者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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